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校园霸凌事件为何层出不穷？（多图）

2024年4月5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三月底，福建、河南和湖南相继传出青少年常年遭同学欺负、霸凌，有的甚至被预谋杀害或因难以排解负面情绪而自杀。这些事件受到全国关注，也引发为何霸凌问题层出不穷以及如何防范的讨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3月24日，福建晋江灵水中学一名十三岁女童遭同学霸凌而跳楼身亡。隔天，孩子家长去学校讨说法时被安保阻拦，现场发生争执。

3月24日，福建晋江灵水中学一名十三岁女童遭同学霸凌而跳楼身亡。（网络截图）

受欺凌女童的妈妈说，出事那天还一起吃了火锅。但两小时后，女儿寄出简讯，说没法待下去，因为每天看到霸凌的同学过得这么开心，觉得很不舒服：「我就到处找，才知道她在学校里被霸凌了，而且（霸凌者）不止一个。我只知道最清楚的就是转账这一个。」中国近来频传校园霸凌事件，甚至酿成人命。三月中旬，河北邯郸一名十三岁男童被同学杀害，尸体埋进蔬菜大棚里。综合中国媒体报导，受害人王子耀曾因遭遇校园霸凌不想上学，但家长无法伸出援手。王子耀和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父母不在身边的农村「留守儿童」。而同一段时间还有中学生在校内被围殴的视频流出。湖南吉首一名女童被人连续扇耳光、脚踹甚至下跪。根据新京报报导，该名女童不仅耳膜穿孔，身上也有多处挫伤，而且有中度抑郁。她的父亲直到去派出所做笔录时，才知道原来女儿不是第一次被打。

