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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新關稅戰與「新華盛頓共識」
王赫
2024年5月24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 5月23日，美國財長耶倫在G7財長會議舉行前夕對媒體說，七國集團將對中國產能過剩作出戰略回應。2天之前，耶倫敦促歐盟和美國通過「統一的戰略方式」對中共在電動車、太陽能產品、半導體、鋼鐵和其他關鍵產業的過度投資造成的產能過剩作出回應，以保護大西洋兩岸製造商的生存。
耶倫強調美歐聯盟至關重要，這也是在策應拜登政府的對華新增關稅。
5月14日，白宮宣布，因中共的不公平做法對美國「經濟安全」構成「不可接受的風險」，拜登將維持其前任川普實施的關稅，同時加大其它關稅力度，將鋼鐵和鋁、半導體、電池、關鍵礦物、太陽能電池、船岸起重機和醫療產品等價值180億美元的七大類產品分別提高至25%—100%。5月22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表示，包括電動車及電動車電池等計劃在2024年開始徵收的新關稅將於8月1日生效。而那些計劃在2025年和2026年徵收的新關稅將分別於2025年和2026年的1月1日開始實施。
對此，負責主持G7財長會議的意大利經濟部長吉安卡洛·喬爾蓋蒂（Giancarlo Giorgetti）說，「美國政府已對中（共）國亮牌，採取了非常強硬的措施」，「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正在結束」，「一場貿易戰正在進行，這反映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喬爾蓋蒂還表示，歐洲仍需要在不斷變化的形勢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美國需要的則是G7和歐盟的跟進。拜登政府正大力構建與盟友統一的經濟戰線，這被稱為美國對華競爭經濟戰略的「第四條腿」。
《華爾街日報》題為「 The U.S. Finally Has a Strategy to Compete With China. Will It Work?（美國終於有了與中國競爭的戰略， 它會起作用嗎？） 」的文章，將拜登政府對華競爭經濟戰略形象的說成是「三條腿的板凳」。第一條腿是提供補貼，以建立一個從清潔能源到半導體的能夠存續的科技製造部門。第二條腿是對威脅這一目標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第三條腿是限制中國獲得可能有助於提升競爭力的資金、技術和知識。
該文認為，新關稅經濟影響有限，但象徵意義巨大，不僅釋放出中美經濟脫鉤趨向不可逆轉的信號，並意味著拜登政府對華競爭經濟戰略的最終成型。
拜登上台即提出「中產階級外交」。2021年2月4日，拜登首個外交政策講話中就說：「外交政策與國內政策不再有明確界限。我們對外的每個行動，都必須考慮到勞工家庭（working families）的利益。推進服務於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需要迫切關注我們國內經濟復興。」
在之後的施政中，逐漸形成了「拜登經濟學」，其核心是對基礎設施、半導體和清潔能源產業的歷史性投資（「一代人一次」）。拜登政府執政的前20個月，與國會合作頒布了《兩黨基礎設施法》（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芯片和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 ）以及《降低通貨膨脹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這代表了對美國超過1萬億美元的投資，旨在使美國在關鍵和成長型產業中具有競爭力，並在創新和基礎設施領域成為世界領先國家，同時圍繞高薪工作崗位建設這些產業，使其可長期持續發展。拜登稱其為「現代工業戰略」。
「拜登經濟學」批判「里根經濟學」。「里根經濟學」 提倡「涓滴效應」， 即政府對企業和富人減稅，以此來鼓勵投資，促進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成果不斷增大的同時，逐步擴大受益人群，惠及包括普通民眾在內的所有人，就像涓流一樣慢慢滴落、滲透。「拜登經濟學」認為這讓中產階級失敗了，讓美國失敗了。它擴大了赤字，增加了不平等，削弱了美國的基礎設施，一個接一個地剝奪了社區的尊嚴、自豪感和希望。
「拜登經濟學」的核心是「新華盛頓共識」。2023 年4 月27 日，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題為《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力》的演講，全面闡述拜登政府的國際經濟政策議程，首次提出「新華盛頓共識」（New Washington Consensus），為美國未來的經濟戰略規劃提供了思想基礎。
沙利文指出，美國所面臨的四大挑戰，使得傳統的以支持經濟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舊共識」難以為繼。四大挑戰是：第一，美國的產業基礎正在被掏空；第二，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正在對經濟發展產生日益巨大的影響；第三，氣候變化危機加劇清潔能源轉型的壓力；第四，美國國內經濟不平等加劇，威脅民主制度的穩定運行。
「新共識」強調產業發展與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強調美國及其盟伴要合力應對地緣政治特別是中共崛起所帶來的挑戰，將國家安全和中產階級福祉置於優先地位，不能因為經濟效率而忽略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
為此，拜登政府採取五個行動步驟：第一，「現代美國產業戰略」；第二，加強與盟伴的合作，共同建立一個強大的、有韌性的、先進的和有包容性的技術工業基礎；第三，超越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建立著眼於時代核心挑戰的新的國際經濟夥伴關係（例如「印太經濟繁榮框架」）；第四，向新興經濟體調動數萬億美元的投資，以革新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如「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PGII」），同時致力於解決「脆弱國家」面臨的債務困擾；第五，「小院高牆」，保護美國的基礎技術。希望以此能夠建立「一個有利於我們工薪階層、有利於我們工業、有利於我們氣候、有利於我們國家安全以及有利於世界上最貧窮和最脆弱國家的國際經濟體系。」
尤為重要的是，「新華盛頓共識」從戰略上鎖定了中共，將中共視為最大的敵手，融合內政與外交，修復美國產業生態系統、提升美國技術創新能力、加強與盟友和夥伴的產業和科技合作，削弱中共在全球經濟網絡中的影響力，「競贏」中共。
可以說，「新華盛頓共識」不止是拜登政府的國際經濟戰略思想，而是美國經濟戰略思想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歷史性的轉型，即從信奉市場至上、推動自由經濟轉向強化政府干預、護衛國家安全。
因此，無論2024年美國大選結果如何，美國對華經濟戰略框架都難有根本性變動。美國針對中共的新一輪關稅戰，只會越打越勇。△
（轉自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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