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想到中共建政后，有一天军队的坦克车会开上天安门广场碾压学生成肉酱！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编者按：在今天刊登的中共半个世纪前的承诺里，有几位作者或演讲者是很出名的人物，例如翦伯赞、郭沫若、茅盾（沈雁冰）、夏衍、沈钧儒、舒芜、周谷城、陶行知和黄炎培等人，现年70岁左右的人都还会记得他们。 翦伯赞在文革期间，被逼问有关刘少奇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但又必须得交代，实在被迫无奈，于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与妻子戴淑婉服下大量安眠药。次日清晨，杜师傅杜铨见翦氏夫妇一直不开房门，喊了数声也没反应，就将房门撞开，发现其夫妇俩已远离了这个世界，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揭开被子，两人都整整齐齐的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翦伯赞自杀也不敢不表达忠于毛，这是怎样恐怖的世界。但，这纸条并不起任何作用，那个年代，自杀就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定罪，所以翦伯赞夫妇的骨灰还是被当作垃圾处理了。 10年之后，1978年8月，翦伯赞被「伟光正」平反。1979年2月22日，他的追悼会上，摆放在会场前方的骨灰盒里，只有3件物品：一是翦伯赞的老花眼镜，二是冯玉祥送给他的自来水笔，三是他们夫妇的合影。 另一个名人，茅盾（沈雁冰），中共非法建政后，出任第一任文化部长，妻子孔德沚（读音：基）在家料理家务。文革浩劫开始后，茅盾被打倒靠边站，还被抄了家。妻子在这场劫难中惊吓与担心，致使糖尿病复发，于1970年1月29日凌晨在医院去世。 茅盾在1945年12月写道：「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后死者咽住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血前进吧！」用这段话来纪念47年后的六四死难学生，根本不需要修改一个字！ 再举个例子，郭沫若，他的名气更大，被称作世纪奇才。但文革期间他的家庭也没有平安无事，郭跟第三任妻子于立群生的次子郭世英、三子郭民英均死于文革期间。郭世英肄业北京大学哲学系，1968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打得半死后从四楼扔下而死。郭民英肄业中央音乐学院，1967年参加海军，无预兆突然自杀，死因成谜。1978年6月12日，86岁的郭沫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1979年2月25日，妻子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 我们接着连载被中共化为纸浆的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在这些「承诺」里，就有上面提到的这些名人的文章或讲话。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愿望与中共建政后的行为没有交叉点。

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的承诺 ──编者：笑蜀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72.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73.斥「人格教育」 74.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75.民主和自由新论 76.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 77.「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78.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 79.中国统治者的「进步」 80.为死难学生呼吁 81.德国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82.人民是骗不了的 83.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84.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85.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节录) 86.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87.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88.重视青年 ◎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 近年来，很多大中学校中有「民主墙」的设置，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假如只有在这一垛墙上才有民主，那就不能不使人有民主太少之感了。民主墙的精神应该发扬，使整个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成为民主的堡垒。 说学校要成为民主的堡垒，这就牵涉到学校是否要和政治牵连，学生是否要过问政治的老问题。但这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并不是要把学校卷进政治的漩涡，让学生成天去做政治的活动。恰恰相反，假如办学校的人及教师和学生不一起努力来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结果就使得学校完全落到政治上的坏倾向的支配下，也就使得学校既不能好好的教，也不能好好的学。 这几年大后方学校的教育情形可以做最好的证明。据说，有一个大学的负责人自负为「以办党的精神办学，以招兵的办法招生」。又有人说，有的学校拿了国库的经费，却只在培养「升官、发财、造谣、生事」的人才。这话也许言之过分，然有着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痛心。并不是没有认真办学的人，但是他们被当做教育官署的下属，经常要应付各方面来的公函训令，一会儿要注意那几个教员，一会儿要严防那一些学生，试问如何能叫他安心办学？也不是没有认真教书的教师，更不是没有认真读书的学生，但是反民主的政治用恶狠狠的面孔高压着他们，监视着他们，威胁着他们，叫他们如何能安心的教书读书？在这种情形下，不学无术的官僚可以主持学校，靠面子有后台的人可以当教授，挂起手枪横行不法的学生可以坐享公费。这简直可以说是斯文扫地。假如不改变这种情形，恢复学府的尊严，后患何堪设想！ 很多人慨叹近年来学校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实何止国文？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程度的低落。学生试卷上暴露出的对于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无知，那决不应该做为笑话来传述。应该使人痛心地感到党化教育的贻害。中国现在已进入和平建国时期，没有千千万万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做中坚，谈不到建国。学校的任务太重要。中等学校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初级人才，大学要培养出大量的有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国家要建设，必须要安定；学校要培养人才，更非安定不可。使学校成为民主的堡垒，意思就是要使学校的内部安定，不受政治外力的干涉、扰乱和破坏，让办学的人能安心办学，教书的人安心教书，学习的人安心学习。 和平建国纲领中在教育项内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又规定，「根据民主与科学精神，改革各级教学内容」。这规定很切要，也就是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使学校能负起培养建国人才的办法。能够做到这样，学校就成了庄严的民主堡垒。学校行政受外力干涉，教学内容受党化思想的范围都是最有害的事。此后，学校应该让真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党部团部更无权干涉。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职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者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在党化精神下所订的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应该征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定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的干涉学校行政，也没有保留的必要。 