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后，埃及人民在首都开罗广场庆祝欢呼。
什么是民意？这欢呼声就是民意！

【人民报消息】在抗议中心的解放广场，示威者人数不断增加，即使当权者不断倾泻子弹和催泪瓦斯，即使当权者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他们仍然能想办法向世界发声，发出对自由和公正的呼唤。

1月中旬，当人们还震惊于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突然在1月14日逃亡国外时，国际社会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埃及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上出现的一则则留言：1月25日是埃及警察法定休息日，让我们聚集到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表达我们的呼声吧。由于网路传来传去太复杂，谁也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发出呼吁的人。

据联合国统计，比法国人还多的埃及人，一半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40％的人每天只靠2美元生活。民间估算埃及自1998年以来的失业率在11~17％，大批失业青年的不满情绪有如爆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可能。

不久一个叫“4月6日青年运动”（April 6 Youth Movement）的社交网站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成立于2008年4月6日，目的是支援大迈哈莱的工人在4月6日罢工。两年多下来，这个群组里已经汇集了八万多名追随者。

至今外界都难以相信，开罗市中心一栋旧楼的四楼里面的二十多个年轻人，竟是埃及目前这场五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指挥中心。这里就是“4月6日青年运动”总部所在地，其核心成员主要由年轻专业人士组成，包括律师、会计师和网站设计员。虽然他们不修边幅，身穿牛仔裤、脚蹬拖鞋，却肩负着策划、组织这场大革命的重任。

据西方媒体报导，该组织传媒和网站办公室主管阿迪尔表示，是他们组织了百万人大游行，他们不但要给在全国各地的组织领导人打电话，同时也给大街上的成员打电话，经常一个人不得不同时回应四个手机。27岁的律师艾智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他表示，无论是目前反对派代表人物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还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他们都要听青年运动会的安排。“是我们广泛传播了1月25日的集会信息，是我们订出‘拥抱士兵’策略，是我们把巴拉迪推到台前，是我们谋定罢工和公民抗命等抗争策略。”

不过艾智也表示，“领袖应是知名人物，我们很多人都未满30岁，但他们现在知道是我们上街的，正认真看待我们。”现在无论是埃及国内民众，还是美国情报局或各国政府，大家都认识到，埃及这场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 “这是年轻人的革命。是由脸书和互联网的使用者发起的革命。”

1月30日，反对派领袖巴拉迪在广场对抗议者挥手表示支持。

谷歌主管 年轻的网路英雄

虽然这群年轻人没有刻意塑造自己，不过他们中的一位30岁青年才俊还是成为了全球关注的新闻人物，他的名字叫戈宁（Wael Ghonim，右译为古奈姆）。戈宁是谷歌Google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行销经理。他的脸书上显示他最欣赏的人物有微软创办人盖茨（Bill Gates）、苹果公司行政总裁乔布斯（Steve Jobs），有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还有埃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

2010年6月，28岁埃及男子赛义德（Khaled Said）因揭发警察将充公得来的大麻分赃，遭警方由咖啡馆拖走，并活活打死。戈宁和多名同道看准时机，在脸书上开设网页悼念赛义德，取名叫“我们都是赛义德”，短短数日就吸引50万人加入。不久该网页被封，但他们又另外开设了首个反对政府网页，这个网页后来成为反抗政府的虚拟总部。他还为巴拉迪设立官方网页和脸书网页，协助他推动反政府运动。

由于工作关系，戈宁后来携带妻儿由开罗来到阿联酋的杜拜，不过他一直关注埃及局势，1月22日他专程回到开罗，参加25日即将举行的示威活动。示威初期他在推特上留言：“革命可以是一件很facebook的事，可以liked、shared和 tweeted。”不久，他被“4月6日青年运动”推举为发言人。

2月11日“4月6日青年运动”发言人、此次革命的意见领袖戈宁
与抗议群众庆祝穆巴拉克下台。

示威第四天他在网上留言说：“为埃及祈祷，我们都准备为埃及献身。”之后官方封锁了互联网，戈宁也突然失踪，有目击者拍到他遭便衣警察带走的片段，官方媒体把他称为“叛国贼”。在被关押12天后的2月7日，经埃及副总统苏莱曼（Omar Suleiman）的批准，戈宁获释。出面跟政府斡旋释放戈宁的电讯业钜子萨维里斯（Naguib）说：“这孩子是英雄。获释后，他将成为今次革命的在世英雄。”

