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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解碼》,我是孫寧。
在國際政治的牌局上,最危險的往往不是你正在面對的對手有多麼強大,而是當這個龐然大物突然在某一天轟然倒塌時,你卻毫無防備。
幾十年來,全世界的政治家、外交官、地緣戰略家以及頂級情報機構,在談論到 21 世紀地緣政治的最大挑戰時,他們的思維幾乎都陷在同一個被設定好的軌道裡:我們該如何遏制中共的軍事擴張?我們該如何反制它的經濟脅迫?我們該如何保護關鍵的供應鏈不被切斷?我們又該如何在台海阻止一場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衝突?
只是,有沒有人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中共的統治不會再延續幾十年,如果中共不是逐漸衰落,而是突然間垮台呢?
這是一個長期以來被西方政界視為「禁忌」或者「邊緣化」的課題。然而,就在日前,一場由美國華府頂級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掀起的戰略風暴,徹底打破了這個沉默。前美國國務院首席中國政策規劃顧問、現任哈德遜研究所的中國中心主任的余茂春,在《華盛頓時報》發表了一篇極具震撼力的文章,並親自在社交媒體上用中文向全球華人發出警示。
余茂春在文章中傳遞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訊號:美國的戰略精英們,已經開始在為中共的「後事」做實質性的準備與沙盤推演了。
西方外交「想象力缺失」!
自從 1979 年美中建交、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以來,西方世界的對華政策,本質上都建立在一個牢不可破的「基本假設」之上:那就是共產黨將在中國長期存在,並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一個永久性的因素。在這種思維定勢下,西方的所有策略都是「防禦性」和「互動性」的。他們像是在和一個永遠不會下場的對手打持久戰,研究的都是如何給這個對手「立規矩」,或者如何在全球市場中與它共存。
但是,歷史的規律往往充滿了黑色幽默。余茂春用一組沉重的歷史事實提醒世界:那看似牢不可破的獨裁政權,往往會以驚人的速度突然消失。
讓我們把時間撥回 1989 年。當時,西方的漢學家和對蘇專家們還在開會討論如何與共產陣營進行長期的冷戰對峙。然而,僅僅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東歐六個看似鐵腕統治的共產政權相繼垮台。曾經作為冷戰最堅固象徵的柏林圍牆,在一夜之間被激動的人民用鐵鎚砸爛。兩年後,擁有數百萬軍隊、上萬枚核彈頭、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竟然在沒有遭遇外部大規模入侵的情況下,從世界版圖上「安靜地」消失了。
這就是獨裁體制的本質——它高度集權,看似堅不可摧,但它的內部缺乏彈性。它就像一塊沒有韌性的鋼化玻璃,在承受巨大的外部和內部壓力時,表面上看不出任何裂紋,可一旦壓力超越了某個臨界點,或者某個微小的底層支撐斷裂,整塊玻璃會在幾秒鐘內「全面粉碎」。
余茂春指出,中共作為長期執政的政權與巨型經濟體,其突然垮台並非不可能,西方若抱持「政權萬歲」的盲目假設,將重蹈冷戰前的覆轍。若中共權力中心突然瓦解,世界迎來的將不是平靜,而是核武擴散、金融供應鏈雪崩、地緣軍閥割據、邊疆板塊撕裂,以及近一億黨員如何處置與轉型正義等複合型危機。
面對這頭歷史級別的灰犀牛,余茂春大聲疾呼,華盛頓與它的自由世界盟友,以及中國各界的有識之士,現在就必須預先建立起一套成熟的應變機制,做好各項安全接管與重建預案。因為只有這樣,世界才能為中國未來的自由與法治,買下一份真正的戰略保險。
中共垮臺後的五大海嘯
如果中共這塊巨大的鋼化玻璃突然粉碎,歷史會給自由世界放假嗎?余茂春在文中給出了極其冰冷的回答:絕對不會。