有了民主的空气就能有安心教学的环境，就能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发展。学校内部情况的变革固有赖于外面的政治社会的进步，但学校是应该做移风易俗的先导的。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给中国带来民主与科学的福音，首先使学校变成民主的堡垒。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2月6日 ◎斥「人格教育」 作者：舒芜 士气怎样败坏，「人格教育」怎样重要，这些呼声，不知由于什么一种触发，近来又常常出现在时论中了。人们引证「经商易得、人师难求」的古训，对于今之教员，深致其不满，责备他们只作知识的贩卖，而不会建树人格的仪型。似乎有一种企图，要从这些呼叫中把整个教育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 必需指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阴谋，而这「新的」方向其实是旧的，完全陈旧的。 教育，是社会的、阶级的武器。没有一个社会、一个阶级，不施行它自己的教育。中国的新式教育，自清末起，数到现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五千余年古国古」，倘要说清末以前就没有教育，那可说不通。我们这些习惯于新式教育的人，对于以前的教育，总觉得格格不纳，总觉得那仿佛是全然相异的别一回事。不客气的说，就简直觉得那并非教育。太学国学，以及州郡府县学之类，不必说了，就是常为论史者所啧啧称羡的书院，倘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过去，也会感到阴森窒息，一点也没有所谓「春风化雨」的风光。好在眼前就还有什么「复性书院」之类，只要去参观参观，就可以知道的。 封建的教育，民主的教育，这是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建基于理智主义之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受教者的实践，但在怎样使之实践的关键上，就有了决定的分歧。 柏拉图说：知识即道德。实在的，凡与知识不能相合、不能用理智来阐明、经不起理智的批判的，就是说，没有理智主义的基础的「道德」，都不过是僵死的教义的武断，陈腐的习俗的盲从，统治者打造出来的精神的桎梏。反过来，真正的大哲，亦必是大圣。因为真正的道德不外是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斗争之路，这个路必需深湛刚强的理智的力，才可以探明，可以遵行。，现在说，新式教育错在注重智育，应该转而注重德育了。这话就表明了那所谓道德，是在理智之外，与理智不相容，就证明了那「道德」其实是什么东西。 不过，空言不如实事。即使真正的道德，也应当有一个能实行它的人站在面前作具体的仪型，效果可以大得多。提倡「人格教育」的人，也许会这样解释的吧。只要不是机械论者，当然不会否认，而且充分的尊重人格的力量。然而，第一，这人格也应当是一个合理的存在，也应当能被理智所阐明；第二、效法这仪型，也应当通过深彻的了解，不能只是盲目的习惯的跟从；第三、最重要的，真正具体的仪型，究竟还是社会生活，不是这个或那个的个别的人。而社会生活又就并非不要理智所能认识清楚的。 今天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个不必在这里说。姑且借用一句老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者，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大体上还是如此。据说这种荒淫无耻，大大的引诱了青年人，他们看到这条稳当便捷的路，觉得平日接受的知识、所指示的路都迂远艰难，就纷纷的就彼而舍此。于是，阴谋者也就趁机站出来，说道：由此可见人格教育的重要，知识无用了，有些知识也适足以济恶了。 就这个情形来说，知识可以说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说一切的知识，而是说今天一般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僵死的，脱离了社会生活；不但不能说明社会生活的真相，反而会掩蔽它的。社会生活的全面，是庄严与荒淫、光明与黑暗、新生与没落的交织。今天学校里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不会公开歌颂那黑暗面；然而，有意或无意的，却严密的掩藏了光明面。一切这个时代的通向光明，为了光明的努力、争战、进行，新生的东西的面貌，光明的力量的招引，大抵都被视作洪水猛兽，不许在黑板上或讲义上透露分毫。新生的东西又究竟比较的不甚显著，不如荒淫无耻之彰彰在人耳目。这样，青年人之易于被荒淫无耻所引诱，当然就是当然之势；倘不，倒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改革的道路，仍然在于「智育」的加强，以有用的知识代替无用的知识，以现实的知识代替迂远的知识，以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代替死板的灌输，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说明代替歪曲的描绘；绝不在于废弃知识、绝灭文化──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自有新式教育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民主主义的、理智主义的教育传统，是可珍贵的；尽管它曾经被封建主义的残余所拖累，被半殖民地的精神所阻滞，更曾被东方法西斯主义所强奸，却仍然是──更其是可珍贵的，在青年的启导、斗争的组织、文化的促进这些巨大的任务上，我们的教育起过什么样的无可估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加以抹煞。别有用心的，拚命的夸张着「教育破产」，想借口提倡「人格教育」，而把青年拖回封建教育的黑暗中，成天去静坐观心、踱方步、记功过、洒扫应时进退：这些，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知识即道德，愚蠢即罪恶。人格，决不是反理智的东西。 ──《新华日报》1946年7月30日 ◎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 今天是「五四」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日。二十七年前的「五四」运动，在反帝、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之下，曾经猛烈地反对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实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民族自觉的新民主主义纪元。从「五四」以后，在中国表现得如此的明显：一方面，新的文化、新的群众政治运动，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首，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在曲折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旧的政治与文化在被群众强烈的打击之后，买办官僚的代表又从东西洋运进一些法西斯主义的货物，在旧专制主义的基础上，再加上那种法西斯主义，以继续压迫人民，戕害青年，并企图从此完全埋葬民族的智慧。自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国民党右派举行法西斯政变以来，剥夺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思想自由，新文化战士及青年为之而捐躯的数目，在中外古今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八年抗战，在国民党一党统治区域，为爱国与民主而奋斗的青年，被法西斯派劫杀，依然是无数的。在那里一切讲学、读书、出版、发行的自由，被残酷地摧残。复古成为时髦，思想即是有罪。在所有的学校中，秘密侦探、欺诈迫害、武装威胁、金钱收买的特务作风，盛极一时，教育与学术的尊严，扫地以尽。一切知识分子完全失掉做人的自由。无论在街上家内，好好的一个人会被突然抓去。集中营里至今还关禁着数万无辜的青年。然而同时，中国的光明也毕竟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涌现出来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把大片的土地从敌人的魔手下夺回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保证了文化方面的彻底改革。造成了新文化发展和大众化的新天地。一方面是青年人、文化人没有一切的自由，思想有罪，爱国有罪；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青年思想的活泼发展。