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 十、歧视下的百分之零点三 家里的气氛不同以往，我们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期待。长兄高考后，便胸有成竹的在家等待张榜公布的日子。兄长报考的是「中国人大文学系」 。他 所有的老师都对这个一贯品学兼优的得意门生持一致的乐观态度，认为兄长被录取是板上钉钉的事。而兄长从考场下来的回忆对题，也确定考场发挥很正常，录取第一志愿应该没问题。 父母早已把长兄高考的长项弱点分析透彻，他们一直都密切关注这个家中长子，把他的高考当作大事，以期为我们树立榜样和信心。但是，父母同时也表现出奇的理智和沉稳，不知他们预感到什么，还是曾经沧海感到无法与命运抗争。 长兄考得好，他们并不喜形于色，似乎更感任重道远，越发鼓励我们几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爸妈说：「对你们六兄妹，我们都将一视同仁，谁能考上大学，家里都将全力以赴供你们读到底，谁能读到哪儿，我们就供到哪儿，就怕你们没有志气和抱负。读书是你们必须的唯一的出路，否则在未来社会你们无才无德，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 父母总是不失时机的教育督促我们苦读圣贤书，行仁义礼智信，无论我们议论什么话题都能被他们归宗到这一点上，成为老生常谈的教义，这种潜移默化形成了传统严教的家风，对我们三个女孩，父母同样视若儿郎，严教不怠。 姥姥和父母在对我们的教育上不可避免的带有他们那个家族和时代的印记、方式和观念。他们还沿袭传统家教的规矩把长兄如父的权威交给我们的长兄，让他事事做出榜样带好我们五人。长兄不负使命，把长兄的责任、威严演绎得完美 而尽职，他督促我们学习、检查作业、安排家庭作业、背诵古诗、每天写日记、分工家务劳动、替我们储蓄、搞家庭晚会、集体看电影等等，以致我们从小不怕姥姥和父母而惧怕这位兄长。 长兄那时已长到一米八几，一张脸充满英气俊朗同时又俱备了父母儒雅的气质。比他小一岁的二哥俩人均以品学兼优、才貌出众而闻名那所著名的中学。外界的知名和关注，无疑加重了长兄的心理负担，这并不是件好事。 他翘首以待的等到了发榜的日子，却不可思议的发现他居然榜上无名，这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果，反而比他榜上有名更加轰动。 姥姥焦灼的对母亲说：「这周易怎么会摆不灵了？明明是录取的呀？！」 爸妈安慰姥姥也安慰长兄说：「再等等，再等等。」 录取学校一个接一个的公布，兄长一天挨一天的期待，但等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心灰意冷。 终于，曲终人散，张榜公布结束了，长兄终究榜上无名。全家人都感到了那种莫名的失落，我们也都被这种结果而打击得一蹶不振，人人都没了话语。 长兄忧忧的对姥姥和母亲说：「我作了一个梦，清清楚楚的，我上房取砖，两手各抓着一块红砖，走着走着一块砖突然掉了下去，但手里还抓着另一块啊。」 母亲知道长兄还抱着希望，其实父母何尝不是。 父母劝慰兄长说：「现在什么都不要想了，重要的是决心和毅力，下一步怎么办，你该想一想，重作打算。 」 当所有的感叹、惆怅、惋惜、安慰都平息时，突然一纸通知书传来，长兄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 或是学校的不理想，或是那段黑色的日子给全家人带来的折磨不足以抵偿，全家人都很淡定、平静。我们的感觉是总算对外界有了个交待。长兄却苦不堪言，他压根就没有报考这个学校，但是噩运却让他在此摔了一跤，这比不录取还要难过。大家都天真的认为，如果没录取，还有再报考人大的希望，可是这张通知书却阻断了他一切机会，使他的求学最终成为被迫。 殊不知，全家人都想错了，长兄根本就没有就读人民大学的资格。 这张录取通知书何以姗姗来迟，谁都没去多想，因为超出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只认为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随着长兄跨进大学，似乎一切都随风而逝。但一年多以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乱世中揭开了这件事情的真象。 兄长确实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但那时国家政策规定，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考生，中国人大、北大、清华这三个名牌大学的接收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三。就这样，长兄仅仅因家庭出身，生生失去了就读人大的权利，被拨入东北师大。这就是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的原因。 