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文明社会产生之时，乞丐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伴随左右。他们作为最底层的贫民，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中国历史上历朝对乞丐都有收容救助的制度。宋朝时就曾禁止在严冬乞讨，以避免乞丐冻毙街头，同时官府提供乞丐的吃住。明代对这一问题尤为重视，政府把他们整编起来，由地方团头管理，并严格地限定了乞丐的聚处及活动范围。

为了消除无业游民，晚清政府一方面采取传统赈抚政策，发放“恩赏米石”，收养老弱病残，设立粥厂，收留灾荒与战争性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推广“工艺局”，“收养贫民，教以工艺”，为乞丐流民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

民国时，丐帮中还出现过自发的“乞丐互助会”组织，群丐选出会长，多次到商会请愿，要求商会通知各商家把施舍零钱数目增加一倍。商会表示无法推行，并提出可以介绍“乞丐团”的成员去粥厂喝粥。

从历史上各朝官方对待乞丐的宽容态度可以看出，因为贫困、天灾等等因素，社会上存在乞丐和乞讨行为是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一个消灭乞丐的运动似乎正在官方的认可下开始进行，由一个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1月底设立了题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其中在新浪微博上设立的站点至今已有超过11万人关注。

据媒体报导，网民拍摄街头行乞儿童照片，并上载到该微博供家长辨认，至今已有上千张照片被上载，其中尤以来自广州、长沙和厦门的乞讨儿童为多。此举引起大批网民加入其行列，并成功让至少六名被拐儿童获解救。

公民关注社会问题，对弱者和受害者施以援手，本身是好事和善行，值得提倡，也无可厚非；但是，有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也在网络上出现。

首先，刚刚发起的这场针对被拐儿童的打拐运动不是新事物，近年来，由于政府不作为，黑帮绑架拐卖儿童现象猖獗，儿童失踪遭拐卖事件屡屡发生。不少家长为寻找孩子，放弃了工作，有的几乎倾家荡产，常年奔走于各地，几乎成了“专职寻访人”。

2010年9月29日，有来自河北、江西、湖北、广东、福建等多地的30多名家长在北京拉开长达百米的“寻子墙”海报，寻找自己的失踪子女。众家长在北京街头摆图寻子，反遭警方抓捕关押。

拐卖和乞讨是两件事情，大部份乞讨的儿童不一定是被拐卖来的；乞丐是社会底层，任何社会都存在这样的底层。因为疾病、运气、人生挫折等等因素，总有人会被挤压出社会边缘。有乞丐父母，就会有小乞丐，被拐卖儿童只是乞讨儿童中的一小部份。这场活动现在已经发生了乞丐父子被强制送去验血的事情，所以这种声势浩大的打拐行动已经殃及了许多真正的乞丐，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

其次，拐卖之所以屡屡发生，是因为有市场需求。为什么人们要买孩子？买孩子来干什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谁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本来需要由警察、司法等部门解决的问题反由民间承担，说明了政府的失职。艺术家艾未未对此评论道：随手拍行乞者，是在寻求正义名义之下对受害群体的再次伤害，是集体无法律意识和学者煽情的违法做法，是对政府不作为行为的危机转嫁。治标不治本是回避，这种回避是邪恶政治体制得以维持的根本，也是卖乖文人谄媚手段。以不法手段争取公正是伦理丧失，更危险。

第三，是“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出现的时机和背景，看几个对此的评论。网络作家天理认为：要知正当浙江温州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53岁的村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大型工程车压断了脖颈，网友追查真相白热化的时候，本来作为事件调查员之一的于建嵘，在高调追查“乐清土地征用中的问题”的时候，突然间一百八十度来转风，在微博上推出“打拐”运动，有效地转移了要追查钱云会死亡真相的朋友的视线。全民打拐，钱案也就被遗忘了，这与官方透露要整肃网络是多么的巧合。

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推特上表示：钱案官方已经透出了要整肃网络的信号，恰在这时，有人在微博上推出打拐运动，有效地转移了视线，全体打拐，钱案被遗忘，多么巧合。

对于这场解救乞讨儿童运动，官方一反常态地支持和配合，表示“加大对乞讨卖艺行为打击力度”。于是，对真正的乞丐很可能采取措施严打，乞丐“消失”了，社会“安定”了，社会“和谐”了，但苦难根源仍在，直至悲剧再次轮回。

不少人都可能会在看了媒体对被拐卖儿童和父母重逢的报导图片后而感动流泪，是的，我们应该为这些幸运重逢的个体感到高兴和感动。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在中国，每一次公众感动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罪恶，从多难兴邦，到最近的解救乞讨儿童，莫不如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感动，而不去认清并且面对背后真正的罪恶，那这种罪恶将会一再发生，直到最后我们自己也将会被奉献出去，就如同唐福珍，或者钱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