这一个对照，已经最好地说明了一切。它说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 它说明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科学，与自由思想永远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万恶的纳粹党徒戈培尔说过一句法西斯主义的格言；「当谁在我的面前讲起智力的问题，我立刻就要拔出手枪来。」这句话，实际也正是为中国的法西斯派所从来信守的格言。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吃人，就是恐怖的统治。所以它们在政治上、文化上极端仇恨思想与理智，而极端歌颂野蛮、独断与盲从。中国法西斯派有一条独断的根本教条，叫做「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按照中国法西斯派的规矩：大家一听到那代表法西斯派的「一个领袖」，就必须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表示愿在这「一个领袖」的叱咤之下；只要是少数买办官僚寡头的利益，就要无条件服从，视之为「民族的利益」。多少年来，中国法西斯派拼命把这种罪恶的教条灌输给纯洁的青年，一切不接受这种法西斯主义特制的思想模型的，都是异端，都被认为该杀。拿着枪杆对着中国人民的脑袋，这就是中国法西斯派的政治与所谓「文化」。 「五四」已过去二十七年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仍然是辉煌的。完全推翻中国法西斯派的压迫，争取全国的民主，打碎思想统制，使得中国完全新生，这是一切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的严重任务。今天，中国人民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处在一个严重的历史关头。从昆明血案到南通血案，中国法西斯派公开无所顾忌地犯下了一连串的血污罪行。这一连串的青年被杀被捕的事件，是和当前中国的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之争联结在一起的。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是不可征服的。「五四」以来，他们反抗外来的法西斯侵略者，反抗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线，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今天，中国青年更要再接再励起来。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更进一步地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应该用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口号，使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获得更坚实的新内容，更明确的新目标。我们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的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中国青年必须培养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才能真正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战士。各解放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把中国和平民主堡垒的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要为人民服务，坚决打击中国法西斯派的进攻！全国的青年们团结起来，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旗帜下，消灭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向着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目标前进呵！ ──《解放日报》社论1946年5月4日 ◎民主和自由新论 作者：黄元真 某大学的一位院长在纪念周上公开讲演「民主」，说「校长为政府之代表，有资格谈民主；教授为校长所聘，可以稍谈一点民主；至于学生则根本不能谈民主。」 可惜无法亲聆那位院长先生的「高论」，不知他所说的详细理由是什么。但从这简单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不难推论一些出来。能够代表政府的校长(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长并没算在内)，当然「有资格谈民主」，而且只要能够代表政府而决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资格，某院长本人即为实例。因为他们这类的先生们所谈的不过是括号内的「民主」，也可以说是「政府主」或「xx主」，与人民利不相关而害相连，大谈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们的言论不一定都能够代表政府，有的谈到民主就要认真起来(这是每个爱好真理的学者所必有的态度)，这样会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校长聘的，双方都应该顾及到一点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碍校长以及校长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谈一点民主」的。至于学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赋有特殊使命来挂名读书的人们，都是年少气盛，遇事更其认真，说起话来，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顾忌，若让他们来谈民主，就会要真正的彻底的来谈一下，这是与校长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谈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们就「根本不能谈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训青年的文章中，我们又看到这类的话，要我们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来贡献给国家和革命。乍看起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头一个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它，只就第二个来说。要青年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来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么样的自由可拿出来贡献和牺牲的。今天青年有集会结社、读书阅报的自由么？完全没有。有谈话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么？也完全没有。也许可以说，青年不是还有失学、失业、饥饿和死亡的自由么(目前这样的「自由人」真太多了！)？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乐于「牺牲」而唯恐「牺牲」不掉的，试问教训青年要牺牲的先生有办法让他们「牺牲」这些自由么？否则叫青年贡献什么和如何贡献给国家和革命？说到平等，青年并没有和一切别的人争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许多等级的不平等，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做牺牲品的。至于所谓「个人的平等」，在我这个笨人看来真太难解，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对自己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发生，自然更想不到还有「个人的平等」是应该贡献出来的了。 话说到这里可以转回来，我们不要骂那位院长所说的都是屁话，而应该说他所说的正是实情；也不要以为这位名人对青年的要求太过分，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实」。 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虽然有时也要牵着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们来唱唱「爱自由、爱民主」的歌调(但紧接在后面的总要露出那些什么第一什么集中之类的狐狸原腔来)，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争取自由解放的中国学生──世界学生日献辞 今天是第五届世界学生日。 