中國不是 1989 年的東歐,更不是 1991 年的蘇聯。它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將權力觸角延伸到十四億人每一個細胞中的超級利維坦。一旦中共權力在一夜之間瓦解,等待世界的不是文藝復興式的歌舞昇平,而是五場同時引爆的全球性政治海嘯。
中國擁有龐大的戰略核武庫、數以千計的核彈頭,以及遍布各地的先進生物實驗室。余茂春在文中拋出了幾個讓全球情報機構徹夜難眠的終極拷問:當北京的指令不再有效,誰來控制核武庫?誰來指揮擁有數百萬兵力的解放軍?那些存放著致命病毒的生物實驗室,由誰來確保安全?如果沒有一個預先設計好的接管劇本,這些足以毀滅人類無數次的武器,極有可能落入極端分子或野心家手中。
其次,中共的垮臺將引發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大地震」。人民幣怎麼辦?中國境內那些高達數十兆的銀行資產、地方政府債務、龐大的國有企業,該如何清算?外匯儲備如何處置?全球股市會不會因為中國市場的黑洞而陷入無限期的停牌?這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而是會對全球數十億人的生活產生連帶影響。
與此同時,在一個沒有合法性權力過渡的政權真空中,龐大的國內監控機器、武警部隊和地方民兵將失去統一的指揮大腦。余茂春敏銳地指出,我們必須防範一個極其危險的走向——地方的軍事指揮官或安全體系首腦,會不會為了自保或擴張利益,割據一方,演變成 21 世紀的「新軍閥」?當一個個戰區變成獨立的利益集團,中國內部可能陷入長期的低烈度內戰,這將是地緣政治的終極噩夢。
而當高壓統治的蓋子被揭開,長期受到政治壓迫的西藏、新疆會發生什麼?是積壓數十年的族群積怨集體爆發,還是立即宣布獨立?香港何去何從?臺灣海峽的局勢會發生怎樣的偏轉?新崛起的過渡勢力會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而孤注一擲,還是台海將迎來歷史性的和平曙光?這些問題,任何一個出錯,都是國際社會無法承受的滅頂之災。
從毛澤東時代到習近平時代,中共這個體制留下了太多沉重的歷史罪行:宗教迫害、強迫勞動、大規模監控。當體制倒塌,近一億名中共黨員該如何處置?該如何進行歷史真相的調查?又如何能在追究罪行的同時,避免讓「正義」淪為血腥的「私刑復仇」?
這五大危機,就像五顆同時被按下了倒數計時的定時炸彈。余茂春強調,這些問題絕不能等到中共垮台的那一天才開始坐在辦公室裡喝茶思考。因為到了那一天再臨時拼湊劇本、尋找滅火器,這個世界,已經付不起那個代價了。
歷史的雙面鏡
歷史不會說謊,它總是給後人留下最清晰的密碼。余茂春在文章中,將 20 世紀末蘇聯解體時的兩種政權轉型模式進行了對比。這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未來中國可能面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蘇聯結體時,東歐各國的政權轉型具體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有準備的轉型」,其代表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
為什麼 1989 年波蘭的劇變沒有演變成流血內戰?因為在共產政權真正倒塌之前的許多年,波蘭就已經具備了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基礎」。以「團結工會」為核心,波蘭的知識分子、工人、律師、經濟學家和神職人員,早已織成了一張龐大的互信網絡。
在舊體制還在運作時,這些地下的經濟學家就已經在油燈下認真討論貨幣穩定、產權保護、市場制度和經濟轉型的步驟。所以,當波蘭共產政權一夜解體時,後來的「巴爾采羅維奇改革」雖然痛苦,但它不是在真空中盲目摸索,而是建立在社會廣泛的合法性基礎與清晰的制度方向性之上。捷克的「七七憲章」和東德的「中央圓桌會議」同樣如此,他們在舊體制倒塌的第二天,就能立刻拿出起草新憲法的工作小組和治理人才。這叫「準備決定成敗」。
而另一條政權轉型的路則是「無準備的盲動」,以俄羅斯為例。蘇聯崩潰時缺乏成熟制度與公民社會,導致國有資產在政治真空中被權貴瓜分,催生寡頭,並為普京的威權統治鋪路。余茂春指出,普京利用的正是舊體制留下的制度廢墟。若中國國有資產被私下瓜分,恐將陷入新寡頭體制,唯有預先準備才能跨越這道鴻溝。
