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君君臣臣的涵义与今人所理解的正好相反，它强调：君与臣民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命令-服从关系，如果君对臣民提出契约之外的要求，臣民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了臣民的权益，臣民可以反抗；这种反抗必然会得到上天的支持，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儒家天道主义信仰的根本要旨。而且封建制也非今人所认识的那样，而是伟大的扩展能力的社会治理体系；孔子并打开了平等之门，通过自由办学，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会。
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
近期，天安门广场旁边、历史博物馆北门树立了一尊面向长安街、天安门的孔子雕像。此事引起人们对孔子的关注，以及争议。在大陆，只要上过小学，都认识孔子，但孔子是什么样的人？人们的看法恐怕高度分歧：
文章称，上了年纪、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可能以为，孔子是鼓吹复辟奴隶制的反动分子。知识女性听到孔子，可能马上联想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会觉得他是个令人厌恶的男权主义者。
而关心自由的人士听到孔子，很可能联想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会认为孔子鼓吹等级制和专制。热爱市场的人士马上会联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会认为孔子鼓吹平均主义，据说中国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制度源远流长。
在过去十年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很可能客气地认为，孔子是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好像他鼓吹“和谐”，但他离这个时代似乎过于遥远而无干了。
作者这些年来研读《论语》、研究西周、春秋历史后，形成了新认识。一幅全新的孔子形象逐渐浮现，这形象让作者本人也大吃一惊，他向各位描述这位你也许非常陌生、从来不会想像到的孔子。
封建制：伟大的社会治理体系
文章表示，欲理解孔子，必须正确地理解封建制。因为，孔子就生活在封建制开始松动的时代，而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坚守封建的理念，并将其予以转换提升。
20世纪的理论家们所讲的封建社会，恰恰是古人所讲的封建的对立面。今人所讲的封建社会，恰恰出现在古人所讲的封建制崩溃之后，也即战国、秦。事情很明显：古人和今人中间，必有一个在撒谎。我当然相信古人，古人有什么理由欺骗两三千年后的我们？
古人早就说了，战国以后是郡县制，西周、春秋是封建制。查阅《尚书》、《诗经》、《春秋》三传灯文献，周人自己就是这样说的。
作者研究结论：封建制借助一种最简单的人际关系单元组织了一个高度复杂、具有伟大的扩展能力的社会治理体系。
设想两个自由人面对面站着，一个人俯下身来对另一个人说，我把我的人身交给你，全心服事你。是为臣。另一个人说，我接受你，也保护你，我赐给你一块土地作为你的报酬。是为君。周人把这个过程称为“策名委质”，如果是周王封建诸侯则叫“策命”。由此，这两人订立契约，形成君-臣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周游列国的涵义。孔子先祖是宋国的大夫，遭遇内乱，流亡鲁国。孔子虽生活于鲁国，但只要鲁侯未封赐他为大夫或委他以公室官职，他与鲁侯根本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爱国主义”，孔子之所以愿意定居鲁国，也许仅仅因为，周王室已经衰落，“周礼尽在鲁”。其实，孔子是自由人，他可以与任何诸侯通过订立契约，建立君臣关系。
封建君臣关系是自由人间订立的契约，这一点也决定了，君臣二人的权利-义务当然是不均等的，却是相互的。臣对君有义务，但君对臣也有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相互依赖。任何一方不履行对对方的义务，另一方可解除契约，甚至起而反抗。这被视为后者的一种权利。
复礼为什么
文章认为，孔子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在王权专制即将降临华夏大地的时候，坚持封建的美好原则。孔子所设想的通往优良治理秩序的方案是“复礼”，也就是复封建。
一提到礼，有人马上想到吃人的礼教。但这个才是吃人的谎言。周代没有今天人们熟悉的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就是礼。这样的礼治也许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
礼是什么？礼就是西人所说的法（law）。请注意，不是律。它们不是某个至高无上的人一次性制定出来的，而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透过实践自发形成的。其主要来源有二：第一，普遍的社会习惯，这也就是孔子说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含义。第二，周的历代先王在封建诸侯时所发布的策命书和其他文诰，比如《尚书》所收的文献，被后人视为具有永恒约束力的先例，并且也转化成为习惯。
总之，礼就是习惯法。因此，礼就像空气，无所不在。自由人间的君臣关系主要靠礼来界定和维持。至关重要的是，礼制规则是客观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受它的约束，包括君。尽管君臣的权利是不均等的，礼却平等地约束君臣。
也因此，礼治就是自由的保障。礼为君对臣可以行使的权利划定一个界限，从而划出一片属于臣的自由空间。双方都可以根据礼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并自行寻找救济。其他人也可以依据礼向那些遭受损害者提供救济，惩罚侵害者。
君君臣臣-契约关系
与复封建相关，孔子主张“正名”，也就是让很多现代人不满的“君君臣臣”云云。关于这一点，《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过一句意思更为清楚的话：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对封建君臣关系的性质最为精准的概括。
孔子所说的“礼”是习惯法，它明确规定了臣对君的义务，也明确了这一义务的限度。君只能在此限度内要求臣。归根结底，这里的“忠”，不是忠于君本人，而是忠于契约所规定的义务。
一旦君对臣的命令超出了礼所划定的合宜性之范围，臣就可以拒绝履行。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如果君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强行对臣主张某种权利，臣完全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臣，臣完全可以拿起武器反抗。
孔子的言外之意，孟子后来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君没有履行君的职守，也就丧失了君的名分。人民推翻桀、纣，乃是“诛一夫”，人民是按照礼制处死践踏了与人民订立契约的那个人。