一九三九年的今天，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法西斯匪徒，在捷京屠杀布拉格大学学生九人，教授二人；其他各校的男女学生也遭受到机枪扫射、殴辱和监禁。到一九四二年今日，世界各国学生代表在华盛顿集会追悼，并决定每年的今天为世界学生日，全世界学生应举行纪念，以警惕法西斯的罪行，肃清法西斯的残余，防止法西斯再起，同时激励全世界学生，永远不忘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共同为一个和平、民主、进步的世界而努力。 法西斯匪徒为什么要屠杀学生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不甘做法西斯奴隶的学生是每个被侵略国家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勇敢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因此，学生总是法西斯的眼中钉，而法西斯也是学生和文化的死敌。但是法西斯匪徒是不可能用屠杀的残暴手段，把学生的反抗镇压下去的。捷克学生终究保卫了他们的祖国，而德国法西斯匪徒却被世界人民的联合力量打败了！象反法西斯各国的学生一样，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打倒法西斯侵略者而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在敌人投降之后，美国却又取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和独裁的路线，中国学生又被掷入没有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境地中！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们既过着困苦的生活，又失掉一切自由。例如北平各校学生天天有绝粮之虞，京沪及其他各地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和物价过高而纷纷退学。在校学生多因营养不足而面黄饥瘦，精神颓唐。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待遇菲薄，致使教学无法顺利进行。至于言论、集会、研究、信仰、人身的自由，莫不受到摧残。任何人都还记得：复旦大学学生因壁报言论触犯忌讳，既被特务抓来罚跪殴打，又被学校当局加以处罚；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在校内集会，竟被关麟征指挥军警开枪干涉，甚至又派兵士冲入学校，用手榴弹打死学生四人，重伤多人，造成有名的一二一惨案。此外，迫害学生思想自由、人身权利的事件，真是不胜枚举。在解放区，学生们虽然没有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摧残，但，由于国民党飞机到处轰炸，国民党军队四出侵扰，使得他们不能安坐读书。这一切，就是在法西斯侵略者被击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给予中国学生的报酬。不仅这样，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使抗日胜利后的中国民族地位又一落千丈。美国宪兵可以公然在北平街上枪击中国学生；比「二十一条」还要丧失权益的《中美商约》，更重重地打击了中国学生对于民族独立的愿望！特别是在国民党当局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扶助，而片面召开一党国大制造分裂的局势之下，新的民族民主危机又尖锐地提出在中国学生面前了。中国学生不能驯服他，做法西斯统治者的奴隶，也不甘受帝国主义者的践踏，尽管国民党当局为了禁止学生反对他们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用尽一切方法来愚弄、镇压、欺骗中国学生，但是中国学生的积极战斗性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的，它是吓不到压不了的！压力愈大，反抗愈大。「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民运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国民党当局不但倒行逆施，压迫人民，摧残青年，还更狡猾地，喜欢在自己面孔上抹上一些民主的脂粉，进步的唇膏，装得自己好像不是法西斯，不是反动派似的。所以一方面，他要破坏政协决议，大打内战；另一方面，他又要召集一个御用国大来制定一部伪宪法，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同样，他一方面，残害青年学生；另一方面，却又扭扭捏捏地表示重视「世界学生日」，其实还要假装说点爱护青年、反对法西斯暴行等面子话，以把他打扮成为一个「进步」的「民主」战士！这种两面手法是反动派的惯技。但是在反动派摧残青年、屠杀学生事实的对照之下，它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看着已经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得到彻底民主解放的捷克学生们，看着全世界许多过着和平、民主和幸福生活的学生们，中国学生应该再接再励，击退最后这一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争取中国青年完全的自由解放！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 「一二·九」运动是促成抗日战争的人民爱国运动的先锋，这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光荣史。今天是「一二·九」的十周年纪念日，新的学生运动又在蓬勃生长。虽然十年前和现在，各方情况都已不同，学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也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中国青年抱着清醒的头脑和燃烧的热情而参与爱国运动的表现。这次昆明的学生运动遭受到有布置的武力摧残，和有计划的诬陷和恐吓，但他们始终是方针明确，态度坚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因任何诬蔑刺激而有所动摇。在一切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阴谋下，他们始终保持着内部的团结一致，保持着行动步骤的稳重，为死者要求惩凶，为生者要求人权的保障。今日青年的这种光明磊落、勇敢而明智的行动，表现了他们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诚爱国的青年。因此他们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响应。云大教授七十一人联名声明，对学生表示同情，联大全体教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这正是因为昆明学生们的呼声与行动，不仅可以代表全国的爱国学生，而且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他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意；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现着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道路，还是一个艰难的斗争过程。从这次的昆明的学生运动中也可看出。「一二·一」惨案已经过了一星期，当局对于学生、教授和社会各方面的呼吁还是置之不顾，他们一方面在昆明扮演了一幕叫「公开审讯联大手榴弹事件」的丑剧与捏造出荒诞离奇的人物和故事来遮掩他们自己的血手；另一方面他们又动员了纯官方的舆论，向反对内战的青年和一切同情援助他们的人进行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中伤。照理，无论怎样顽固的人，听到千万爱国青年一致的呼声，至少总该有一点反省，看到青年的血流在自己的刀锋下，总该有一点心悸，但这些杀人的罪犯毫不动心，他们只是把带血的刀暂时藏在怀里，继续用花言巧语来否认内战存在的事实，又用杀气腾腾的口气来宣传「武力戡乱」的必要。因为他们就是制造内战的罪魁，所以他们不敢承认内战；因为他们口头所说的和平解决不过是个幌子，所以他们要用全力来压迫爱国青年和爱国人民的反内战运动。 在「一二·九」时，北平学生有一句痛语是：偌大一个华北，竟没有一块干净土摆在我们的书桌。十年前，国民党当局的亲日外交断送了华北，使学生有书读不成，现在，假如听任内战阴谋家继续活动下去，那就无法使学生安心读书，也会使全国同胞长期陷落在饥饿流离死亡的苦恼生活和不自由的奴隶状态中。国民党宣传员竭力用捏造和附会的伎俩，想来证明这次学潮是由于共产党的挑拨，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既然你们自己所作所为和人民的意志不相符合，既然你们对于和平与民主事业，还是心口不符，言行不一，继续采取敷衍、延宕、欺骗的态度，继续坚持反人民的内战和反民主的政策，那么广大人民在超过了最大的忍耐限度以后，到底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那不仅共产党无法保证，谁也不能为你们保证的啊！