【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在就业困境、经济压力与激烈竞争交织之下,一股异于寻常的“学术追星”热潮正在中国年轻人之间蔓延。他们追逐的不是流行歌手或影视明星,而是一位54岁的人类学家——现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
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 Fan Wang 近日报导,从求职、买房到婚恋与成家,“必须不断往前跑、不能落后于人”的压力笼罩著许多中国年轻人。当高速成长年代留下的成功想像,逐渐撞上工作难找、生活成本高涨与向上流动愈发艰难的现实,一代人的迷惘与焦虑也随之浮上台面。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项飙,正因直面“内卷”、“悬浮”以及青年精神困境,意外成为许多人追捧的“学术偶像”。他们从项飙的文字与演讲中寻找的,或许不只是一套学术理论,更是对自身困境的解释,以及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重新掌握人生方向的可能。
从“学术追星”到精神之锚:焦虑中国的青年寻找出口
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场讲座,约500名听众挤满会场,其中多数是海外华人。项飙以中文演讲一个多小时并回答现场提问;活动结束后,数十名年轻人仍排起长队,等待与他合影、交谈。一名23岁中国毕业生形容,眼前景象俨然是一场“学术粉丝见面会”。
然而,这场看似热闹的“学术追星”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一代中国青年的集体不安。这名毕业生因担心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可能影响回中国求职,要求BBC隐去姓名。她坦言,从校园走进现实社会充满巨大不确定,人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普遍感到焦虑与无所适从。“人们需要一个人生的锚”,而项飙的话让他们产生一种难得的感受——终于有人理解自己的处境。
这种追捧并不限于海外。项飙在中国国内同样拥有相当影响力,曾接受多家主要媒体采访,也多次前往顶尖高校演讲。今年稍早,他在母校北京大学的一场讲座因会场爆满,不得不同步进行网路直播;“有疑问,问项飙”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说法。
一名研究社会问题的人类学家,能在年轻人中获得近似明星般的追捧,本身就是值得观察的社会讯号。当工作、住房、婚恋乃至向上流动都变得更加不确定,许多年轻人寻找的已不只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理解自己为何如此疲惫、焦虑,甚至看不清未来。
更具反差意味的是:一方面,中国青年迫切寻找一个能够理解并说出他们困境的人;另一方面,一名年轻人仅仅向外国媒体谈论自己的迷惘,就担心可能影响回国求职,甚至不愿留下真名。当一代人需要在匿名之下诉说焦虑时,这场“学术追星”所映照的,恐怕已不只是对项飙个人的崇拜,更是中国青年对安全表达、理解自身处境与寻找人生出口的深层渴望。
“努力就有回报”失灵:体制与经济夹击下的内卷世代
项飙受到年轻人追捧的背后,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层转变。过去数十年的高速经济成长,曾让许多人相信,只要努力读书、考进好大学、找到体面工作,再买房成家,就能一步步向上流动。然而,随著经济成长动能减弱、房地产长期低迷、就业市场承压,这套“努力就能换来稳定回报”的成功公式正在失灵,过去被高速发展掩盖的结构性矛盾也集中浮现。
青年首当其冲。2023年6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飙至创纪录的21.3%;就在数字屡创新高后,中国国家统计局一度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月后才以排除在校学生的新统计方法恢复公布。官方称此举是为改善统计方法,但暂停发布恰逢失业率创下新高,也引发外界对数据透明度的质疑。对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是:投入十多年教育与竞争后,一纸文凭是否还能兑现原本期待的工作与生活。
即使挤进职场,焦虑也没有消失。长工时、高压竞争与年龄歧视,催生出令人闻之色变的“35岁魔咒”——不少求职者一旦跨过35岁,职涯选择便明显收窄。
2026年度中央公务员招考虽首次将一般报考年龄上限从35岁提高至38岁,却难以消除民间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年龄焦虑。从年轻时拚命“内卷”,到35岁后担心被职场淘汰,一条原本承诺稳定与上升的人生轨道,正变得愈来愈不确定。
