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经“被失踪”七年多的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网络图片） |
【人民报消息】在第十四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来临之际，外界再次聚焦中国的人权纪录，而强迫失踪已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压迫工具。那些被失踪者的家属面临著亲人杳无音讯的痛苦、恐惧与无助感。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本周五（8月30日）是联合国确立的第十四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值此时间节点，中国的人权纪录再次受到外界关注。然而，面对中国当局一再泛化强迫失踪的打压行径，多位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家属感到深深的无力与悲观。
联合国大会1992年通过第47/133号决议《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宣言》，并在2006年通过采纳《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宣言》强调：“违反其本人的意愿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他们的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鉴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强迫失踪或非自愿失踪，特别是构成强迫失踪行为中被逮捕、拘留和绑架事件的持续增多，联合国大会2010年通过一项决议，确定8月30日为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并于2011年开始纪念。
就在本年度纪念日的前几天里，中国人权律师王宇周三（8月28日）在前往苏州参加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庭审的路上，再次遭遇强迫失踪。
| 图为2020年11月王宇律师（右）与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左）会面。王宇2024年8月28日在前往苏州参加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庭审的路上，再次遭遇强迫失踪。（许艳X平台） |
王宇律师的丈夫包龙军告诉本台，好在王宇在消失11个小时后，与家人通话报了平安。然而这一次已非王宇第一次“被失踪”，他感慨说，强迫失踪这种打压手段的普遍应用，也验证了中国警权无限扩大的现实。
“我感觉就是用恐怖手段来统治一个国家的行为，（强迫失踪）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你要是稍微不顺从，他们（中国当局）马上就以公权力强制限制你的自由，把你控制住，为了维护某种他们认为的稳定。”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权力腐败和权力暴行。”
包龙军说，强迫失踪这种手段是中共当局打压异议的典型手段，回溯过往历史比比皆是。但自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非法手段的应用愈发变本加厉。
他说：“这就是权力大于法律，公权力的恣意妄为，因为缺少监督和制衡必然产生的后果。”
被誉为“中国良心”的人权律师高智晟于2017年8月13日第三次失踪，截止到目前，外界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截至本年度的强迫失踪受害者纪念日当天，高智晟已经“被失踪”七年十七天。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提及高智晟七年杳无音讯时，几度痛苦大哭。她说，高智晟只是逼迫统治者回到法律层面上、按照人民的要求统治国家，要求何等的低。
她说：“像高智晟这次失踪，七年零十七天，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说法，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都没有。（中国当局）还用整个国家机器对付像高智晟这种说真话、为人民办事的人。”
耿和说，不仅高智晟生死未卜，整个家庭都受到株连，甚至全家的身份证都被当局没收。“全家人的身份证早早都是没收了，不低于十五年。给家人不管是工作、生活、就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就把你控死了，说白了你就不能出门。”
她还透露，高智晟的姐姐因亲眼目睹中国当局破门而入逮捕高智晟，而长期生活在恐惧中，长期的心理压力导致精神恍惚，于2020年5月跳河自杀。连耿和的姐夫亦因身患癌症，每次领取处方药时都需要前往有关部门把身份证“借”出来，但这期间所受的种种羞辱令人难以启齿。最终耿和的姐夫不堪压力，用跳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说：“我到了美国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一直不断地去寻找高智晟。跟我爸爸只有一次通话，这十五年来这一次通话就是断绝关系。”
耿和哽咽著说，她和母亲也只通过一次电话。即使在她母亲患老年痴呆症期间，她的母亲还安慰她说“你不要著急，我给你去找小高。”但断绝关系并不能保护国内的家人，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家人连附近的公园都无法通过识别身份证进入。
高智晟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其他维权人士和律师也面临著相似的命运。据中国大陆良心犯数据资料库显示，从2019年1月至今年8月30日，共收录高智晟、彭立发、克尤木·穆罕默德、曲桑嘉措等33位被强迫失踪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