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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官逼民反愈演愈烈 “血拆”案频现
张菁
【人民报消息】自2023年以来，中国农村出现的杀官案似乎呈现高发态势。 光是在5月上旬，至少就发生了三起村民仇杀村官、甚至将其灭门的惨案。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怎样的恨意会使老实巴交的农民起了杀心？ 有不少网友都给了如下回答－“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的确，中共自“打土豪、分田地”以来，根本就没有善待过农民，总是想办法对中国这个占比最大的群体进行盘剥、蹂躏、欺压。 各地的村官管天管地，不惜采取暴力手段也要夺走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和口粮。 拿上面的三起杀官案来说，有两起都跟征地、拆除纠纷有关。
例如，发生在山西定襄县的某村长及其妻儿三人被杀案，就是因村里的土地与资金分配不公而引发。 行凶者是村民续国强，他被村长陷害，不幸入狱两年，后来出狱了，又怎能放过霸凌自己的人呢？ 又例如，辽宁东港马家岗村的杀猪匠金某某入室杀害了村长的9名亲属，虽说村长因不在家而躲过了一劫，但此案却是由村长偏私、袒护 自家亲属，未能公正处理他们与金某某之间的土地纠纷所致。
土地是资源，垄断、利用资源捞钱是中共自上而下的官僚的强项。 尤其在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常常模糊不清，容易产生纠纷。 为尽快透过卖地获利，村镇、乡县层级的政府在迫使农民交出土地的同时，也不计后果地强拆他们在土地上建造、居住的房屋。 只是，负责拆除的官员们怎么都没想到，这后果竟然也包括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2012年5月17日，贵州德江县发生了一起国土局副大队长“遇刺”案。 他因索贿不成、第六次派人去强拆一位女村民的房屋，结果当场被其刺伤、血流不止。 在被送医的路上，他因流血过多而死。
同年5月22日，广东湛江东海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邓卫江被一村民用刀砍死。 案发当日，他不仅伙同200名警察去强拆该村民家的祖屋、强占其家中6亩多承包地，还带著10多名警察挑衅、围殴该村民的父亲。
2013年4月15日，福建连城县也有一名国土局副大队长，在强拆西康村一村民的房屋时，被其用长刀砍死。
2015年2月19日，河北石家庄北高营村发生了举国震惊的贾敬龙杀官案。 老实巴交的村民贾敬龙用改装后的射钉枪报复性地杀死了村主任何建华。 而原因就是，何不仅强拆了他的婚房、破坏了他的婚事，还指派强拆队殴打、侮辱贾本人及其家人；事后还理直气壮地拒绝赔偿。
2016年11月16日，也就是贾敬龙被执行死刑的第二天，陕西延长县曹渠村一村民将该村刚上任的村主任一家9口捅伤，最终导致包括村主任在内的4人 死亡。 据陆媒报导，该名村民曾因“土地补偿款事宜”与村主任发生冲突。
2017年3月17日，江西赣州南康乡一名乡干部因强拆一村民的祖屋，被其用镰铲打死。
2019年10月23日，山东临沂市常旺村一村民用水果刀捅死了一名带城管阻挠其盖房的基层官员。 尽管村民是盖房子时动的手，但其难以宣泄的愤怒却始于自己以前的两层住宅被强拆时所遭遇的种种不公。
都说城里人比乡下人斯文，但面对强拆，被逼得无家可归的城里人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十多年来，因强拆而引起的杀官案在城市中并不鲜见，且影响巨大。
早在2010年10月，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起颇受社会关注的杀官案。 这一年4月8日，该市高湾经济区建委主任兼管委会人员王广良带著50多人的拆除队来到了杨义自家的黎明特钢厂，要进行强制拆除。 王的态度十分蛮横，一去就撵走了4名工人，强行将杨义的三位家人拖进一辆面包车内，还打伤了其弟。 接到弟媳呼救电话的杨义便立刻下楼，从厂里拿了两把刀，将王广良捅死。 有不少居民证实，杨义家“没有得到分文拆迁补偿款”，却遭到了王等人“违法的暴力拆迁”。
2021年7月12日，湖北武汉市武昌区65岁居民舒立法用水果刀捅死了拆除办的一名官员和一位女会计。 半年前，该官员曾带著二、三十名社会闲散人员和一台挖土机，将舒家一处合法的三层楼房强行拆除。 当地派出所对此事立案后，舒家人却遭到了那名官员及其打手的恐吓、威胁。 案发当日，他们再次来到被拆房屋附近，看到舒立法用手机拍照取证，就将其按倒在地，进行谩骂、殴打。 随后，一行人刚走没多远，舒就取来一把水果刀，朝其中二人捅去，最终导致一人死亡。 后来，他又去了拆除办，将先前有争执的女会计捅死。