谁都不曾料到，家庭出身象恶魔而无处不在。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就没有资格就读名牌大学，无论你考得多好、是多么优秀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讲，零点几的录取机率，就等于拒之门外。 当年和父亲是上下级关系的一位同僚不忍心把这个消息披露，使全家人遭受打击，咀嚼「家庭出身」那个苦果，尤其对长兄本人，这种伤害无疑太过沉重。既然此事不可逆转，他便压下了这件憾事，直到文革挨整,才把此事披露出来。 当全家人得知这个原委时，所有人都无语，长久的沉默，替才华横溢的兄长难过，各自咀嚼着内心的伤害和打击。 当时父亲正在挨批斗，全家犹在暴风雨中飘摇沉浮的一条小船，我们现实的处境还不如长兄，因为我们都没了书念，二哥一心报考音乐学院也落空了，大学停止了招生。 十一、 扭曲 文化大革命首先触及的是教育界。母亲自从被反右派斗争绊了一跤后，便痛定思痛，她从此再不要一切先进称号，再不申请加入X党，她釆取了一种避世的态度，只是埋头教书，更不参与任何人的是非曲直。所以，当全社会朝教师万箭齐发时，母亲安然无恙。但当时身为文教局长的父亲却在劫难逃。 揭发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到处都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运动、搞到什么程度、能搞多久。但是，我从姥姥、父母的眼神里读到了紧张、担忧和一种深不见底的恐惧。门外的大风暴已如惊涛拍岸，我明显的感到一种令人恐怖的厄运向这个家庭袭来。父亲立刻被揪斗，早出晚归。姥姥和母亲每日焦灼不安，如坐针毡。 我的同学们在这个大潮的裹胁下，也停课闹革命，纷纷加入了红卫兵队伍和高年级的大同学一样扯旗造反了。哥姐和我因家庭出身和父亲是走资派被打入黑五类子女的行列。我瞪大双眼凝视和感受着这场红旗猎猎的「大革命」 。 我经常偷偷去看父亲的大字报。我在丛林一般的大字报里穿来穿去，寻找父亲的名字，我决不希望看到父亲的大字报，但看到时又不得不惊恐的逼自己去读。 大字报大多都是揭发批判父亲的组织路线和所谓的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我一边揪心的读着，一边偷偷的窥视身边的人群，看看读父亲大字报的都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表情或是议论什么。那种心情十分复杂。当最不愿意的事情发生却又不得不去面对和咀嚼时，那滋味就象往伤口上撒盐。 有一张大字报强烈震撼了我，这张大字报说，父母亲在土改时被「打土豪、分田地」，从家中拉出多少车资财，多少房屋土地被分掉，车马牛羊等等……。爷爷、父亲被吊打，说父亲被打得「满身鞭花」……我看不下去了，我的思想受到强烈冲击。 我低着头离开那里，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我象没有了自己的思维，在层层大字报中穿来穿去，心中无比落寞，不知是为父亲难过，还是为自己难过，我被悲哀深深笼罩。走到「丛林」的边缘，我探出头，大马路上满眼黄军装、手持红宝书，一队队、风驰电掣般在眼前闪过。我本能的退回来，再一次朝「丛林」的纵深走去。 我想：怪不得家里什么都没有，原来是「土地革命」的时候被分光了，难道父亲也象刘文釆、黄世仁那样剥削穷人赚得财富的? 把少年刘文学掐死、把白毛女逼进深山那样坏吗？如果他没有剥削人，土改时人家怎么会打爷爷和父亲呢？怎么会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分光呢？…… 我找不到答案，我太小太幼稚，只有十二三岁的我只能相信书本，以书本、社会的熏陶定性父亲。但思想中却不停的打架，父亲慈祥和善，我记忆中他从未动怒、发过脾气，对谁都和蔼可亲，他怎么会害人呢？！我想不明白，悲哀至极。 那时,我既没有能力分辨和正确判断父辈裹挟在一个阶级里的孰是孰非，也无法超脱让我刻骨铭心的我生活的班集体乃至「文革」整个社会的歧视和打击。这时，与其说替父亲难过，不如说替自己难过。我抵挡不住谎言的灌输，那可怕的出身歧视、抬不起头来的压抑一幕幕发生着，这时一缕忧怨从未有过的在心里滋生蔓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心中成立：我恨自己出身在这个家庭里，我恨他们剥削穷人、欺压百姓。那一刻起「阶级斗争」可怕的走进我的心里被认可。 当我再走进家门时便带有了一种「革命」的叛逆。我再看父母时，他们会问：「为什么那么怪怪的看着我？」我甚至偷偷察看父亲身上的「鞭花」，但是，父亲的背是光滑的没有鞭花，难道大字报都是造谣吗？！我心中又矛盾不已，相当一个时期我深深的陷在这种矛盾之中。 这时我已不断的听说这个自杀那个自杀，有跳烟囱的、跳楼的、跳井的、上吊的，其中也有我认识的，这些人都是当时所谓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不久，大院里的那口井跳进一个人，捞出来时人都泡发了，收尸的人没有通常看到的生者对死者悲伤的哭悼，分不出谁是亲人、路人，人们都失去了对亲情的哀痛，象收一只死鸡死鸭一样卷巴卷巴，就面无表情的把人抬走了。