近日，湖南省吉首四中一名女生在校园内遭受多人霸凌的视频在网路流传。（视频截图）

据中央社报导，为了更好识别求救信号，中国一些学校开始在厕所等角落装设智能语音警报系统，以求第一时间通报老师和校务人员。不过，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万立认为，光是预警还不够，还须完善其他预防工作和民事救济机制。 霸凌为长期、重复受欺凌而非单一事件 校园霸凌按挪威心理学家奥维斯（Dan Olweus）的定义，指的是学生长期并重复地受到一个或多个学生的欺负或骚扰。2017年，中国官方把校园欺凌定义为校园内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蓄意或恶意透过肢体、语言及网路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而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事件。台湾亲职沟通作家与讲师罗怡君表示，霸凌是长期的行为，而且是故意贬低他人自尊，应和一次性的肢体或言语冲突、交不到朋友等情况作出区别。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0-2022年间的调查，3108名未成年当中有一半以上（53.5%）认为受过校园欺凌。 2018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学生通报一个月内被欺负几次的比例（17.7%）低于世界平均值（22.7%）。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也指出，中国未成年人因为校园欺凌行为被逮捕或起诉的人数在2020-2022年间持续减少。 校园霸凌原因多元「恃强凌弱」愈发明显 尽管中国校园欺凌行为比几年前少，但「恃强凌弱」的特征却愈发明显。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低还有歧视、吸毒等社会不良风气容易引发校园霸凌。此外，身体健康、成绩好的学生或父母教育程度、经济条件越高的子女，他们受欺负的概率越低。而自尊心较低还有来自农村、心理压抑的学生则容易受欺负；缺乏正确家庭教育和关爱的孩童也常因为自我否定、感到羞耻而欺负他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在2019-2020年对山东、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六个省份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时发现，留守儿童、父母离异或再婚的子女不仅没有得到社会同情，反而常常因为缺乏父母照料、关爱而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欺凌。亲职沟通作家与讲师罗怡君解释，这是因为当社会价值观涉及成绩表现、家庭条件时，不仅导致青少年容易靠外在标签来看待自己，造成自我价值感低落，也可能造就阶级之分，成为助长霸凌行为的温床。而这对当前青少年面临的烦恼来说，还只是冰山一角。罗怡君表示，社群媒体过度曝光，加上少子化，孩子面临的压力其实比上几个世代还大：「他们不太像以前我们可以去做生活区域的分割，比如说回到家，学校的事情可能就告一段落，但现在没有。现在是手机都在上面，都是Line、Instagram的社群，所以学校里任何问题都可能延伸到网路，而且加速地扩散以及复杂化。」罗怡君说，不仅网路社群的影响延伸至日常生活，一个孩子也同时被好几位大人盯著，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如果他们无法调适好这些压力和情绪，「就会在学校其他地方找到发泄来源。」不过，中央研究院社会学专家吴齐殷提醒，造成校园霸凌的原因相当多元，有时甚至涉及教师之间的竞争，「也就是成人之间的冲突或矛盾借由学生的冲突方式在展现」。这导致很难用一般性的公共政策来解决或防治，除非能把霸凌的所有可能原因都找出来。因此，他建议个案处理，才能有效保护到受霸凌的学生。 法律能否有效防治校园霸凌？ 随著校园霸凌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中国政府也持续深化相关立法和政策规定。2016年起，中国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过几次有关防治校园霸凌的通知和指导意见，包括明确归属反馈举报机制，以及各地学校的相关工作机构、办公电话和实施方案。《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在2020年通过修订，要求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依法处理校园欺凌行为。此外，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监护人也有权通知网路商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以遏止网路欺凌。2021年，《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也进一步在拳打脚踢、推撞抓咬等肢体霸凌及网路霸凌之外，把辱骂、讽刺、挖苦等言语霸凌和排斥、孤立等关系霸凌也算入欺凌行为。尽管中国已有许多相关规定，但法治日报在2023年指出，许多学校依旧没有足够资源或按要求设立救助、举报机制，也有不少老师没有接受相应培训，缺乏保护学生的责任观念。这导致学生无法信任校方能公正处理问题，对霸凌者、被霸凌者及旁观者都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和阴影。罗怡君对此表示，透过法律约束甚至吓阻，而非从协助的角度帮忙孩子，反而容易让霸凌地下化，更难察觉。她认为，解决霸凌问题要从根本原因下手，也就是加害者与被害者的需求：「不是要去找到一个战犯，定义谁是加害者、谁是被害者，然后道歉赔偿了事结束。这样无法预防下一次的霸凌，因为现在的被害者可能转身变成下一次的加害者，因为他有情绪还没有宣泄完。」罗怡君说，防治校园霸凌应从建立友善支持且公平的环境，还有培养孩子的社交情绪学习（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两项著手—首先是要让环境氛围的主导人或权力掌有者公平公正，明确处理冲突的原则，而非因人而异；再来是辅导儿童面对、解决冲突，而非刻意压抑他们的负面情绪：「这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教，所以就变成大家很主观、带著家庭背景，以自己平常惯用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家里有暴力的，他就会用暴力的方式。家里面的人冷言冷语，他也就是冷言冷语。」而阅读青少年小说，或是在班会、周会让孩子对不同情境角色扮演，也是培养孩子换位思考很好的练习。落实法律及政策执行是一方面，专家也建议让家长和教师了解学生的性格、日常表现和人际网路关系，以有效破除同侪之间怕被报复或爱莫能助的漠视、选边站行为。社会学专家吴齐殷表示，现代化社会里，人人被鼓励往上层流动，因为社会层级越高，能动用的资源或是拥有的权力就相对来讲比较丰厚，被欺凌的机会就相对低。而这反映在校园也是如此，跟老师关系比较好的学生，容易被老师注意或赞许。而从友谊网路来看，朋友比敌人多或是不落单的孩子，因为能有后援也比较不容易被霸凌。吴齐殷说，社会结构如此，导致难以根治校园霸凌问题。因此，「应该要教导怎么让这些孩子比较容易被同侪接纳」，学会怎么交朋友，才能确保在有限的防治机制下，孩子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