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Andrea Yu服务的传媒公司叫CAMG（澳洲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总部在墨尔本，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有合作关系。作为刚刚加入该集团一个月的正式记者，Andrea Yu自己也向美国ABC电视台驻华特派员麦当‧尼尔坦承，她的问题由中国同事先写好，在事前业已得到了批准，亦与主持人达成了默契，而她自己是无权提出自己的问题的。

尽管Andrea Yu也承认自己所为并非是一个真正记者的行为，并表示自己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但她无法辩白的就是，她在事实上已然成为了中共的帮闲，不仅给了中共官员“一个自我吹捧的机会”，也误导了人们，“特别是那些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和政府有关系的中国人”。因为“中共的记者不可信，外国记者可信”在相当一部份中国人头脑中还存留着，这也是中共当局频频出口转内销、利用外媒报导或记者的原因所在。

作为刚入行的媒体人，Andrea Yu的此次所为很可能给其未来职业生涯抹上一层阴影，至少其职业操守会让人打上个问号，而如果其继续选择这条道路走下去，其最终伤害的很有可能是自己。

事实上，在中共的历史上，中共是十分重视对西方媒体记者、作家、学者的公关的。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欢迎西方记者前去参观访问，被称为红色记者的知名西方人有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和爱泼斯坦。他们为中共所欺骗，并为之涂脂抹粉，并成为中共在国际社会的义务宣传员。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最具代表性的，他撰写的美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西行漫记》一书，不仅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到了不少外援，而且也使得众多青年知识份子投奔延安。斯诺也从此成为执掌中国的中共的座上宾。然而1970至1971年的中国之行，彻底改变了斯诺的看法，他认为毛有可鄙可厌的一面，因此对当年写《西行漫记》深感歉意。他的夫人后来成为了中国人权活动最坚定的支持者。

而刚刚去世的英籍作家韩素音是少有的几个西方知名的中共帮闲者。她曾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及赞美中共领导人的著作，误导了不少中国人和西方人，其名誉在西方和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目中并不佳。

同至死不曾忏悔的韩素音相比，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泰斗人物费正清先生，与斯诺一样，在晚年彻底否定了自己早年的研究。对中共怀抱浪漫幻想的费正清，曾经在其所有的研究著作中都偏向支持毛的共产革命，反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的研究把美国引向了一条歧路。1989年的中共天安门大屠杀终于让他醒悟，他在最后撰写的《中国新论》一书表明，他明白了中共在抗战期间所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实际上是独裁政权。如果说没有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就没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扩张，因而中国国民党是能够把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

或许先辈们的前车之鉴可以给Andrea Yu一些启示，让她及早醒悟，及早抽身，远离中共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