自由世界的「後中共劇本」
面對中共突然垮臺帶來的可怕後果,余茂春在文章中指出,我們絕不能僅僅把「後中共時代」當成一個虛無縹緲的政治幻想,而必須將其視為一項迫在眉睫的「戰略準備」。
而美國在這方面,擁有歷史留下的特殊責任與特殊能力。回顧 1945 年,當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戰敗倒塌時,美國和它的盟友並沒有在慶祝勝利後一走了之。恰恰相反,麥克阿瑟將軍與美國戰略界帶著早已準備好的藍圖進駐,與德、日兩國人民一道,解除軍國主義體制、重建國家制度、恢復飽受摧殘的經濟,並協助兩國建立起憲政政府。正是因為這場歷史性的「預先準備」,才讓昔日的軍國主義獨裁國家,成功蛻變為如今繁榮的民主體制,並成為自由世界最堅實的盟友。
為此,余茂春在文中公開呼籲,華盛頓現在就應該建立起一套常設的、跨部門的「後中共時代」應變規劃機制。
余茂春指出,自由世界必須預先組織多國特種部隊與戰略小組,一旦中共權力出現真空,必須在第一時間派軍接管核武庫、洲際導彈基地以及所有高危生物實驗室,確保這些毀滅性武器不會流出或遭到濫用。同時,必須立刻切斷舊體制指揮官與基層軍隊的政治依附,徹底推動「軍隊脫離黨控」與軍隊國家化,嚴防地方指揮官割據成為新軍閥。
其次,為了防止俄羅斯式的「權貴私有化」悲劇重演,余茂春主張建立合法、透明且受國際監管的國有資產處理程序。同時,在中共垮臺後要迅速穩定金融市場、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的運轉,要預先鎖定那些被貪腐權貴侵吞、轉移至海外的數以兆計的公共財產,並啟動全球追回機制,將原本屬於全體人民的財富還給未來的社會,防止新的經濟寡頭在廢墟上誕生。
同時,中共倒臺後必須以鐵腕手段徹底解散國家安全部、政治警察等龐大的國內監控機器。所有舊體制的秘密檔案、秘密警察追蹤歷史必須封存並向大眾全面開放。透過公開歷史真相,讓陽光照進黑暗,才能為未來的公民社會建立起最基本的社會信任與政治合法性。
此外,還要建立如同南非轉型時的「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廣泛吸納中國民主人士、經濟學家、憲法學者、異議人士以及宗教領袖共同參與。預先起草憲法框架,協助中國公民在法治的前提下展開理性的政治重建,召開制憲會議,避免社會陷入盲目的政治清算與大規模的流血復仇。
余茂春在藍圖的最後特別強調了一個核心原則:這份戰略準備,絕不是要替中國人決定未來,更不是要把一個由美國設計的政府強加給中國人民。因為獨裁政權的終結不等於民主的誕生,自由的果實從來無法由外部恩賜,中國的命運終究要由十四億中國人民自己做主。
下一次,希望我們不再措手不及
冷戰時期,西方世界與蘇聯共產主義對峙了整整四十多年。那是一段漫長而窒息的歲月,全世界的頂尖大腦都在夜以繼日地研究如何遏制它、如何戰勝它。
然而,當 1991 年那個寒冷的聖誕夜真正到來,當共產主義在克里姆林宮上空轟然垮台時,西方世界卻陷入了令人震驚的集體驚慌與手忙腳亂。他們在驚訝中發現,自己竟然從未認真準備過:如果有一天這個龐然大物真的倒下了,第二天早晨,世界究竟該怎麼辦?
西方當年的幸運,並非因為政客們的遠見,而是因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東歐其他國家的人民,早已在黑暗中替自己做了長達數十年的準備。
但是,歷史是殘酷的,它絕不會把全世界的命運,第二次寄託於盲目的幸運之上。
中共這個體制,也許還會維持幾年、甚至幾十年;但也極有可能像 1989 年的東歐一樣,以幾乎所有專家都來不及預測的速度,在某個看似平常的清晨突然瓦解。我們無法準確預知那一天何時會到來,但正如余茂春在文章最後所發出的警示:歷史已經沒有給我們第二次措手不及的藉口。
為「共產主義之後的中國」做好準備,從來不是為了去人為地製造混亂,恰恰相反,它是為了防止一個舊體制的終結,演變成全人類無法承受的世紀災難。
歷史的時鐘仍在滴答作響。下一次,當巨變來臨,希望世界已經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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