从来反动统治者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一群学生的捣乱。但实际上，学生运动总是反映着一个时期的人民的政治斗争。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有教授参加，有广大社会的响应，这固然不只是一个什么「手榴弹」案，也不只是一次罢课的「学潮」。政府对于这次屠杀学生的惨案，假如立即实行一些能令人民满意的善后办法，惩办真正的凶手和负责当局，保证不再武力干涉学生自由，那么我们相信，学生是可以而且也愿意复课的。但是内战一日不停止，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青年继承了从「五·四」到「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的实现和巩固而斗争到底。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睽睽众目岂容狡辩屠杀学生罪责难逃(舆论辑要) 重庆舆论界，对昆明压迫学生爱国运动案的反应，除极少数外，一致同情学生。当云南省府改组后，就有人预言似的说：「人们却更担心作为民主运动的堡垒的昆明，怕也抵挡不了特务的恐怖手段」(见十一月一日昆明民主周刊「重庆风雨」)。「一二·一」惨案，证实了人们的担心。当局为了掩饰其罪过，已极尽其造谣诬蔑的能事，但所得结果，却是更使正义人士愤慨。到目前为止，已经见于重庆报纸的公开声援，已有八十余个团体，个别捐款慰问的人更难统计。本市舆论界多半都有公正表示，与纯官方言论恰好成一鲜明的对照。 对学生运动的估价──反动者蔑视青年。 对此次昆明学生反内战要求民主自由的运动，和平日报认为是青年的「盲目自杀」(见本月一日该报)；恰好相反，时事新报却将它比之「五·四」、「五·卅」、「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问道：「假使没有自五四以来的历次青年运动，谁能说中国今日是个什么局面？八年的抗战有没有支持下去的精神力量？」(见四日该报)。七日大公报虽根据与事实不符的报告来说明这件事情，但也从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来说明「学生的爱国运动，都有其光荣的功绩」。商务日报(六日)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认为在「某种政治条件存在」之下，「则这一性质的运动」，今日固可产生于昆明，而明日也可能焕发和蔓延于全国各个地方。」新蜀报(五日)说：「每一次学生运动，都是为了国事，实际上都是一种政潮，……昆明惨剧正是一种以学生为主的政潮」，希望政府当局「应重温过去学生运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说：历史上哪一次学生运动是被武力压得了的！？ 「一二·一」惨案的责任──反动者诿过共产党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见中央社电及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社论)，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国民公报在七日社论中，也指出：对「手无寸铁」的学生施以残杀，「云南省地方当局之未能慎为处理应该负责」。 青年有发表政见的自由，反动者却怕青年过问国事。 青年应不应过问国事，应不应反对内战呢？大公报七日社论说：「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其中就有学联会的代表，可见学生是可以对国事发言的」。只有从来就蔑视中山先生主张的人，才把这次学生运动看成是「无意义的，不正确的」(见五日中央日报社论)。内战是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也只有想以内战「统一」天下的人才怕人民「反内战」，才有「反对内战」便是「助长内乱」的奇妙逻辑(见一日和平日报)。新民报(六日)说：「学生们只不过是『不要内战』，而阴谋分子却『不许』学生『不要内战，岂不是证明这些人要内战的么』」？七日该报又说：「仅仅反对内战就受到这样的迫害，人民如何能够过问国事？……这是测验政府究竟愿否让国民关心国事批评政治，也可以测验政府对于人民所作的诺言，有没有兑现的勇气」。这些话不知那些自称为最「保障青年们读书、讨论、开会、讲演、学术研究上的自由」(见六日和平日报)的人们听见没有？商务日报简捷的说：要人民不反对内战，只有事实上不从事内战，就是老老实实的「实现民主宪政」(见该报六日社论)。如果「国事纷乱，民不聊生，而青年学生犹漠然无动于中，依旧浑浑噩噩，这可说教育已根本失败，而这个国家的生机也几乎绝矣」(四日时事新报)。「何必惶惶然如临大敌，以致引起更多的纠纷？」(同前)七日的国民公报指出这次昆明学生运动，「正是今日青年对国内政治烦闷的部份暴露」，「试问世界胜利了，我们的胜利在那里？国际和平了，国内的和平又在那里？」这正是青年普遍感到的痛苦。为了国家的生存与青年的前途，还不该多说几句话么？不当提出自己的意见么？只有那些一意孤行的反动者才不敢正视青年的苦痛与要求，硬栽污青年是「受了利用」、「诱惑」，说那「不是代表大多数学生的运动」(五日中央日报社论)，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报五日，和平日报一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这种阴谋诡计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见云大教授告各界书)。名教授张东荪先生也说：「对某些不合理的事……青年学生难免要闹起来，但这种闹，是出于爱国同胞的赤诚，结果竟发生惨剧，是十分遗憾的」(见七日国民公报)。「近日官方电讯，对学潮事实，竟存扭曲，颠倒黑白，似在扩大政治纠纷，使问题无法解决」(见民主同盟发言人谈话)。是非曲直，有目共睹，任你多少空口谎言与滑稽「把戏」，也掩不了血写的丑行！ 对青年应有民主态度──不可强加诬蔑，动用武力 统治者于屠杀青年之余，还没有悔过的表示，但舆论界几乎一致(除极少官报)主张政治应民主，特别对青年，千万不应以武力对付，并当保障其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七日的大公报说：「今天是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正应该向民主大路上走，而民主精神，就是要多数人民关心国事，参与国事，在此前提下，政府可不必压制人民关心国事」。时事新报也认为，对待青年「不当心存忌怕」；「不可强行压制」，更「不可强加诬蔑……指为某党某派」。新民报(四日)说：「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实在无动用武力之必要」，「我们主张在学校以内应当让我们的学生尽量自由，……我们以为青年们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不应躲避隔绝，而应多研究，多辩论，以期真正了解，我们政府正在实施『民主』，我们以为这一点思想学术的自由是应当有保证的」。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中国统治者的「进步」 作者：茅盾 「一二·九」的刽子手用大刀水龙头对付青年学生，现在昆明惨案的刽子手却用机枪和手榴弹了。 这难道就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么？ 「一二·九」的北平学生为了「救国」在大街上惨遭屠杀，现在的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却在校内被「进攻」而「围歼」了。 这大概也正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吧？刽子手们混赖罪名的方法，最早为掩耳盗铃的扯谎，例如「碰伤」，例如「自行失足落水」，都是有名的「警句」；其后则为诬赖，为含血喷人，例如「受人利用」，「别有背景」；但这次昆明惨案除了这两套老调以外，竟还跳出三个自承如何被「收买」的凶手来了。这不用说也是中国统治者的「进步」了！ 我虽然不曾亲自看见昆明街上以及联大校舍内血肉横飞的惨状，然而读了昆明各校罢联及教职员的各项文告，我对于刽子手的按语是残酷而又卑劣。这样的残酷和卑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但禽兽中绝无仅有，即在人类中也是少见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假面具这回是撕得粉碎了。 青年学生的血，自来是不能白流的，让我们后死者咽住热泪，沉着地踏着死者的鲜血前进吧！ ──选自《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 原题为《为「一二·一」惨案而作》 ◎为死难学生呼吁 昆明大中学学生为反对内战，竟遭军警便衣屠杀殴打，死伤达数十人之多，这件事情本身的严重已不容我们来多赘一辞了。谁无子女，谁无兄弟，当有良心的人看到手无寸铁的一群纯洁爱国的青年，遭受当局用如此野蛮残暴手段对付的时候，心里会是多么沉痛与愤慨！ 昆明的学生们喊出了反对内战，这是全国广大人民一致的要求，昆明学生们这一争取和平民主的行动正是表现他们的赤诚受国，除非是别具肺肝的人，谁能忍心加以污蔑？