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们这才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不仅宗寨大队如此,全县都是这个样。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干部多吃多占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 …… 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 ●县委书记当着毛泽东的面吹牛
1961年4月11日这天,赵宪章和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 1959年、1960年,和尚桥公社打死4人、逼死7人、打残11人、打伤154人、打跑外逃125人。现在,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上边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眼下,无论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 他心情沉重,回到住处,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政治犯问题,情况属实吗? 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整天放卫星、创号外,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 「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书记不清楚?」习仲勋追问。 张继增说:「书记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时,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主席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吹牛说,秋后还要到北京向主席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上报省里、上报中央的。」 习仲勋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监狱调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