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发展模式死路一条 台湾民主转型前途无限
颜纯钩
【人民报消息】有朋友问，为什么台湾改革成功了，而中共的改革走进死胡同。我想了想，原因很复杂，但也值得想一想。
台湾政治改革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美中建交，台湾被逼到无路可走，蒋经国有两个选择，一是为避免政权垮台，唯有实行更严酷的专制统治，但那样打不开国际困境，内部社会矛盾会更激化。相反的，实施政治体制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做得好能走出一条生路来。
当时蒋经国是做好国民党可能失去统治地位的心理准备的，他对身边的幕僚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意思是，如果国民党垮了，而台湾能得以生存，那也值得。正因如此，在他手上开放党禁和报禁，走出民主改革的第一步。
国民党选择走西方的发展道路，这与国民党传统亲西方文化有重要关系。早在大陆执政时，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的便是私有制，有初步的产权观念，有巿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政府鼓励私营企业，社会尊崇西方的价值观念，追慕西方文化。
虽然国民党奉行的仍是专制统治的一套政治体系，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们的制度设计仍沿用民国初年的旧传统，有表面的选举制度，有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之设。这些最初的制度设计，为后来的民主改革提供了现成的路径。
台湾民间要求民主的呼声已潜移默化多年，有志之士为此付出多年血的代价。台美断交前，美国与西方的制度与文化对台湾影响深远，一旦政治空气松动，很容易吸收西方的价值观，为政治改革提供丰厚的土壤。
当然，很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台湾有蒋经国这个扭转乾坤的政治领袖，也有李登辉这个忠实的继承人。李登辉手上，为扶持民进党，顶住国民党内部巨大的政治压力，事后看来，如非李登辉力排众议，台湾不容易有今日两党或多党制的局面。
反观大陆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步步为营推进。早在邓小平手上，就制定四项基本原则，以拒绝西方价值为前提，固守专制统治底线。中共视巿场经济为一种手段，目的只是摆脱暂时的经济困难，改善执政环境，为此不惜放开言路，与西方亲善，向海外乞求资本和经营模式，为求生存，不惜涎脸讨好港台两地的中国人。
从一开始，中共的改革就只是一种危亡自救的临时措施，和六十年代初为解大饥荒之困而搞“三自一包”是同一套路。从鼓励私企到国企改革，到向西方开放巿场，企求西方资本和技术，到有限度引进西方文化，短暂造成一种假相，以为经济改革最终必导致政治体制改革。
但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弃专制统治，这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已有先见之明，所以一旦经济好景之后，国进民退的国策便应运而生。从巿场经济又退回到国营经济，从文化开放又退回到垄断封锁，从融入世界退回到外交战狼，中共的如意算盘，便是借西方的巿场与技术改善经济大环境，而固守政治底线维持专制统治。
所以中共不可能开放党禁报禁，不可能试探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坚持中共的一党专政，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足以保护中共红色家族的利益代代相传。陈云很早就说过，政治上的接班人还是要找我们自己的后代。
为自圆其说，中共发明了“中国发展模式”这个概念，意思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情况一路向好，此时实施国进民退，让国营经济重回主导地位，以保障政府对经济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控，是全方位维持一党专政的前提。
一党专政加国进民退的半吊子巿场经济，再加文化上封锁和高科技社会管控，这便是中共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因为有三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政府手上有钱，凡事可以用钱解决，所以中共一度认为这套模式行得通。
但全面的巿场经济与日趋严酷的政治管控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党掌控专政机器，有足够的暴力凌驾国家，最终是政治管控窒息了经济活力，而三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终于在十年的消耗下见底。
现在的问题便是，政治管控的高成本，用经济底子已经兜不住了，随著内外环境的恶化，中共的专制统治根基正在瓦解，而这一切，又是表面的修修补补无法根治的。
中国发展模式只是中共一种离地空想的出路，它没有理论上的逻辑自洽，也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它只是一种由表面的兴盛向深层之衰败的过渡，更无解的是，现在再回头，也已经没有路走了。
台湾政治领袖高瞻远瞩，一举彻底解决国家发展道路，中共怀抱私心，不以国人为念，摇摇摆摆，东倒西歪，最终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两岸政治竞赛，至此已分胜负，共产党由假改革走向衰亡，国民党则于成功的政治转型下幸存，历史宿命如此，兴亡各有定数。
至于国民党的不肖子孙今日之丑陋表现，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作者脸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