谁更忍心用炸弹枪枝来加以摧残屠杀？！但是很不幸，昆明学生们这种争取和平民主的爱国运动竟遭到军警的屠杀，不能不令人非常愤慨！惨案发生后，那些屠杀青年的凶手们，又企图诿罪别人，想含血喷人的把责任加在中共的头上，但事实俱在，绝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我们谨对昆明学生这次纯洁爱国的行动，表示极大的崇敬，对他们今天所遭受的摧残，表示极大的关怀，希望全国正义人士给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希望政府当局迅速惩办造成惨案的凶手，并立即停止内战，使昆明学生所要求的和平民主的中国能早日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4日 原题为《为昆明死难学生呼吁》 ◎德国纵火案和昆明惨案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党徒为了消灭德国人民的力量，树立法西斯独裁，玩了一个毒辣的阴谋，就是纵火把德国国会烧了，而把纵火的责任推在德国共产党身上。好了，现在纽伦堡的战犯法庭，证明了主使这个阴谋的就是纳粹元凶之一的戈林。德国国会纵火案，早在十二年前就被季米特洛夫揭穿了，现在，戈林自己在盟国审判之下也没有话说了。 其实，「嫁祸」的阴谋诡计，在我们中国，几乎成了反动派的家常便饭。眼前的例子就是昆明的「一二·一」惨案。明明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镇压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一手造成的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武装屠杀，却妄想抄袭嫁祸惯技；自己屠杀了青年学生，殴打了教授之后，硬把责任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以为这样就可以掩蔽自己的凶残罪行，伪饰自己的狰狞面目了。让反动派听听纽伦堡的声音吧！希特勒法西斯十二年的血腥恐怖，也不能淹没国会纵火案的真实案情，难道任何捏造的谎话，能够掩蔽用血写成的昆明惨剧的事实吗？！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6日 ◎人民是骗不了的 昆明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无限的悲愤，连日各界捐款慰问，写信声援，有如潮涌。足以证明昆明学生的爱国行为和他们的不幸遭遇，已博得全国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反衬出国民党反动派嘴脸的丑恶和手段的卑劣，赤裸裸地暴露在人民的眼前。本来，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反动派也该想一想：人民岂可轻侮 任凭你有怎样偷天换日的本领，任凭你有怎样移花接木的手法，可是，终究敌不过血写的事实，血写的历史。真的，这些年来，人民的眼睛已经给万重的苦难磨炼得异常尖锐了。昆明血案不但在一般人民中间引起了深刻而广大而深厚的同情，而且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悲痛的回忆：他们想起了「刘和珍之死」，想起了「淡淡的血痕」，想起了段祺瑞时代，想起了民国以来一连串黑暗的日子。 当人民能够回忆历史的时候，也就能够从历史中取得教训，更能够从教训中生长起力量和信心，人民岂是可以轻侮的么？ 反动派也应该想一想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 ◎希特勒的法宝应该收起了 成都各大学学生为声援昆明爱国学生运动，于九日召开追悼昆明遇难师生大会，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经过情形，已见昨日本报成都通讯。 这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反对人民的任何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昆明，采取了「嫁祸」阴谋，制造出一个莫须有的「姜凯」，把屠杀学生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捏造了若干「文件」，说共产党「指示暴动和学潮」，又说民主同盟如何如何，这样地把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放在一起，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扩展其摧残压迫一切为争民主的党派和人民的「根据」。这种阴谋的一演再演，这种阴谋的毒辣阴狠，对民族的危害，真是大到万分！这种阴谋，只是更加在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恶面目。 我们曾经一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有一套荒谬的逻辑，就是把所有反内战争民主的人士都指为共产党，而把反内战争取民主的任何行动都诬为共产党的「阴谋」。他们企图造成「合法」借口，来实现自己假「戡乱」之名进行内战之实的反动政策。他们不惜用流血的手段来对付昆明手无寸铁的学生，就把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套逻辑完全揭穿了。现在为了准备又一次用流血手段来对付成都的学生和一切主张民主的人士，所以，他们就又祭起这套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法宝了。真是卑劣无耻到了极点！奉劝国民党反动派们：希特勒是学不得的，希特勒的一套「栽赃嫁祸」的法宝，已经到了收起来的时候了！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4日 ◎青年教育与思想问题(节录) 编者按：我们访问了好几位青年的前辈，提出几个关于青年教育的问题，请他们发表一点意见。但因为时间和交通的困难，有许多受我国青年敬爱的前辈，还未来得及去访问。现在就我们所采访到手的，发表出来作青年读者和国际青年友人的参考(本期文章编者以收到先后为序)。 一、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起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二、有人要求青年的思想统一，因而决定实行严厉的思想统制(如象法西斯国家那样的)，他们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三、领导青年的思想，最好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郭沫若： 对于国家的教育政策，郭先生认为至少必须具备着这几个特点： 「1.人民本位。为最大多数谋最大的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安全。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练奴隶。 2.国民教育普及。作为一个健全的人的普通常识，即初中以下的教育，应使全民享受。 3.高级教育保护。高级教育应因材施教，杜绝一切特权，不使贫苦者被拒、而富者滥竽。 4.学术研究自由。凡人民本位的思想有尽量阐发的自由，帝王本位的思想有尽力打击的自由。以真善美为目标，不能受任何有意的虚伪、歪曲、变态的箝束。 5.尊重学者，保卫师资。 6.国际协调。与进步的民主国家保持协调的步骤，肃清法西斯思想，共策人类的和平」。 郭先生更认为法西斯的思想统制政策是可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德国和日本便是绝好的证明。但这并不是「统一思想」，而是「消灭思想」。「它使一切人民化为工具、化为猛兽。这是人类文化的叛逆，为害于人民，更为害于世界。」「使这一次的世界大战，为争取解放不知道流了好几千万人的血，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德日法西斯的思想的肃清，还要费很长远的岁月的」。郭先生更很沉痛的指出：「满清入关后统制思想，使中国退化了三百年，现在却还在受着它的余痛」。 谈到青年思想的领导问题，郭先生说： 「青年思想的领导，最好是启发式的、感应式的、培养式的。 德育、智育、体育，各方面都要顾到。有健全的身体，便容易有健全的思想、健全的品德。 目的在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 给以丰富的养料、美好的环境、高尚的师资。 废除剪削绳束的盆栽主义。 废除脚带腰缠的畸形主义。 废除髯首阉割的奴才主义。 一句话归宗，让青年自由自在的发展便是最好的领导」。 陶行知： (一)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甲.天下为公，教育为公，不以教育为一党一派及任何小集团谋利益。 乙.尊师重道，不以侦探作教员，不使教员兼侦探。 丙.使师生之间，没有隔阂。 丁.使学生打开眼睛看事实。 戊.关于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学生有阅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自由。 已.