因此，按照封建原则，领主怎么样对待封臣，封臣就可以怎么样对待领主。封建君臣关系的这一基本伦理恐怕正是孔子所树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儒家根本原则的社会背景。孔子将理想的封建君臣关系予以抽像化、普遍化，确立为处理所有人际关系的一般性伦理原则。
因此，君君臣臣的涵义与今人所误解的正好相反，它强调：君与臣民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命令-服从关系。如果君对臣民提出契约之外的要求，臣民可以拒绝；如果君侵害了臣民的权益，臣民可以反抗。这种反抗必然会得到上天的支持，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是儒家天道主义信仰的根本要旨。
打开平等之门
文章表示，作为孔子最重要思想贡献的仁，也与封建的君臣关系有一定关系，但孔子对其作了平等主义的超越。
封建君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彼此都把对方当成自由而有尊严的人来看待，相互以礼相待，尊重对方的权利，履行对对方的义务。而《中庸》所记孔子的一句话最为精练地呈现了“仁”的内涵：“仁者，人也。”汉代大儒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也即，人相互把对方当成人对待。
由此也立刻可以看出，孔子突破了特定的君臣关系，而从“人”的角度讨论“以人意相存问”。孔子希望所有人对待所有人都以对方是跟自己一样的人那样。经由这样的转换，平等之门被孔子打开了。
阿克顿爵士说过，封建制是自由的，但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等级制。孔子坚持复礼，也即坚守封建的自由。但他也意识到礼制的等级性，并注意到有人利用强势地位强制他人。因而，孔子同时提出仁的理念，把所有人置于一般的人的地位，从而，自由的人也获得了普遍的平等。
当然，人们立刻会提出两句话，证明孔子或者儒家坚持等级制。首先是《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通常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思当然是鼓吹愚民政策。但其实，这句话应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郭店楚简《尊德义篇》中几句话正好为此做了注解：“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民自有其意，意愿和意志，君必须秉持民意而行。如果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强民所难，成为人民的敌人。所谓“知之”，就是教养之。这与《论语》重“教”、重“学”的精神相一致。
证明孔子主张等级制的另一依据是《礼记曲礼》中的一句话：“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仪是繁琐的，也需要各种物品。庶人花费不起，所以不能要求庶人履行这些礼仪。至于刑不上大夫，意思只是说，对大夫不能仅靠刑罚来治理，首先应当以礼仪约束他们。而一旦他们违礼，也照样予以惩罚，古史清清楚楚地记载贵族被流放、被关押、被判处死刑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说孔子愚民、歧视，均源于对孔子的话语断章取义，而罔顾孔子思想的基本结构。仁和礼是孔子观念的核心，仁的根本含义是人人平等相待，孔子也在实践这一点，这就是“有教无类”。
自由学术的创造者
人们常常说，孔子让学术流入民间。其实，在孔子之前没有专业的学术。封建时代的君子都是通才，拿起剑戟可以打仗，放下武器可以管理领地，还可以在聚会场合吟诗赋乐。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周易、诗、书等经书，但没有人想到从事学术活动。上古的文献构成礼法，它们是贵族的生活本身，而不是研究的对象。
因缘际会，孔子创造了学术。孔子一直寻找参与封建治理的机会，最终学术成为他的志业。孔子有意识地整理上古文献，不是为了自家的治理，而是为了传承文明。他对实践中的礼法进行了思考，由此创造出了带有哲学色彩的思想。在整理文献和论述思想的过程中，他创造出了学术。
教育也就随着学术而诞生了。拜封建制之赐，孔子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都是自由的。在封建制下，每个人通过君臣契约，被礼制划出一片自由活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他的活动不受干预。没有人会疯狂到去干预别人的事情，只要别人没有违反礼法。孔子就拥有这样一个空间。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想像孔子的活动，就会感叹，那是一个奇迹。孔子可以自由地收集文献，整理文献。孔子可以自由地收留弟子，教育弟子。他的所有这些学术、教育活动，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干预。孔子可能是落魄的，但他是自由的。
于是，孔子的身上渗透着自由。他也对这个自由进行了反思与抽像。自由让孔子的生命力向上而挺拔，让他雍容而温和，自由让孔子天真而纯粹。其实，在春秋时代有很多这样的君子，孔子最为典范。今人如欲寻找理想人格的典范，孔子就是。
民间社会的构造者
文章认为，孔子通过自由办学，也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会。封建的治理秩序是没有政府与社会之分。准确地说，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政府和社会这两样东西都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政治，不存在权力这样的东西。
到孔子时代，封建秩序严重松动。有些强势大夫开始具有权力意识、政治意识，他们开始从事构造政府的工作。这些努力在孔子之后持续，到战国时代，中国形成了王权制政府，出现了官僚制、郡县制--这些东西不是到了秦始皇时才有的。
熟悉现代历史的人们都会知道，一旦政府出现，则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就必须构造社会。如果出现了一个政府，而人民处于原始状态，那就不可能对政府的权力构成约束，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人民必然成为权力的工具。人民要保卫自己，就必须组织起来。人只有组织起来，结成会社，才形成社会。社会就是会社的联合体。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工商业不够强大，没有有效组织起来，并没发展出欧洲的“市民”社会。万幸的是，有孔子，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会社。
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坚持孔子理想、具有道德理想精神的真儒者，活跃在政府之外，他们思考“道”，维持着一个判断权力之正当性的超越性标准。他们“志于道”，成为专横权力的批判者、抗争者。概括而言，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这些历史说来话长，就此打住。
从上面几个角度重新发现了孔子之后，作者相信了古人的说法：孔子是圣人。他是今人思考和追求人的尊严与优良治理的出发点。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