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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何時成了一種「負擔」?
 
顏丹
 
2013年1月7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近日,在網絡上讀到一則關於畢業生求職的新聞事件。該事件講述了一位研究生畢業的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屢屢遭受挫敗,被用人單位拒之門外的事情。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高學歷的文憑和證書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就業時的「敲門磚」,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大相逕庭。在應聘過程中,她這個有着研究生文憑的高學歷求職者竟不如本科畢業生受歡迎。接二連三的受到冷遇之後,她決定「隱證」求職,只在簡歷上列明本科學歷來博得招聘單位的注意。在採訪的最後,這位女研究生十分不解的問道:高學歷什麼時候成了一種「負擔」?也許,這個讓記者一時語塞的問題是當下的每一位教育學者和受教育者都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頗爲諷刺的是關於另一條來自研究生招生考試的消息。這兩日,中國大陸的研究生招生考試剛落下帷幕,各大網站就競相爆出報考人數的統計數據。據悉,今年的研究生報考人數已超過180萬,比去年增加了15萬,已是第四年連續增長超過10萬人,創下了歷史新高。

筆者頗爲好奇,不知這些蜂擁而至報考者是否看到了那位頻頻被拒之門外的研究生的坎坷遭遇?當他們帶上了研究生的美麗光環後,是否會發現,在畢業求職之時,光環會變身爲沉重的「負擔」,讓他們此後的人生更加舉步維艱?

也許這兩種不同現象的強烈對比都在映射着當下中國畸形教育體制下埋藏已久的毒瘤和暗瘡。正如那個引人深思的問題——「高學歷何時成了負擔」一樣,也正需要從這些毒瘤和暗瘡中找尋根本的答案和癥結所在。

到底什麼時候高學歷開始成爲寒窗苦讀的大學生的負擔,恐怕要從20多年前的大學「擴招」政策說起。一位朋友的孩子是1999年參加高考的,當時他十分擔心成績並不理想的孩子是否能順利的考上大學。就在高考分數和各大學錄取分數線公佈之時,當局開始通過媒體廣泛宣傳「擴招」這一大學升學政策。在喉舌媒體歌功頌德的渲染下,很多家長都覺得這是實現「望子成龍」之夢的機會,也爲日後孩子的就業增加了學歷資本和提升薪資的砝碼。所以,當時幾乎每一位高中畢業生的父母都會傾盡全力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大學的校園。而那位朋友的孩子因爲分數線不夠,就通過金錢賄賂的方式,將3萬塊錢送到當地二類本科校長的手裏,自以爲跟上了時代的潮流,幫孩子實現了大學夢。

像這樣的父母絕不只朋友一人,他們成爲了當局擴招策略下的間接執行者,也讓孩子成爲了浩浩蕩蕩的大學入學者中的一員。那個時候,也許他們並沒有想到此舉會讓孩子在畢業找工作時遭遇更大的困境。筆者並沒有查找到當時進入大學的學生人數,但從4年之後的大學畢業人數中也可窺見一斑。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達到了212.2萬,比2002年淨增了67萬,2004年畢業生人數達到了280萬。這個因「擴招」導致的龐大的畢業生隊伍必定與當時市場所提供的有限的工作崗位數是不成正比的,於是,又有資料顯示,2003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有64萬之多。

當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之時,繼續留在大學校園再開始新的學習生涯無疑是迴避就業壓力的一種權宜。而由於大學生的不斷過剩,一些招聘單位無法提供與之相平衡的工作機會和薪資待遇,於是,這些招聘單位的權宜便是提高就業門檻,將學歷作爲挑選人才最爲重要的一個條件。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陷入「繼續讀研讀博才能有立足之地」的怪圈,當大批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離開校園,走入社會之時,便再次成爲用人單位無法迴避的難題。

此時,對薪資待遇要求高於本科生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公司需要節省用人成本的條件下,則更顯得缺少競爭力。大學教育中的誤人子弟使他們既沒有專業技能的實際操作能力,也不具備對某一領域進行獨立且深入的研究能力和開拓能力,如此高不成低不就的水平也會讓他們提出的「高薪水高職位」的條件遭到拒絕,從而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工作機會。

這樣的悲劇仍然不斷地在上演着,然而,沒有人能進一步深究誰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如果不是中共當局大肆渲染中國當前各領域的發展和成功,讓人們對就業形勢充滿幻想;如果不是中共當局意圖轉嫁一手促成的就業危機,把學生們都趕回象牙塔;如果不是中共當局將大學變成其中一個爲自己謀利的利益集團,讓其喪失獨立研究和學術創作的能力;今天的高學歷求職者就不會鬱悶、糾結、困惑不已,至少他們可以冷靜的認清現實和自身的差距,從而找到在社會中立足的方式,並實現自我價值。

因此,將這些莘莘學子、炎黃子孫後代推進水生火熱的境地,讓他們陷入狼狽,喪失價值的罪魁禍首正是專制獨裁的中共體制。中共一天不解體,中國華夏土地上就沒有一個領域能夠獨善其身,而只有邪惡的體制不復存在,中國的教育、經濟、民生才能擺脫折磨,根除毒瘤,真正的健康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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