项飙将这种焦虑指向更深层的发展模式,其中两个重要支柱就是房地产与高等教育。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住房因而与家庭财富、婚姻条件和社会地位紧密绑定;高等教育快速扩张,则在提高受教育人口的同时不断推高求职门槛。教育、就业、住房与婚姻彼此咬合,逐渐形成一条高度标准化的人生跑道:考高分、读好大学、进体制或大公司、买房、结婚。
这正是“内卷”(involution)最令人窒息之处:所有人投入更多,只为避免掉队;竞争愈来愈激烈,成本愈来愈高,回报与安全感却没有同步增加。当“努力”不再可靠地通往“更好的生活”,年轻人的问题也从“我还要多努力?”逐渐变成“这样努力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项飙之所以击中许多年轻人,正在于他把这种私人焦虑重新放回社会结构中理解。他提供的不是快速成功的处方,而是一套语言,让年轻人看见:失业、买不起房、职涯受阻,未必只是个人“不够努力”,背后也有经济结构、教育竞争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影子。
高压审查下的情绪出口:从“躺平”到“消失的附近”
经济焦虑之外,中国严格的政治与网路审查,也为青年情绪蒙上另一层阴影。对制度与政治的直接批评往往高度敏感,但生活压力并不会因此消失。从高考竞争、天价彩礼、食品安全,到加班文化与青年失业,各种社会议题因此经常成为网路情绪集中爆发的出口。
当改变现实显得遥不可及,一部分年轻人索性选择“躺平”:不再拚命加班、不再盲目追逐买房成家,拒绝把人生全部投入无止境的竞争。项飙则用“悬浮”描述另一种生存状态——人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不断读书、求职、加班、迁徙,仿佛只有不停转动才能维持原位,一旦停下就可能失去安全感。他所说的“陀螺式经济”,正是这种高速流动、低保障的写照:人看似一直向前,实际上可能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倒下。
另一个引发共鸣的概念是“消失的附近”。当人们一端被升学、工作与生存焦虑牢牢占据,另一端又被国家、世界与成功等宏大议题吸引,介于两者之间的邻里、社区、人际关系与真实日常,反而逐渐从视野中消失。个人看似与整个世界高度连结,与身边真实生活的连结却可能愈来愈脆弱。
项飙之所以击中许多年轻人,或许正因为他没有教他们如何在“内卷”中胜出,而是追问:为什么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同一场竞赛?当直接谈论政治与制度的空间受到限制,“内卷”、“躺平”、“悬浮”与“消失的附近”也就不只是流行语或学术概念,更成为一代人描述压力、辨认困境,乃至间接表达不满的语言。
不回避“时代痛点”:项飙为何击中中国青年
项飙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共鸣,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他不急著用乐观口号安抚焦虑,而是选择直视他所说的“时代痛点”。在一个社会不满具有政治敏感性、公共讨论又受到严格审查的环境里,能公开分析青年为何疲惫、焦虑与迷失,本身就显得格外突出。
项飙向BBC表示:“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看它。”有时是因为问题太痛苦,有时则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而学者的作用,就是把问题描述出来,进而分析和理解它。这也使他的角色不同于提供“心灵鸡汤”的成功学导师——他没有承诺快速解方,而是先把许多人感受到、却难以说清楚的困境说出来。
习近平也曾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概括中共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相较于这种宏观的官方政治语言,项飙谈的是更具体的生活痛感:工作不稳、住房压力、教育竞争、对未来失去确定感,以及人在高速运转中逐渐失去生活意义。也正因如此,许多年轻人从他的分析中看到的,不只是抽象的“发展不平衡”,而是自己每天正在经历的人生困境。
这种走向大众的做法,也让项飙在学术圈面临质疑。一些同行对他的方式相当冷淡,有人甚至劝他“珍惜羽毛”,不要损害学术声誉;项飙却并不排斥“网红”这个称号。他说,如果有人称他为网红,他会把它视为赞美,因为自己真正希望产生的影响,是“让人们自己思考”。或许这才是项飙热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一个从升学、就业到买房成家都有既定“成功剧本”的社会里,他最打动年轻人的,或许不是提供另一套标准答案,而是鼓励他们跳出“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活”的框架,开始为自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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