不过这位青年人在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睡了12天。真正的英雄是街头的人群，他们参与示威，牺牲生命，或是遭到殴打和逮捕而身处险境。”

一滴眼泪的力量

这次谷歌也为营救戈宁出了很多力。当网络被截断后，谷歌和推特两家公司都挺身而出，向埃及民众提供崭新的“Speak2Tweet”服务，通过热线电话继续保持联络。

脸书、推特上聚集到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留言，拉开埃及革命的序幕。

在被关押的12天里，戈宁被蒙上双眼，反绑双手，这样“睡”了12天，外界发生的一切他都无法知道。采访时当看到有年轻人在抗议中惨遭杀害的画面时，戈宁低下头，忍不住在镜头前哭了。他说：“我要告诉痛失爱子的每位母亲和每位父亲，我很抱歉。这不是我们的错，我发誓，这不是我们的错，错的是掌权不放的人。” “我要走了。”说完他转身离开摄影棚。

33岁的上层主妇菲菲（Fifi）之前完全不知道戈宁是谁，但听了专访后说：“我哭了。”她首次带着三个女儿和姊妹一同前往解放广场。Masrawy.com网站写道：“戈宁的眼泪触动千万人心，扭转了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支持者的态度。”短短两小时后，7万人加入脸书网页支持戈宁。他们说，戈宁的眼泪和穆巴拉克的麻木不仁刚好呈现强烈的对比。穆巴拉克对全国发表演说时，完全没有提到罹难的民众。

2月8日，戈宁被警察关押12天后获释，在解放广场接受采访。

有人把戈宁比喻成突尼斯的布瓦吉吉。警察没收26岁失业大学生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推车，导致他引火自焚，掀起了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不过，如今茉莉花的芳香已经飘到了埃及。“一年前我说互联网会改变埃及的政治面貌，有些朋友还取笑我。”现在谁也不会取笑戈宁了。他表示，“这是网路青年革命，继而成为埃及青年革命，再一路演变成埃及人民的革命。”

国家紧急安全法与隐形世界首富

埃及按理说应是民主共和国家，不过从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除了在1980年代有一年半的短暂中断外，埃及一直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安全法”（1958年第 162号法律）。该法律使警察的权力被扩大，公民的宪法权利被终止，政府可以无理由对个人实施无限期监禁，非政府组织和未经批准的政治活动（包括街头示威等）都被严格限制。目前埃及监狱的政治犯高达3万人。穆斯林兄弟会被禁止后，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扣留其首脑。据人权组织估计，仅在2010年就有五千到一万人被长期拘留，但没有受到起诉或审判。

警察的粗暴执法也是激起民怨的重要因素。由执政党所领导的Baltageya便衣警察部队，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重要标志。在埃及，警察暴力、酷刑的使用非常普遍，虽然当局也想改正，但因缺乏政治诚意而收效甚微。

埃及政府的贪腐问题也很严重。2010年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清廉指数报告显示，埃及的评分为3.1（10是最清廉的），在178个国家中排行第98位，而穆巴拉克家族则是贪腐的带头人。

据英国《卫报》报导，穆巴拉克在埃及呼风唤雨30年，不但在政治上搞独裁，更可能是“隐形世界首富”。据中东事务专家最新评估，其身家高达700.35亿美元，比福布斯富豪榜的首富、墨西哥电讯大亨斯利姆（Carlos Slim Helu）的4,173亿港元更多。相比之下，截止2010年末，大约40％的埃及人每日收入只有2美元，很多人依赖食物补助生存。

不过就在穆巴拉克下台后数小时，瑞士政府宣布冻结他全家及亲信在瑞士的资产，为期三年。

800万民众用行动投了反对票

网路上流传一位埃及年轻人的网路日记。他说当他看到脸书上把1月25日定为示威日时还不以为然：革命火花何时曾在提前设定的日期燃起？莫非这是场浪漫的约会？自从1977年埃及爆发过一场“面包暴动”以来，40多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体抗议。这次能行吗？

“质疑一度充斥着社交网站，然而随着示威呼吁的快速流传，即使冷眼旁观者（比如说我）也开始对这场运动抱有希望。推客们振臂一呼，眨眼工夫便应者云集。响应者多为年轻人，他们不曾涉入政治，也不隶属于传统上的政治反对派。这场革命的组织者和推手不是当权者所宣称的‘穆斯林兄弟会’，而是一群被警察暴行和穆巴拉克政权铁血统治所激怒的人。”

