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蔡襄，字君謨，北宋興化軍仙遊（今福建省莆田市）人，從小立志高遠，學習勤奮，十九歲即以開封府鄉試第一的成績考取進士，官至翰林學士、三司使，以正直端方、敢於堅持正義而名垂青史。
景佑三年，時任吏部員外郎的範仲淹因上書條陳時弊觸怒朝中權貴，被貶至饒州任知州。諫官和禦史都閉口不敢說話。唯有秘書丞余靖和太子中允尹洙為範仲淹辯護同時被貶；館閣校勘歐陽修致信諫官高若訥《與高司諫書》，指出其虛偽、諂媚，身為諫官不但不救護忠良，反而迎合權貴進行詆毀，歐陽修因此也被貶為夷陵縣令，三人均被流放邊遠僻地。
當時，任職館閣校勘的蔡襄年僅二十五歲，他見正直者被貶，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作《四賢一不肖詩》組詩，詩分五首共計1,300多字，分別讚揚範、歐、余、尹為「四賢」，高若訥為「一不肖」，褒賢貶奸。此詩一出，京城內外，士人爭相傳抄，大有洛陽紙貴之勢。就連契丹使者也買回去張貼在幽州館。
詩中寫道：「君子道和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傾」，將「四賢」與「一不肖」的行為進行了對比，讚「四賢」有氣節、講道義；稱高若訥「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此詩的份量不僅是詩文的文采，其藝術魅力在於詩中處處透露出一股激濁揚清的正氣，表達出一種心聲和正義敢言的風骨。蔡襄因此詩遭到泗州通判陳恢的彈劾，幸得左司徒韓琦彈劾陳恢越職，蔡襄才得以幸免。
慶歷三年，朝廷任用忠直之士王素、余靖、歐陽修為諫官。蔡襄感到言路已開，向宋仁宗上書《言增置諫官書》，肯定增置諫官的意義：「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宋仁宗因此補點蔡襄為諫官。蔡襄主持諫院衙署，遇事從不回避，奏疏真誠懇切。
當時，災情頻發，京東旱災，江淮蝗災，秦州地震，民不聊生，西夏與遼國軍隊屢次犯邊，宋軍無能抗擊，內憂外患深重。蔡襄先後上二十余疏，直言不諱地指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提出宋仁宗應自「修省」，恤撫百姓，擇官任賢，澄清吏治，加強邊防，方能長治久安。
他彈劾宰相呂夷簡「屢貶言者、廉貪不分、好大喜功、善惡無別、屢戰屢敗」等，宋仁宗採納了他的意見。蔡襄還向朝廷推薦範仲淹、韓琦、歐陽修等賢士。
蔡襄堅守禮制，《宋史》稱：「（蔡）襄工於手書，為當世第一，仁宗尤愛之。」宋仁宗非常欣賞蔡襄的書法。
皇佑六年，宋仁宗的妃子張貴妃病逝，宋仁宗想隆重辦理她的喪事，追封她為溫成皇后，一些奸臣小人看到皇帝對溫成皇后的喪事如此重視，便乘機迎合皇帝心意，以謀加官晉爵，建議為溫成皇后作「志文」，立陵立廟，設立國陵監護司等等，凡此種種都是違禮行為，引起正直朝臣，包括蔡襄在內的反對。蔡襄多次上疏諫阻說：「臣遍檢古今，並無皇后葬禮，更無志文。蓋以名號已尊，兼有哀冊，不合為志。」及至溫成皇后之喪，宋仁宗禦制《溫成皇后碑》令蔡襄書寫墓碑，蔡襄言「此待詔之職耳」，辭不奉詔。
蔡襄為人正直，講究信義，其書法端莊淳美，如行雲流水，收放合度，極盡自然，可謂字如其人。觀其書法作品，頓覺有一縷春風拂面，讓人充滿溫暖。蘇軾稱讚蔡襄書法有翔龍舞鳳之勢；歐陽修也稱讚他：「君謨（書法）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韓琦請蔡襄書寫《晝錦堂記》，《晝錦堂記》是歐陽修為韓琦書房所寫的一篇散文。
蔡襄出於對韓琦的敬重，在書寫創作過程中將每個字單獨寫幾十遍，選擇其中不失法度、最佳的字進行拼合，所以《晝錦堂記》又稱「百衲碑」。後人將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四位書法家稱為「宋四家」。
蔡襄不趨炎附勢，義無反顧的追求正義；關心百姓疾苦，其為民造福的善願，人敬天佑，使恪守傳統文化中「天理良心」、「仁愛」等道德理念得以彰顯。
（參考數據：《宋史》《歷史感應統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