这些惊人的杀官案无论发生在乡村或城市，都有著一些显而易见的共同点。 其一、都是地方官对老百姓的习惯性施暴，如不经他人同意就对其房屋进行强拆、土地进行强占。 其二、围观民众的反应也出奇地一致，都是一边倒地偏向杀官者。
杀人本来就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为天理、律法所不容。 但上面这些案件发生后，几乎所有人都在“拍手称快”。 无论是当地民众，还是网路上的围观者，都在异口同声地称赞杀官者是“英烈”、“英雄”、“杨门之后”，同时大骂政府是“土匪”、“强盗”、“流氓” 。 看到强拆的官员被一刀毙命，评论区都在欢呼“杀得好”、“为民除害”、“替天行道”、“大势所趋”、“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 说法」、“反抗是对抗暴政的唯一手段”…
此外，当法院与政府沆瀣，要对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可怜人进行枉判时，许多人就立刻加入到为杀官者击鼓鸣冤的人群中来，抗议司法不公、政府施暴。
例如，湛江村民的杀官案在二审开庭时，就有2,000多位村民在法庭外喊冤，要求法官判被告无罪。 又例如，针对杨义的杀官案，《中国人权双周刊》有文章披露，「王广良被刺当天，有老百姓当街放起了鞭炮，抚顺市高湾区有一千多位百姓公开签名、摁 手印联署保杨义的性命”，许多网民也在声援。
河北的贾敬龙因杀官被判死，大陆司法界的十几名专业人士以及海内外的民众都在向最高法疾呼“刀下留人”。 大家一致认为，法院并“没有考虑乡村基层政权的恶政现象”、“对案件基础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即使贾敬龙杀了人，也罪不至死。 还有很多人都说，强征、强拆才是祸首，“杀了贾敬龙，还有后来人”。
果然，不久后，陕西有村民公开向最高法喊话，称自己将步夏俊峰、贾敬龙、黑延平、赵小奎……这些杀官者的后尘，成为真正的“后来人”。 他表示，“射钉枪已买，请高院准备下一个死刑”。
贾敬龙被处决一年后，江西赣州又出现了杀官的村民。 法院同样下了狠手，将其判死。 网路上嘘声一片，都为这位村民感到不平。 有律师主动提出，要为他进行免费的辩护，还有很多人表示要伸出援手。
民意昭昭，正说明了强拆百姓房屋、强占本属于他们的土地，本就是违法的暴行，是与民心背道而驰的。 政府施暴在先，民众本能地抗暴合理、合法。 正如网友所说，既然“事先没法商量，事中野蛮之极，事后没得说法，事关家庭生存，‘杀’就成为必然选项”。
百姓抗暴之心惊人的一致，同时，各地政府暴力相向的残忍等级也基本雷同。 对于抗暴的个体，即使法院没下狠手判死，政府派来的打手、警察也会在案发现场或事后进行“肉体灭绝”。
据媒体披露，贵州德江县的杀官女村民被警察带走后，遭到被杀官员家属的暴打。 后来，网路上又有传言称，她在被带去祭奠官员的路上，被官员妻子杀害。 有不少民众去公安局讨说法，却被警察带走，下落不明。 此外，湛江的杀官村民被抓后，也遭到暴打，“肝部被打裂，生殖器已经被打烂，牙齿被打掉”，送到医院抢救时，已奄奄一息。
还有许多抗暴者，甚至来不及上法庭就直接被抓走、关进暗无天日的黑监狱，至今都杳无音讯、生死未卜。 谁要为其鸣冤，也会受到牵连，惨遭官方的威胁、打压、报复。
中共就想让人知道，谁要反对其麾下政府征地、拆迁，挡著大大小小的官老爷们靠土地敛财，就只有死路一条。 看来，这个政府早就把刀架在老百姓的脖子上了。
多年前，大纪元有文章对各地拆迁的暴行进行了盘点总结，「从恐吓掳人，断水断电，封路堵门，半夜偷袭，到泯灭人性的逼喝农药，乱棍打死，开车压 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到如今，“神州大地尽是房舍、家园、良田、学校等被捣毁殆尽的流离失所的人，更有许多地方工厂无预警遭强拆，一夜之间造成当地数千民众被迫失业”。
至上而下的政府之所以敢说拆就拆，就是因为有权力曾在江时期一度井喷，后来一直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政法委来供给和撑腰。 当时，周永康是政法委书记，每年收到的江下拨的款项都超过了国防预算，高达1100亿美元。 这笔维稳费花下去，百姓要鸣冤也就更难了，他们“进京被拦截，上访被拘留，举报被劳教”，求告无门。 再加上，各地的拆迁办都是由政法委副书记挂帅，基层官员们为升官发财，定会穷尽一切手段，更加肆无忌惮地“维稳”那些不愿被强征、强拆的人。
中国人无奈选择“以暴制暴”，可见中共的暴行是直奔侵犯人的生存权利、取人性命而来。 人要活著，就必须得抗暴。 中共不给人留活路，中国社会就会有更多的为争取活路而杀官的亡命之徒。 官民互害，不断地制造杀戮，这似乎已成为死循环。 而制造这一切矛盾与灾难的中共是绝不收手的，它至死都不可能还地、还权、还利于民。 靠谎言与暴力起家，后来又一直以盘剥搜刮、巧取豪夺为业，这样的中共若不终结，因抗暴而引发的悲剧、惨案就不会停止上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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