学校内团体生活，要有民主的组织使学生在民主生活中学习更进步之民主。 庚.动员广大群众，在真正的民主生活中学习民主。 (二)三民主义一开始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首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方生信仰，有了信仰方生力量」。我首先指出「思想统制」与「思想贯通」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可以分两方面说。那不得已而受统制的人是越弄越没有追求真理的兴趣，结果不是思想统一而是思想消灭、智慧消灭，统一于愚；那不甘心受统制的敌人，一部分倒会突破千磨万击，而发展出更高的思想与更大的智慧。 (三)领导一二人，可用豆油灯；领导一二十人，可用火把；领导一国之众及全世界就要太阳，至少要月亮那样的光明。统而言之，无论领导多少人，总是要拿着真理之光，照着人向那正确的道路走去。如果领导的人把火熄了，或把跟随的人的眼睛闭了看不见光，或者甚至把他们的嘴也封起来了，连路上遇着危险也不能喊，那领导的人们不但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大家在半途上难免会出岔子。 夏衍： 一、起码要承认青年学生是一个有人格有人权的人。尊重他们的人权，让他们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的自由。 二、假如这样的思想统制能够收效的话，那不仅希特勒可以永远地支配世界，秦始皇也不会二世就亡国了。希特勒充分地利用了现代化技术的庞大机构，在德国人民中散布了法西斯思想；可是现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失败之后，德国人民不就开始用同样现代化的机构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么？ 三、我以为最好是培养青年人的客观态度。──让青年人和现实社会接触，让他们自由地感觉、自由地思索，然后让他们根据自己实际所感和所想得来的一切，来自由地判断。 茅盾： 家庭是一个圈子，学校是一个圈子，这两个圈子外边又有社会这个大圈子。这是个比喻。这比喻好象有点机械。但我们姑且这样假设(当然事实上这三个圈子不能彼此各不影响，而且这三个圈子在什么线上交切，交切的角度如何，我们也暂时不谈)，一个青年他的家庭是一塌糊涂的家庭，除了赌和吃，便整天想些损人利己的勾当，甚至损人而并不利己的勾当，他所见的社会又是以贪污为能干、以强横为威风、以欺诈为德行，那么，即使他进了个好的学校，结果他会被教成个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此所谓好的学校只是设备差、尚能灌给他一点知识，那么，有了知识的他，将来要贪污、欺诈、强横的时候，其作恶的能力和方法也会大些。然则这「好」学校给人的知识适足以济恶而已。我们又设想：如果这所谓好的学校是不但有好设备、好教师，还有好学风；教师不但教得好，还有好的人格，起熏陶作用，那么，该青年将来的结果，大概是三条路罢：一是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完全抵消了学校中所给他的影响。二是他觉悟了，且有勇气反对家庭与社会对他的「示范」作用，而成了叛逆者。三是思想矛盾，精神苦闷，悲观厌世。 因此，我相信，要希望能够教育出配作民主国家的公民，教育设施之必须符合民主精神，自不待言；而最重要者，社会上必须真有民主，即国家真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外表与内容不合，决无好结果。由此可知法西斯国家即一套思想统制的办法，乃至领导青年的办法，自然都是不应当有的。而领导青年姑不谈威胁利诱等手段，单是自己不检而且以言语欺骗，其结果也一定不是不堪设想、便是适得其反的。 沈志远： 民主和法西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为极端对立的姿态。教育方面亦非例外。 法西斯(不论它穿的衫是黑色也罢、褐色也吧，或其它任何颜色也吧，都没有两样)的教育者，首先是把受教育者当作一群木偶看，而自己则充当着耍木偶戏的人；他两手拉住一群木偶头上的线，就可为所欲为了。因此，在法西斯教育政策之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完全相反的，在民主制度之下，民主的教育者首先应当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人──是和他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正因受教育者是独立的人，教育者就得尊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尽量去发挥他们的天才，而自己居于从旁辅导的地位。两者的关系是兄弟般朋友般的关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不但绝对不能为所欲为，且不容许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哪怕用意是极善的)，而只有用说服、解释、理喻的方法。主与奴的关系，在民主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绝无存在余地，何况乎在神圣的教育园地内？ 其次，和前一点相连带的，法西斯的教育者对于受教育的青年们的主要「教育」手段是威迫利诱，一只手手枪(或者棍棒)，一只手钞票(或者地位)，根本谈不到人格教育，而是十十足足的奴才教育。 极端相反的，民主制下的教育家，最基本的方针恰恰是要发展人格教育，培养青年的独立人格，因而他们的教育方法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依照最新的集体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教育者并且应该和受教育者共同一起生活、共同一起来检讨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民主制度的教育机关内，那种一手手枪、一手钞票的卑鄙勾当，是绝对没有存在余地的！至于「盖世太保」之类的东西，更不许其混迹于神圣洁白的教育园地之内！ 极端相反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却以培养和鼓励青年大众的自由自觉精神为其神圣的基本方针。它不要青年盲从，而偏要青年怀疑：遇事要问一问为什么？怎么样？以及怎么一回事？它最忌把青年当作木偶、当作奴才；它所努力追求的是受教育者的自由思想、自由活动(包括学术研究、生活训练，以及各种集体活动之自由)，培养他们成为高度自觉、精神活泼、极富于自动创造力的一批国家社会之自觉的栋梁。 法西斯的奴才教育即将随法西斯本身之总崩溃走进坟墓；民主主义的教育必将随民主主义在全世界上的总凯旋而得到进一步的昂扬。世界上一切法西斯奴才教育的梦想者啊，赶快让给进步的民主主义吧，不然你们的坟墓也不会比纳粹们远一点的！ 黄炎培： 我认为教育的道理是「先知觉后知」。既然如此，年长者应该尽量将自己的知识去告诉后辈。但是有两点应该认识，一是人类的思想和天赋才能、性格很不相同。我曾实验过，以同样一句话，某甲的反应与某乙的可以有很大不同。所以站在教育立场最好要因材施教，对甲应用适合甲的方法，对乙应该用适合乙的方法，决不能笼统用一种方法。其次，青年天赋不同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各色人材。为青年本身想，应懂得他们天赋的不同；从社会需要想，也不应教以同。 讲政治与教育不同，政治应有政策、方针，应该同。把政治意义施之教育，应该是把政治所要求的最大的统一目标提出，让青年各人去走自己的路，以求达到这目标。具体说，一个国家生存要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这是最高统一要求，不能放松；又如教人知道应该为人服务不自私，这是基本做人道理，这都要说得透彻；至于怎样去做，那就让每个人自定办法。 最不相宜的是先做一个框子，叫别人进入我的框子，这样一定失败。须知青年最富自尊心，譬如你一定要他如何去做，也许他服从，但绝对不及让他自己选择一条路，施教者施以暗示启发，使他很了解这条路最好、最适当，这比命令式的施教要好得多。 翦伯赞： 翦先生首先说明一国的教育政策，与其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英美苏联等国的民主政治，其教育政策自然也是民主的，是能促进青年思想自由地发展的。而德日法西斯国家的教育政策，则是反民主的，对青年思想是统制的，是屠灭文化思想的。「用武装筑成一条文化思想的狭路，在狭路的这端，写着智识分子从此入口；在狭路的那端，写着智识分子在此领取官吏的委任状。因而一切智识分子为了升官发财，都挤满了这条唯一的狭路。这就是法西斯统制思想的教育政策。」翦先生这样说。 谈到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些法西斯所施行的教育政策，能不能达到他们统制思想的效果时，翦先生就说： 「中国有句古话，『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今欲以教育的方法，强不同之人心而使之同，这又何异强天下之人同其面貌呢？」 「庄子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人有恶其影而欲去之者，己愈趋而影亦随之，终不能去也。