那时我虽无法认定自杀者到底有什么罪，但我认定那是一条生命啊！ 不管是人群还是井水，当收尸的涟漪散尽 ，四五十户人家照样吃这口井水，人们转身就淡忘了那个活生生被溺毙的生命。我第一次感到了生和死之间的淡漠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远不及家庭熏陶和书上读到的侠肝义胆、万丈豪情、仁爱善良。我发现我的思想和眼前的现实总有一种距离，好多事却不是那么回事。然而，传统和家教终究是我生命的底蕴，我会突然产生一种恐怖，我害怕父亲也走上这条绝路。 不久，三哥 和姐戴着红卫兵袖标神气的回家来，转眼成为这个黑五类家庭的红五类 。我睁大眼睛惊诧的看着这个家庭发生的戏剧性变化，感到这个世界让人如此糊涂不可思议。 不久，我也被根红苗壮、三代贫雇农成分的好朋友拉进了红卫兵队伍，也戴上了红卫兵袖标，跟着她们停课闹革命了！可是，我革谁的命呢？革父母的命吗？要划清界限吗？兴奋之余又觉得别扭，毕竟「血浓于水」，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啊 。 姥姥的「百善孝为先」不断的提醒我，他是我的父亲！有时侯满脑子都是父亲的仁爱慈祥。父亲一如古人般的温良儒雅，他从不训斥我们兄妹，在家中从未有过大呼小叫；他非常孝敬我的姥姥，特别是从我记事起到长大从未见过他和母亲拌嘴过。妈妈却揭发说，父亲曾有一次发脾气，一怒之下把锅举起来眼看就要砸下去，却顷刻之间轻轻的放下了。仅此一次遂成为经典，让妈妈揶揄称之为「壮举」， 成为多年温馨的回忆。 一次，三兄和父亲开玩笑问：「爸，为什么不把那只锅摔成八瓣？」父亲正色道：「孩子，摔下去不是本事，放下来却是修养。」 姥姥终生都对父亲称赞有加，称他大仁大义，是真正的谦谦君子。父亲把姥姥视如生母，而姥姥也倾尽一生心血帮父母带大了我们兄妹六人。儿时我们常常伏在父亲身边，趴在他的背上一边给他梳着「朝天髻」、 一边听他谈古论今，或是回答我们各种希奇古怪的问题。十二三年的积淀，我眼里的父亲充满了学究型的儒雅和慈爱，我的头脑里怎样都无法把父亲和凶神恶煞、杀人害命的刘文釆、黄世仁连系在一起。 门外的红潮最终把我卷了进去，那疯狂的声势、「扫除一切害人虫」的狂潮，不断冲刷我的头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我和大家一样「 吼」着这条语录、「喊」着这支歌，在狂放之中一天又一天的不知不觉的消减着自己的理性与温良。 终于有一天，我站在父母面前，终于问出了久已憋在心中的那份难言之隐：「我家——祖上，到底有没有剥削过人？伤害过人？」 父母面面相觑，沉默良久，然后十分严肃的说：「你看了大字报？」我点了点头。母亲说：「你听好并且记住，你爸爸没有剥削过穷人，‘土地革命’时期你爸爸是学生，还在读书，你不信可以算算年龄。这个家族、祖上也没有剥削过人，家族世代书香，都有家谱可查。土改时那些田产财物、被烧毁的线装书和被掠走的郑板桥的画等，都是祖上留下来的。」 父亲说：「到你爷爷这一辈兵荒马乱，家道几近中落，我两岁时母亲去世，被继母和奶奶带大，而后一直在外面读书……」父亲的回答象坦白交代，然后便是沉默。 母亲说：「你不要以为凡是地主老财就剥削人、就杀人害命，他们就是坏人！」这观点让我大吃一惊。 「孩子，你还想知道什么呢？」母亲和善的问。我无言以对。按说我应该满意这个结果，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振作不起来，冥冥中我感到伤害了他们，那一瞬间有一种无形的物质微妙的隔在了我与父母之间。突然我灵魂的那一头直想哭：他们没有错！我心底再一次问：那么谁错了？ 最后，他们却叮嘱说：「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讲这些 ，人家会说我们替地主阶级翻案。」 那个时代，谁敢去剖析现实，造反有理，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书本里教给我们的、社会一直灌输我们的、毛老人家教导我们的、从来都是：凡是地主老财的财产都是剥削贫下中农得来的，他们都杀人害命、罪恶累累，所以共产党就要打土豪分田地，剥夺他们的财产和消灭他们。「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再一次革他们的命，「踏上一万只脚」 、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的思想早已被这种强迫的长期的谎言欺骗并认同。 那时，我仅限于从家族的视角去看社会，而更多的只是在乎自己的感受，我毕竟太小。我一边矛盾着家事，又一边盲目跟随这个运动，又一边关切注视着对父亲的批斗。 每次父亲被批斗完毕，他们便在教师进修学院的院子里划定一块「思过角」 ，责令父亲站在那里反省。我常常远远的望着父亲在那里垂首站立，心中便有家教、理智浮出下的痛楚和懈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