2010年11月28日，在埃及人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中，逾五千名候选人角逐新一届议会的508个席位。埃及共有合格选民4,100万，此次选举投票率约为25％。在两轮选举中，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大获全胜，而最大反对势力穆斯林兄弟会惨败，其议会席位由五年前的20％下降为零，埃及出现单极政治格局，这更加激起反对派的愤慨。

不过从25％的投票率可以看出，很多年轻人并没有在正式选举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在这次用脚、用手的“街头选举”中表态了。2月2日，埃及全国有800万民众上街参与要求独裁者下台的示威抗议，占埃及人口总数的10％，远远超出了所谓总统选举中穆巴拉克获得的600万张选票。

亲历埃及革命：沉默就是犯罪

2月10日示威民众在广场上 悼念被镇压罹难的亲友。

在苏伊士，由于示威活动极其暴力，民众从示威首日起就遭实弹射击。一位在苏伊士的朋友给我发来短信，描述周四早晨的景象：城市仿佛刚刚经历一场血战，道路上浓烟滚滚，尸骸遍地。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有多少人沦为警察的枪下鬼。”

在抗议中心的解放广场，“示威者人数不断增加，渐占上风。民众们分享可口可乐，将脸上涂上碳酸水以抵御催泪瓦斯侵袭。一些人戴上面具，另一些人把醋喷到头巾上。商铺为示威者免费提供矿泉水，民众定期分发食物。妇女和儿童从窗户、阳台探出身来，应和示威者的呐喊。有一幕情景我终身难忘：一位贵妇开着豪车穿过窄窄的街道，为示威者打气，告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正从全国各地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

通往解放广场的道路布满安全检查站，我们多次闯关未果后，坐到一间咖啡厅休息。中央保安部队的三名警官身着便装，坐到我们旁边。枪声喊声不时从街头传来，电视中半岛电台正统计民众伤亡数字，而这三位警察对此却无动于衷，满脸轻松。

星期五晚上，开罗的混乱程度与时俱增。全国各地的警局和执政党党部被焚烧。3,000名志愿者在国家博物馆周围组成人链防止洗劫破坏，令我为之动容。这些人无疑受到过高等教育，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却被当局诬称为强盗和破坏者。然而恰恰是这些诬蔑者自己几十年来对国家大肆掠抢破坏。

周六早晨，我本想穿过解放广场，亲眼看看国家博物馆是否得以保全。一位行人告诉我军队禁止民众前往广场，并不断开枪。我焦虑地问他：“军队朝示威者开火了？”“当然不会。埃及军队过去从来不向本国公民开火，现在也不会。”他自信地答道。我们坦诚希望此言为真，也希望军队站在人民一边。”

文章最后写道， “上周六，我正前往尼罗河边的海滨大道，沿途经过一个花园城市城郊的富人区时，发现一位妇人在哭泣，于是上前询问，她说自己的儿子在一家豪华酒店上班，尽管没有参加示威，却被警察用子弹射穿喉咙，现在瘫痪在医院病床上。她正在前往酒店为儿子请病假。我拥抱了她，试图给她些安慰。她哽咽着说：‘我们不能对眼下的事沉默不语。沉默就是犯罪。逝者的鲜血不能白流。’

我深表赞同。沉默就是犯罪。即使当权者向我们倾泻子弹和催泪瓦斯，即使当权者切断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但我们仍然能想办法向世界发声，发出我们对自由和公正的呼唤。”

头破了、脚断了，依然抗争

在解放广场上，人们不顾亲政府示威者的包围，掷来石头、汽油弹，或从附近建筑物砸下重物，很多人头破了、脚断了。广场四周临时搭起了“诊所”，逾200名志愿医护在那里日夜替伤者包扎伤口。

与两名儿子一起在广场抗争的医生说：“我会一直留至穆巴拉克下台，我不怕，我们已打破伴随了30年的恐惧。”一名两度被囚的异见记者说：“每天、每小时我都准备牺牲，我唯一惧怕的是我们失败。”有人则央着外国记者要他们的政府放弃穆巴拉克：“告诉（英国首相）卡梅伦：‘不要支持他，否则历史不会原谅你。’”

2月10日，听闻穆巴拉克拒绝下台，在开罗解放广场抗议的民众悲愤难抑。

在广场上还出现了一对结婚的新人。29岁新郎萨凡（Ahmed Zaafan）和22岁的哈米德（Ola Abdel Hamid）表示，“埃及政府希望全世界认为解放广场陷入胶着状态，然而我们并非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全球看到我们仍可继续抗争，同时如常生活。”

