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根據《福斯新聞》（Fox News）記者道格拉斯・麥金農（Douglas MacKinnon）於2026年8月6日發表評論指出，美國極左翼組織「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部分成員接受中共官方安排赴華訪問，享受高規格接待，甚至獲稱為「VIP」；更令人瞠目的是，多名自稱 DSA 成員的人士公開簽署聲明，宣稱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為「中國社會主義」辯護。這群以民主、平等與社會正義自居的美國極左翼人士，卻對一個由中共一黨壟斷權力、壓制政治異議的政權展現近乎朝聖般的熱情；這場看似跨越意識形態鴻溝的「中美左翼交流」，反而暴露出部分美國極左翼人士對中共統治現實的嚴重錯置。
皇室般款待 中共精心打造「左翼朝聖之旅」
報導引述《倫敦時報》及波特蘭州立大學教授亞歷山大·里德·羅斯（Alexander Reid Ross）的研究指出，中共方面近年積極接觸 DSA 等西方左翼政治團體，安排訪華行程並提供高規格接待。這並非單純的文化交流。從行程安排、官方接待到政治敘事，中共外事系統有意將來訪人士置於經過篩選與包裝的中共敘事之中，藉此塑造有利於北京的形象，淡化外界對中共一黨專政、政治壓制與人權問題的批評。
一名剛結束中國行程的 DSA 領導人公開表示，中共地方外事部門官員稱他們為「VIP」，並「像對待皇室成員一樣款待我們」。他甚至形容中共官員之間散發著「平靜而舒適的自信與融洽」。對於長期以批判權力、階級與資本主義為政治訴求的美國左翼人士而言，這種來自中共體制的高規格禮遇，確實是一個值得檢視的反差：一個以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維持統治的政權，卻能透過精心安排的接待與交流，在部分西方左翼人士眼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形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相關 DSA 聲明特別強調中共在「全球向社會主義轉型」中的作用，並將中共國的規模與發展程度視為其「客觀上的關鍵作用」的重要依據。然而，中共國的國家力量與「社會主義理想」並不能畫上等號。中共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嚴格限制政治競爭、新聞自由與異議活動；將這樣的政治現實重新包裝成社會主義成功典範，恰恰暴露了這套論述與中共國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中共確實在全球經濟、軍事與地緣政治上具有重大影響力，但「具有全球影響力」與「代表社會主義未來」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把中共的國家力量直接等同於社會主義的成功，不是對中共現實的客觀分析，而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政治解讀。
主張削弱警察與國家機器 卻對中共高壓統治保持沉默
DSA 在美國推動的政治綱領，對警察、監獄、ICE及軍事體制抱持強烈的廢除或削弱立場。其全國性「Abolition Working Group」公開主張限制、削弱並最終廢除警察與監獄等「國家壓迫機器」；DSA 也曾正式提出「Abolish ICE」（廢除移民暨海關執法局）的主張。
2026年更新的政治平台更提出大幅重構美國政治制度，包括取消現有總統制與重新設計國會及司法機構的權力配置。
然而，當這些對美國國家權力高度警惕的主張，遇上中共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時，標準似乎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變化。中共並沒有削弱警察、情報與監控體系，恰恰相反，中共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國家安全與社會控制機器，並透過公安、國家安全機構、網路監控、拘押及審查制度維持政治秩序。對北京而言，「國家權力」不是需要被拆解的問題，而是維繫中共統治的核心工具。
這種反差在新疆問題上尤其突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2022年的評估指出，新疆存在「嚴重人權侵犯」，包括對維吾爾族及其他主要穆斯林群體的大規模任意拘禁等問題；美國政府則將相關行為定性為種族滅絕。 無論採用何種政治立場，這些國際人權指控都不應因為中共國被冠以「社會主義」之名，就從部分西方左翼的批判視野中消失。
同樣值得追問的是，DSA 對美國邊境、警察與監獄等國家機器提出強烈批判，卻在談論中共國時，往往把焦點轉向經濟發展、國家規模及所謂「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並不是任何人都必須接受美國的制度安排，而是政治標準是否應當一致：如果國家權力集中本身被視為危險，那麼這套標準同樣應該適用於北京，而不能到了中共面前便突然失去效力。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DSA 自稱反對權力集中、追求民主與人民參與；而中共政治體制的核心恰恰是中共對國家政治權力的壟斷。習近平更將黨、政、軍及國家安全等重要權力進一步集中於最高領導層。對這樣的政治現實視而不見，卻把中共描繪成全球「社會主義轉型」的重要典範，真正值得檢視的不是美國民主制度本身，而是這套政治標準為何在面對中共時出現如此明顯的雙重尺度。
「有用的傻瓜」與西方左翼的歷史困境
報導指出，冷戰時期西方世界曾以「有用的傻瓜」（useful idiots）形容部分西方人士，他們出於對資本主義的不滿或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化想像，在無意間成為蘇聯宣傳體系的支持者。許多政治評論者認為，類似的影響模式至今仍存在：威權政權透過精心設計的交流、宣傳與統戰活動，尋找西方社會內部願意接受其政治敘事的聲音。
從這個角度看，中共對部分西方左翼團體的接觸與安排，並非單純的思想交流，而是一場更具戰略目的的政治影響活動。北京希望透過海外友好人士與組織，塑造有利於自身的國際形象，降低外界對其政治制度、人權紀錄及治理模式的批評。
然而，這種現象也引發西方社會內部的反思。美國 HBO 節目《實時叢談》（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主持人比爾・梅赫（Bill Maher）曾在節目中批評部分美國極左翼人士對歷史上共產政權的浪漫化態度，並引用一些極左政治人物對蘇聯、毛澤東時代中國及激進經濟政策的言論，引發觀眾討論。
批評者認為，真正的問題並非任何人不能批判美國制度，而是政治標準是否一致。如果一個人反對國家權力過度集中、警察權力擴張與政治壓迫，那麼同樣的標準也應適用於北京。然而，當部分人士面對中共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時，卻轉而強調經濟發展、國家規模與所謂「社會主義成就」，這種選擇性評價正是外界質疑的核心。
對中共而言，與海外左翼團體的互動，其核心價值並不在於接受這些團體所倡導的民主社會主義理念，而在於借助海外聲音改善自身國際形象，強化有利於北京的政治敘事。對一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控制的政權而言，任何能夠在西方社會內部替其提供正面解讀的聲音，都具有宣傳與外交上的利用價值。
然而，真正值得深思的並非單純是中共是否成功影響了部分西方左翼人士，而是雙方之間存在的根本性認知落差。一些西方左翼人士將中共視為挑戰資本主義秩序的象徵，聚焦於國家規模、經濟發展與反西方敘事，卻忽略支撐這一模式的政治現實——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以及對異議與公民自由的嚴格限制。
因此，這場交流留下最尖銳的問題是：當一個政治運動宣稱追求民主、平等與反對權力壟斷，卻選擇讚美一個將政治權力集中於單一政黨與最高領導層的體制時，它所批判的究竟是權力本身，還是只是特定對手手中的權力？這種標準的轉變，才是整場「左翼朝聖」現象最值得檢視的核心矛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