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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官員能為中國帶來希望嗎？
吳國光
【人民報消息】年底是中國官場的陞官季節，到處「新星」璀璨。在官員老化嚴重的背景下，隨著習近平第三任期的縱深展開，中共正在加速提拔一批較為年輕的官員。其中的領跑者，是那些走上了廳局級領導崗位的1980年代前半期出生者和已經主政縣市的1980年代後半期出生者，還有1990年代出生的個別縣處級官員。
資料顯示，這些年輕官員成長於中國經濟繁榮時期，許多人擁有精英教育經歷和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背景。那麼，隨著這些人在未來十年二十年掌握更高的權力，他們是不是有可能改善治理，因而改善民生，乃至改善民權呢？
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長久以來，在對中國政治的觀察和分析中，有一種強調官員知識背景的傾向，總認為官員們越是受到過良好教育，他們就越有可能把中國帶上現代化之路。本文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官員個體素質的改善並不能決定一個政權是不是可以為民謀利。相反，如果人們總有那種期盼政治「新星」的集體意識，政治的改善反而難有希望。
「假博士」掌權是笑話，真博士當政就萬事大吉？
的確，1970年代末，中共提出所謂「幹部四化」方針(即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這是和當時轉向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施政路向密切相關的。近半個世紀之後，現在這批年輕官員，教育程度和知識準備更有了大幅提高。分析相關資料，可以看到他們具有明顯的學歷優勢。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24年底成為正廳局級並有相關個人信息披露的75名中共官員中，有碩士、博士學位的至少63人，佔84%；其中有博士學位的35人，佔近47%。除兩人是從中共黨校獲得碩士學位外，他們的學位均來自正規大學，而且其中80%來自名牌大學。
這與目前在位的中共權力精英形成了對比。後者的教育經歷往往水份不小，好多是所謂「真的假博士」或「假的真博士」——引號裡的這兩個說法究竟有何區別，很難弄得清楚，不外是說，博士學位是真的，得到博士的人有沒有真去讀這個學位那就天知道了。也許就是因為看不得這種以假充真，國人往往把中國當今施政的弊端歸結為某位領導人的學歷水份，常常以「小學畢業的博士」來譏諷之。反過來，這種詬病的背後，似乎也蘊含著一種心理期盼，那就是：如果真博士上臺，中國就大有希望了。
我當然不想為「小學學歷的博士」辯護，但是，中國政治的根本弊端顯然並不在於領導人不是真博士，也不在於中共幹部們的學歷水份大。實際上，當官的可以一天博士課程沒有讀過就成為博士，幹部們藉助權力地位就可以混出水份很大的學歷來，這不過是這一政治體制深層弊端的小小表現而已。在專制制度下，人們不得已而以嘲諷的方式避重就輕批評領導人的學歷，對此我理解而且同情。但是，如果因此把中國政治的問題歸結到這裡來，認為換上學歷輝煌而紮實的領導人就好了，只怕不是欺人也是自欺。
關鍵不在專業知識，而在制度安排
中國曾是一個有著上千年科舉傳統的社會，這無可避免地流傳下一種科舉情結。中國也是一個有著不止千年的人治傳統的社會，對於「明君」、能吏、「青天」、「新星」的期盼也是古已有之。猶記1980年代，一部題為《新星》的小說曾經走紅，而且被標識為「改革文學」，已經顯示出人們對於優秀官員的推崇遠遠多於對制度變革的嚮往。就此而言，當年的改革終於難成正果，也不是沒有深層文化心理原因的。
至於當今這些「新星」們，在傲人的學歷之外，更有紅得發紫的政治履歷。前述75人，幾乎無一例外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加入了中共，其中80%以上是在20歲出頭就入黨的，甚至還有10人在20歲之前就入黨了，至少6人18歲入黨，當時還是高中生。插一句：唯一的非中共黨員屬於中國致公黨，名字叫作王延軼，2020年新冠大疫情起始時很有名，因為她就是疫情起源地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所長，據說是因專業成就突出而從37歲就坐上了這個正局級職位。那麼，這都是些什麼樣的人，能夠這樣得到中共黨組織的青睞呢？我這樣問過周邊的朋友，他們的答案很負面，說：那往往不是官迷心竅的傢伙，就是吹牛拍馬的內行，或者乾脆二者都是，官迷與拍馬相輔相成。
我倒也不敢說得這麼絕對，但朋友們的看法顯然也是從中國的實際經驗中得出的。至少可以說，如果這些新星們必須在所謂的中共黨性與為民謀利的善政之間做出選擇的話，他們會和那些假博士們一樣首先選擇黨性，也就是選擇個人宦途，甚至不惜為此犧牲民眾利益。我不否認，在對於現代化的追求中，技術官僚無疑比「土八路」更有能力。但是，能力強的人就一定會比能力弱的人更好地行使公共權力來解決社會矛盾、推進民眾福祉嗎？如果沒有制度變革，單靠官員能力的提高，能夠保障民權也改善民生嗎？其實，現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裡有真學位的人並不少，光是「航天少帥」類的人物就有好幾位，我不敢說這些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能力不強。但是，他們也許能把習近平交待的任務完成得不錯，但有什麼可能去改變或制約當今忤逆民意的治國路線呢？△（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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