埃及不是第二个伊朗

事件之初，穆巴拉克利用封锁媒体和他一个人的片面说辞来误导美国，而力挺穆巴拉克的以色列也在偏颇中存在误区。当时西方社会普遍担心这次埃及革命是三十年前伊朗革命的翻版。为了浑水摸鱼，穆巴拉克利用金钱和一顿肯德基饭局的报酬，让政府线人充当其支持者，对抗议者实施暴力进攻，藉机出动军队镇压。

很多西方记者被穆巴拉克指使的流氓操着带钉子的大棒撵得心惊肉跳，他们到处被攻击，不少记者牺牲。白宫谴责说，这是有意针对记者的攻击，让世界看不到真实画面。不过很快有西方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把真实信息传播出来。他们发现“解放广场是最安全的地方，那里是‘自由埃及’，大多数示威者的温和和宽容令人震动”。

专栏作家尼古拉斯（Nicholas D. Kristof）在现场报导说：“今天的埃及革命是二十年前的东欧革命。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选民中只占25％，尤其在更世俗化的埃及现今，其力量甚至比在约旦还微弱得多。”广场一位女教授对他说：“如果世上有民主，我们就不允许我们的权利被剥夺。”她认为，美国过于担心穆斯林兄弟会在选举中掌权。“他们可能赢得25％的选票，但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他们下次就会失去选票。”

毕竟时代不同了。就连伊朗霍梅尼的孙子小霍梅尼（S. H. Khomeini）都跟他爷爷分道扬镳。曹长青在评论中指出，几年前小霍梅尼在美国访问时，专程拜访《华尔街日报》的编辑。这位46岁的自由派教士明确表示支持美国领衔的伊拉克战争，强烈主张结束他爷爷、父亲所代表的宗教专制势力，期待在伊朗实行民主；他还呼吁美国应该更坚定、更强烈地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

民主普世价值 中东不应例外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说，目前军方正努力确保穆巴拉克不会因为抗议活动而被赶下台，而是要让他淡出舞台，因为军方在目前的政权中拥有太多既得利益。不过埃及的年轻反叛者也不会为了看到一批将军取代另一批将军而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西方政策不应为了获取短期而虚幻的利益而支持专制统治者，而是应设法激发阿拉伯社会中有望最终取代他们的力量。美国911事件过后，出现了一种“他们因为我们的自由而憎恨我们”的错误观念。事实并非如此。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憎恨的，是西方支持那些不给他们自由的人。

畅销书《民主论：战胜暴政与恐怖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夏兰斯基，早年曾是苏联民主运动领袖萨哈罗夫的助手、人权活动家，在古拉格被关押九年（有过长达200天的绝食）！后在美国总统雷根的营救下，作为犹太人移民专案到了以色列，出任过以色列副总理等职。

出于对专制制度的深刻了解，他针对埃及局势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在全世界，不管是哪里的人民，什么文化背景，都愿意生活在自由之中；第二，所有的独裁政权，都是本国不稳定的根源，并威胁世界安全；第三，西方国家能够、并应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自由。

夏兰斯基把全球国家分成两类：恐惧社会与自由社会。他提出“城镇广场测试”理论：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市中心广场可以自由发表政治演讲而不受到惩罚，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反之就是“恐惧社会”。

埃及离中国不远

中国无疑是这样的恐惧社会。在埃及游行队伍中，有人举出一幅中文标语，尽管有错别字，但还是令很多中国人感动，并反思：什么时候“中国人民要求中共下台” 呢？中国局势跟埃及非常类似，虽然中国人无法使用脸书，但能突破网路封锁的各种软体非常流行，无论是自由门、动态网，还是火凤凰，人们只要轻轻“一翻墙”，就能看到各种被封锁的信息。

跟埃及民运一样，变革的真正主力不是现有的反对派，而是平时根本“不参与政治”的广大民众。“网路加草根”，这两条激发埃及民运的关键因素，中国都已经具有了，中国变革目前所等待的，只是那么一个小小的水果摊，或一个小人物被警察打死的小契机。

尽管埃及局势复杂多变，善良的人们可能会被政客玩弄，但历史潮流一波接一波是不会停止的。假如说这次埃及民运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民主的春风，无论接下来是否有倒春寒，毕竟地球村的春天已经来到了，人类普世价值观正在给世界每个角落注入青春的活力。

(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