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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禁評中國經濟，文革殷鑑不遠（多圖）
何清漣
2023年12月29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12月15日，中國社媒平臺微博提醒用戶避免發表有關經濟的悲觀言論之際，中國國安部是在官方微信賬號上發表《國家安全機關堅決築牢經濟安全屏障》的文章，認爲“唱衰中國經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道路的攻擊與否定和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打壓”。由國安部出面發佈言論禁令，自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尚屬首次。這讓我想起一個規律：統治者最有信心之時，言論相對開放，例如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直到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統治者信心嚴重欠缺，言論管制非常嚴苛，比如毛澤東文革時期、1989年64之後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一個月內，國安部連續三次發文，將言論管制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當然是中國當局缺乏信心的表現。
中國曾有一段經濟學領域不反自由化的寬鬆時期
管控言論是共產文化孃胎裏帶來的病，所有共產政權（包括西方左派政府）都好這一口。西方左派還沒達成這點，是因爲言論自由是這些國家數百年來的傳統，目前只能利用“政治正確”一點點蠶食言論自由。中共自出生以來，就在黨內實行一言堂，建政以來在全國實行管控言論，但是，萬事皆有例外，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過一段時期，經濟學包括經濟政策分析曾比其他學科多點言論自由。
1998年初，我的《現代化的陷阱》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一時間在中國產生風生雷動之效應。當時的反應大概是三種：一是完全不瞭解情況的普通公衆，認爲“這種直批改革弊端的書都能出版，咱們國家有希望”；二是外國駐京記者，有人認爲當局要進一步改革開放了，當時還很有名的《遠東經濟評論》駐京記者因此寫了篇《北京的春天》；三是比較瞭解內情的人，這類人包括兩種，一是我的朋友圈，知道這本書1997年初完稿之後，在國內周遊了十三家出版社被拒絕，都高興地感嘆“終於出版了”，認爲今日中國出版社總編輯黃俊青先生成功地打了一次插邊球；另一類是在體制內居於較高位置者，據他們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劉吉先生之所以敢支持出版這本書，有個原因，那就是在經濟研究尤其是經濟政策分析方面，江澤民時期秉承趙紫陽當年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堅持的一條原則：經濟研究領域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由是：經濟改革是摸着石頭過河，大家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既然要發展市場經濟，依靠計劃經濟那點經驗，根本無法管理調控中國經濟，因此在經濟領域要放開言論管制，讓專業研究者發言。
說到這裏，得簡單回顧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簡稱“清污”）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段歷史。這是自中共建政以來，僅有的兩段允許黨政媒體公開就黨內對立的思想觀點辯論的短暫開明時期。
“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發生於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雖然歷時只有兩個月，卻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在1983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與會者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要求“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製造精神污染的行爲作鬥爭”，陳雲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會議的最後一天10月12日上午，鄧小平使用鄧力羣準備的講話稿《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特別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什麼叫“精神污染”？主要是港臺流行文化例如許多流行歌曲（如鄧麗君等）、流行髮式服裝傳進中國大陸，交誼舞會遍及全國大小城市甚至農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清除精神污染”的號令之後，全國各地黨委及政府都將重點放在這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市委機關門口甚至有這樣的提示：“男士大包頭，女士披肩發，塗脂抹粉，佩戴首飾者，均不得進入大樓”。文藝界積極開展對流行音樂的批判，人民音樂出版社還出版了《怎樣鑑別黃色歌曲》，將《何日君再來》、《夜來香》定性爲“黃色歌曲”的典範，連李谷一的《鄉戀》和蘇小明的《軍港之夜》也被認爲是靡靡之音。各大學保衛部將晚上抓捕戀愛學生當作清污的重要內容。“清污”運動進入高潮時期有擴大化趨勢，日益變成一場文革式的整人運動，引發社會不滿。從下面這幅宣傳畫可看出“清污”的主要內容。
對於這場運動，最先警覺並且全力踩剎車的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11月14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對“清污”正式發表講話，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這篇社論及後來的數篇文章對“清污”提出批評，強調清除思想戰線上的污染，不要蔓延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上面去。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總結，稱鄧小平的“清污”決定是對的，但是在下級執行時出現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清污”運動不得不草草收兵。
黨內左派對此結局並不甘心，於是想方設法利用1980年代初由鄧小平等人提出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政治口號。1986年底，爆發了“八六學潮”，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於1987年初被迫辭職，中共極左勢力鄧力羣、胡喬木等人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於1987年初順勢推廣、展開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次重點放在市場經濟（商品經濟）姓社還是姓資、經濟特區應不應該開辦等方面，該運動此後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反對，趙紫陽認爲鄧力羣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運動來反對和否定改革開放，並以此說服了鄧小平（辦經濟特區是鄧小平的主張），該運動隨後於1987年中期逐漸結束。據說“經濟領域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趙紫陽關於該運動的一個內部講話定下的。
1989年6月江澤民接任總書記之後，最開始有反改革傾向，經鄧小平南巡講話敲打後，從此堅定推行改革開放路線，趙紫陽定下的這條原則得以保留下來，胡溫時期雖然開始反顏色革命，提倡“五不搞”，但經濟領域內的討論尤其是民生方面仍然算相對寬鬆。這就是相對於其他領域的死氣沉沉，中國的經濟領域討論顯得相對活躍的原因。
習近平第一任期內主要是反腐，對經濟領域的言論管制未提上日程。但第二任期內，經濟討論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對經濟政策的批評）逐步加強，許多話題包括民生也不能討論了。演化到今天由國家安全部連續發文加以限制，明顯帶有恐嚇性質。此禁言令下達以來，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正面讚揚，如圖：
文革萬馬齊喑 殷鑑不遠
文革結束時我已經成年，對當時的宣傳記得非常清楚。全國人民一直深受物質供應匱乏之苦，連飯都喫不飽，在鄧小平1975年1月復出後，提出“三項指示爲綱”，“抓革命、促生產”，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的戰略地位，力圖將全國的政治經濟生活重新納回到正常軌道中稍有起色，但毛認爲這是否定文革，展開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國人又開始“喫社會主義的草”，但中共的宣傳機器卻大肆渲染中國經濟形勢大好，當時的舊文是如此描繪：
將圖片中這篇1976年的報道與今天的宣傳文章相比，二者幾乎連文風、用詞都非常相似，外界評論習近平在思想控制上開倒車退回到毛時代，並非虛言。
在這篇文章發佈之後四個多月之後，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清除。對十年文革時期的經濟， 1978年2月26日華國鋒在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稱：“從1974年到1976年，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詞中提到文革十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這段歷史說明：再華麗的宣傳，也挽救不了經濟走衰的現實頹勢。中國經濟目前雖然走衰，但比“文革“時期好得多，如果北京當局誠實地面對現實，能夠拿出趙、江兩位前任的胸懷，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總能因地制宜，找出解決之策；閉塞言路的結果必然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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