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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死亡變成娛樂事件的時候
世相如此猙獰。當執法者面對「被死亡者」尚且溫暖的遺體時,他們一定也感到了驚悚。只不過他們的驚悚不是驚悚於一條鮮活生命的逝去,而是驚悚於這條鮮活生命逝去後緊接而來的責任,驚悚於他們頂戴花翎的存與廢。就這樣,他們泯滅了對生命本體的敬畏,開動心機,絞盡腦汁,發明創造出種種匪夷所思的「最新死亡法」。對他們來說,常識儘可存而不論,重要的是卸責,把死亡的責任推到死者自身,好像死者不合時宜的死給他們造成了天大的麻煩。面對這樣的思維和運作模式,還奢談什麼對生命的敬畏,對死亡的冷漠呢。 不過,當死亡變成娛樂事件時,它同時也就變成了一柄雙刃劍。一面使民衆麻木,死亡的刺激越來越小,聚焦死亡真相的同時,更會對最最新的死亡法若有所待,現實也不負所望,更新更雷人的死亡法層出不窮,不斷刷新着民衆的想像力。另一面也會使民衆警醒,警醒於死亡的無處不在無所不可。毛時代的「按比例殺人」固然殘暴,總使人懸一顆僥倖之心,覺得自己可以僥倖逃脫於「比例」之外;但今日之死亡法無遠弗屆,無從預測,沒有可事先預知的「比例」,恰所謂「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恰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可資類比的是拆遷事件。起初,別人被拆遷的時候,人們都覺得於己無關,對被拆遷者的血淚只是抱着同情的態度,卻不知道拆遷的腳步正在慢慢朝自己逼近,隆隆的推土怪獸已經不遠。只有當自己也遭逢到被強拆的命運的時刻,才驀然驚覺:原來前一例被強拆的房屋,正是自己家園的屏障。屏障已去,家園何能長存?這個類比可以解釋一個現象:最早時期的訪民如一盤散沙,如今的訪民卻凝聚成爲一股團結的力量,單個訪民的命運變成訪民羣體的共同命運,訪民們開始爲「他人」的命運吶喊。「他人」的血淚即自己的血淚,「他人」的命運即自己的命運;關注「他人」即關注自己,爲「他人」助力即是爲自己助力。這股力量漸次成爲一股新生的羣體力量,閃耀在麻木不仁的國民性之上,活躍於維權的典型案例之中,令人感動不已。 此一狀況就是雙刃劍使民衆警醒的另一面:死亡的娛樂化使死亡揭去了神祕恐怖的面紗,死亡徘徊在每一個人的身邊,使人麻木的同時又強烈地刺激着人們的感官。雙刃劍的這一面可以解釋大規模羣體性事件的參與者大都是於己無關的普通人。儘管其中有「法不責衆」的傳統思維,但不能排除感同身受的壓迫感所導致的義憤。這是一帖針對獨裁和強權的解毒劑。 獨裁者的掘墓人恰是獨裁者自己,他們不捨晝夜地爲自己掘墓,雖九死其猶未悔。 轉自《新世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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