文化思想就是社会的阴影，今日法西斯一方面不能阻止物质社会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制止他的阴影停止在指定的地方，这和庄子所说的笑话同样是一个笑话。」 「除非永远站在黑暗之中，则一个人总不能去掉他的影子。而且即使在黑暗之中，影子还是存在的。不过淡薄一点而已。一旦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一根头发，也有他的影子。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文化思想的统制是徒劳而无益的事情。」 最后翦先生说： 「一个皇帝和一个乞丐，他们的思想，用任何方法也统一不起来的。因为皇帝所想的，是国家大事；而乞丐所想的是明天的早饭。我们既无法要皇帝担心明天的早饭，也就无法要乞丐担心国家大事。所以还是让他们各人想各人的。这不过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以为领导青年的方法，最好是让他想他自己所愿意的，研究他自己所愿研究的。这样，他们的天才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民主国家的教育政策，是要从青年的身上去掉那副文化思想的枷锁；换言之，要求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 北美合众国成立的时候，马上就认识了全体人民受教育的基本重要性。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人们很早就开始了解，如果政府的基本决策须由人民通过自己所选的代表们来决定，那么人民就必须握有了解问题的手段。因此，美国现在实施着的青年教育制度，大约在两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了。 原则虽然很快就被人接受，但自由公共教育制度，使全体人民可以获得基本知识的教育制度真正建立起来的过程，是长久而缓慢的。虽然使全美国青年都受初级教育这一目标已经大部份实现了，确立教育制度的过程却还在继续中。民主国家的教育制度必须经常改变和改进，目前战争环境对于教育的要求，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一点。 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联合国家今天正在取得胜利，主要地是因为英美的教育制度优于轴心国家的教育制度。那结果，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由于人民教育程度早，美国就能够很快地重新组织全国的生活，从平时生活转入战时生活，美国就可能生产已为全世界知道的令人难于置信的大量的军需物品，练出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战斗的力量之一的部队。要没有民主的民众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那成为可能，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青年人不但学到基本的语文和科学，学到各国的政治和历史，而且学习如何思想，如何去发现真的和假的，如何组织自己，实行合作的团体活动。美国青年在踏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学习如何负责任，如何独立思考。不论在课程中，在学校生活中，教的都是这些东西。在美国现代化的小学中，教学的进行，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趣的合作事业。学生学到和自己切身有关的一切材料，这样就对于学习发生兴趣。在教授各科中，经常使用问题法，把学生必须解决的问题放在学生的面前。问题的解决，也许需要参考图书馆里的书本里的一些材料，也许学生们不得不去请教镇市上的某一个商人，才有办法；这之后，也许还得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计算一下。最后，教师和全体学生把各人所得的材料汇合拢来，开会自由讨论，在会上，判断了各人所得的事实和知识之后，才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美国学校里的教师们帮助孩子们的工作很辛苦，每天都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经验。 这种教育的结果，使美国人民具有十分熟练的才能，而且一方面注重个人的责任，另一方面注重个人和别人合作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 这些本领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美国参战后的二年半中，受训练学习新的工作的人在三千万以上。美国工厂里今天有好几百万人是短短的几个月以前还没有梦想到会在工厂里作工的人。现在美国武装部队有一千二百余万人。两年以前，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但现在，他们都学会了。他们都明白为什么要学习作战所需要的新的技术。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能力已经救了国家。 这种教育制度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小学和中学是战时许多社会活动的中心。美国小学生已经收集了几百万吨的废铁、废橡皮，废纸和废油脂。学校对战争尽了很多的力量，而且卖出战争邮票和公债票，募集了巨额的款项。中学的课程已经改动了，改得更适合于美国青年进入军队或工厂服务。美国青年满了十八岁的，差不多全部进军队服役。专科学校和大学，没有一所是象平时一样照常开课的。美国教育制度所以能在短时期内作这些变革，因为它是由负责的和受过民主教育的人民所管理的，这些人的思想和工作，是在使教育成为人民生活中的真正的一部份，使学生的知识和品性的发展，成为民族的力量的真正的工具。的确，美国民主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众化的教育。这次世界大战中，民主国家正在胜利，因为民主国家不仅教育了它的青年，而且教育了全体公民。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5日 ◎目前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已经停顿很久的复旦师生合组的宪政研究会召开了第七次的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是「青年与宪政运动」，同时，并由周谷城教授讲演「青年运动在历史中的地位」。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这是周先生全篇演说的结论。在结论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政治民主是一切民主的先决条件。有政治民主，才会有经济民主，有了政治的民主，才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从事民族解放的战争，「所以」，周先生强调的说：「中国青年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政治民主。」…… 在说到国内政治方面的情形时，周先生表示他不愿多说。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连政治民主的起码条件如人身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都还没有，距离「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公仆」的真正的民主政治更是遥远得很了。周先生的话讲完以后，就有一个同学起来发言，提出中国青年应做的两件反省工作：肃清自己的奴才性和为新中国的需要而努力。 另一个同学则指出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及召集的不民主。他说：「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天到会的除周谷城先生外，还有张志让先生，陈望道先生，张孟闻先生等以及同学近千人。那位同学的话刚一讲完，校长章益先生就慌忙提前做结论，把这成千热诚关心国事的同学散了。屋外的月光很明亮，不知是谁轻轻的说了一句：「嘉陵江月为谁明！」黑压压的一股人流，静静的向校门外流去。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重视青年 今日的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消息：一是莫斯科正在举行青年大会，生动而热烈；一是英国商务部大臣达尔顿氏的演说，对英国政治有所评述，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盖居高位者，老年人过多，青年人则殊缺乏展其抱负之机会」，他要求能重视青年。达氏这种由热爱祖国所指出的批评，我们读了很感动。平常有些人也都说得出青年是民族最宝贵的力量，然而实际上却未能积极使青年的纯洁进取勇敢等的特具才能加以发展，这实在是一大损失。这情形实在并不限于某一国。 ──《新华日报》短评1942年10月20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