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之殤:「借」寶者諸侯 竊壺者誅
古成
【人民報消息】文物本是民族歷史的寶貴遺產與文化符號,承載著豐富的社會與文明發展歷程,而文物藏館更應是一個國家的文明聖殿與文化道場,然而在中共治下,文物卻成了權力者們處心積慮不擇手段攫取的獵物,博物館更是權力、政治與人性貪婪交織的名利場。
近日,南京博物院館(以下簡稱南博)藏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流失一事,揭開了中共文物館藏領域的齷齪黑幕。這幅估價高達8800萬元的珍品,本是1959年近現代收藏家龐萊臣後人龐增和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的137件(套)「虛齋舊藏」文物之一,卻鬼使神差流落入私人之手。
龐萊臣是近現代中國著名的書畫收藏家、金融家和實業家,被譽為民國四大收藏家之一。 龐家世代書香,龐萊臣一生致力於文化保護,即使在戰亂年代,也傾力守護藏品。五六十年代,中共搞各種政治運動,龐氏家族當然屬於中共革命對象,因此龐家被迫「主動」向國家捐獻文物。
後來,其後人龐叔令發現當年捐贈的137套文物中有5件消失了,其中就有仇英的《江南春》,然在2025年北京一場藝術拍賣預展中,《江南春》畫卷赫然再現,引發軒然大波。南博回應稱,該畫於1960年代經專家鑒定為「偽作」,並在1990年代依法定程序「劃撥與調劑」處理,並於2001年以區區6800元轉讓給一位署名「顧客」的買家。
但龐叔令質疑,為何偽作能以天價拍賣?館藏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即使是仿制品也有收藏價值,而且理應告知或退回捐贈者,為何南博多年來一直裝聾作啞?事件引發了公眾對南博的信任危機,並引爆了更多黑幕。
近期,南博退休職工郭禮典網路實名舉報前副院長徐湖平,指控其在任期間大規糢盜竊、倒賣甚至走私數千件國家級文物,包括撕毀抗戰時期封條,擅自取出珍貴藏品,並行賄高層官員作為保護傘。指控稱徐湖平涉嫌將部分書畫贈送給江蘇高官,如前檢察院院長和一些老領導,以換取庇護。醜聞曝光後引發網路一邊倒的譴責和批評,中共在強大輿情壓力下,快速成立了國家和省級兩級調查組,日前,徐湖平已被官方抓走。但網友們推測,徐湖平恐成權力犧牲品,背後真正的中共大佬,無人能撼動。
回溯歷史,中共高層官員「借走」文物據為己有的案例比比皆是。康生酷愛文物,這位大人物,以「借閱」名義從文物保管單位攫取大量珍寶,且常常有借無還,將國寶據為私有。據記載,康生搜刮的文物包括從三千年前的青銅器到明清書畫,甚至在一冊《大唐三藏聖教序》上蓋上自己的印章。
江青亦不遑多讓,她與康生聯手,在文革中從抄家物資中挑選珍品。中共中央1980年文件明確指出,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一夥趁火打劫,從查抄物資和文物單位藏品中攫取珍貴文物和圖書。這些高層人物,以權謀私,將公器化為私囊,堪稱「借寶者諸侯」的典範。
1990年,康生掠奪的文物在故宮「內部展覽」,公眾才知其規糢之巨。文革後,這種一借不還的明借實搶行為在地方高官中蔚然成風。例如,在南京博物院,部分省委領導憑借權力隨意借閱名貴字畫,即便時任院長姚遷認真記錄並反複催要,也難以收回,姚遷1984年自縊身亡。高層官員視國家文物為私有,借寶者逍遙,催還者反遭打擊。這些事件並非個案,而是中共權力體系中化公為私的常態。借「研究」或「保護」之名,官員們將國寶納入私藏。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蔣介石在戰亂中對文物的愛護與保護,堪稱感人肺腑的時代史詩。從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蔣介石將北京故宮文物經五次驚險遷移運送至臺灣,總計運送38萬件珍寶與30萬件古籍,歷盡艱辛。押運人員如莊嚴、那志良臨危受命,以身護寶。莊嚴一家隨文物遷徙,妻兒在安順窯洞一住就是五年,吃石子拌麥殼的「八寶飯」。文物安全抵臺後,蔣介石夫婦視文物如子,每周視察臺北故宮,翻閱古籍,確保安全。這些珍寶因赴臺而免遭大陸文革浩劫,保存完整,而北京故宮則「有館無寶」。蔣介石的遠見與押運者的犧牲,彰顯中華英雄兒女們真正的愛寶護寶精神,與中共官員的掠奪與貪婪形成天壤之別。
另一方面,中共打著保護文物的旗號,對普通草民往往草菅人命。紫砂泰鬥專家顧景舟一生致力於壺藝,其作品價值連城。1990年,顧景舟與蔣蓉的多件代表作在展覽中被盜,案發後,嫌疑人被抓,是某陶瓷廠的兩名小青年,他們因賭博欠債,鋌而走險。中共抓捕後要判兩人死刑。
顧景舟一下子失眠了,他不忍見年輕人為壺喪命,76歲的顧老夜不能寐,他想,壺已經追回來了,何至於死罪?如果還缺甚麼壺,他願意以老邁之身,哪怕日夜摶壺,也無願無悔。他覺得無論如何,應該給兩個年輕人悔過的機會。
之後,他找到領導,懇請對盜壺者網開一面,從輕發落,但當時中共正值所謂嚴打的政治運動期間,顧景舟願望落空了。他還不放棄,又寫了一份請願書,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顧某之壺,無非摶泥小技;蒙社會錯愛,略有虛名。縱使壺值千金,亦不值一命之屑……普天之下,生命最為寶貴,若以顧某之壺,奪年輕之命,則顧某寢食難安。還請政府給他們悔過機會,浪子回頭,迷途知返,生命為重。」
但請願書寄出之後如石沉大海,顧景舟憂慮成疾,病倒了,那兩個小青年,一個死刑,一個死緩。得知後,他長嘆一口氣,說:「我的壺作孽了。」
顧景舟紫砂壺失竊事件,對比當下的南京博物院《江南春》流出事件,一個是竊寶者身份卑微,縱是當事人親自出馬求情也無濟於事,中共照樣殺無赦、草菅人命。另一個是「借」寶者諸侯,高層借寶者安然無恙,文物流失卻無人問責。
兩則故事演繹了中共治理下的文物之殤,更折射出中共的反人類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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