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在無法言說的失望中，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結束了。這幾乎是所有關心中國未來走向的民眾此刻的心情，一如1968年後捷克人民的心境，普遍不滿卻難以訴說。理論上，這種情形被稱作「後極權主義」，極權統治者的話語已經失去了鼓舞人心的動員能力，而人民也在反覆折騰後意識到自己的一無所有。 事實上，這種後極權主義風格充滿在大會的全過程。尤其在大會公告的文字中，人們讀到的，不是信心，不是政策，也不是誠意，而是逃避。中共的統治精英們，在集體躺平的氣氛中，不僅從現實中逃避，而且逃避了所有來自人民的期望。他們選擇了小修小改、系統維護的方案，迴避面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中共選擇逃避人民的期望 任何熟悉中國政治和國際共運史的人，都能從三中全會的集體躺平氣氛和了無新意的公告文字中意識到，中共統治集團正在退縮。無論他們如何努力保持意識形態的穩固，似乎無懼內外壓力和挑戰，卻仍然選擇了逃避主義的路線。這是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中共在十九屆二中全會和二十大上犯下歷史性錯誤之後的無奈退縮。 因為，從2012年秋天的「915」運動至今，中國領導人以民族主義、拯救黨、和修憲的號召先後發動了無數次小型極權主義運動，根本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景觀：塑造了反日、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從顏色革命和腐敗集團中挽救黨的名義廢除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度，並且以修憲的方式實行了無限制領導任期，理論上顛覆了共和國。這是一條通往極權主義的道路，被二十世紀的殘酷歷史證明注定是失敗的。 然而，一旦跨過盧比孔河，所有曾經的懷疑都變成了現實的不信任和擔心，中共統治核心恍然發現面臨著巨大壓力和變局。尤其在二十大結束之後僅僅一個月，中國就爆發了全國範圍的「白紙革命」，一夜之間穿透了「二十大」所確立的極權主義，也從社會覺醒和人民躺平的意義上開始了後極權主義的進程。這也是三中全會公告所言「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和艱鉅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的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全會背景。 由此來看，三中全會不同尋常的延擱，不僅反映了中共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失敗的歷史感的缺乏，也反映了中共面對後極權主義社會突如其來的踟躕和彷徨，即現實感的缺乏。而過去半年，中共管理層所能補救的，為三中全會所做的所有調研、諮商和準備，都在為「二十大體制」的鞏固做某種技術回調，在十二年以來的極權主義路線做暫時停頓，為經濟大蕭條的到來尋找對策。 否定改革等同於改革？ 儘管如此，在這條越來越封閉、與國際社會越來越趨向對抗的道路上，在人民以為中共能夠再次自我糾錯的「三中全會」上，中共的統治集團仍然選擇了逃避主義。在前兩次否定路線就是否定權力的殘酷歷史教訓面前，中共領導人不願意面對任何哪怕輕微的批評和矯正，而反其道行之，將否定改革等同於改革，如同將戰爭等同和平、將極權主義等同全過程民主一般，做自封的「改革家」。 整個精英集團寧願退縮到沙堆中，將所有的困難歸結為嚴峻複雜的國際環境和改革的艱鉅性，選擇了以不變應萬變，選擇了「既要也要又要」的自我否定框架、試圖以「七個聚焦」也是中國國畫式的多點聚焦的方式，直觀地將過去十二年的極權主義化道路，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名義下可視化、包容化，絲毫不考慮其中各項政策之間的矛盾、衝突和互相抵消的可能性。譬如在對市場經濟的「管與放」、在「堅持意識形態責任制」與促進文化活躍與開放之間，公眾看到了那些費力道出的堅持市場經濟、鼓勵民企、積極擴大內需等政策的無力和無意義，從而陷入失望。 更重要的，從大會公告內文的面面俱到實則互相衝突、且遠不止聚焦經濟政策而是大幅論述意識形態、安全、文化等全方位的體制建構，如此迂迴繁冗，就能窺見其既堅持又妥協卻逃避的決策心態。感官上，公告的主要篇幅只是重述「二十大」報告，都在頌聖一般強調中共領導人的「改革」功績，繼續堅持十二年以來錯誤的「供給側」經濟路線，相信這也是所謂「決定」的主體，不僅了無新意和創見，而且似乎都在為掩蓋可憐的些微讓步和政策調整做掩護。這是對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無視和逃避。 領導人健康謠言反應民眾的不滿 換言之，如同中國公眾在「三中全會」前後從抱著些許期待到無限失望的情緒轉化，全會前後、內外的封鎖、封閉對全會政治意義的自我消解來看，在公眾對社會、經濟、政治變革的巨大期望和執政黨的吝嗇、收縮和退避的立場之間，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中共高層似乎遠遠沒有意識到，這種政治供給的短缺和相應分配政策的緊縮，才是當前中國社會的根本社會矛盾，也是中國經濟陷入通縮、內需不足的政治根源，造成中國當下民眾的普遍不滿。 所以，不奇怪的是，在幾天閉門會議期間，中國社交媒體和民間迅速流傳了有關領導人健康的謠言，猶如1976年「四人幫」倒臺前社會輿論的再現。而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每當這種政治不滿的社會情緒大範圍形成，就意味著政權合法性的突然喪失和政局不穩。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不過，對國際社會來說，更危險的還在於「三中全會」公告明確了「決定」只是作為2029年中共建政80週年之前也就是未來五年的執政綱領。這是相對中共以往重大歷史決定而言相當罕見的短期規劃，形同一個過渡，如列寧臨終前的「新經濟政策」，或者中共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的四年調整。 意味著，所有的調整或者讓步，無論是技術性的措施還是政治性的承諾，無論黨內外是否存在反對和批評，「二十屆三中全會」所做的決定只是權宜的，必將屈從於五年後更為長遠的政治目標。譬如，服務於銜接中國領導人的第三和第四任期，或者為「二十大報告」所載明的「統一臺灣」的目標做轉換性準備，某種以「時間換空間」的大戰略。 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或許能夠理解「三中全會」決定的矛盾性，看到它寧願用繁冗的政治口號遮掩微小的調整和讓步，而不願意通過修憲或者倡議立法保障改革開放來真正提振人民信心；然後理解「三中全會」的歷史性，遇見它注定是一個失敗的政治決定，如同此前無數個「爛尾」的政治工程，只為未來的連續執政和更為宏大的地緣政治野心做準備。 這或許是中共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所有與會者都不願正視而是逃避的真正危險吧。△（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