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乘坐朋友的“三棱”吉普车，从凯里赶往黎平。过了平永，到了一个离榕江县城仅20公里的地方，前方停起了一长串的车，估计有三、四十辆之多，有货车，客车，更多的是轿车，占80%以上。根据平时的感觉判断，这一定是出了车祸。根据车辆的滞留量来分析，这应该是30分钟左右发生的事情。结合平时积累起来的关于交警处理交通事故效率的经验来分析，一时半刻是走不了的了。

车祸挡住了我们的进程，却没有中断我们的谈论。因为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加之也没有什么急事，三个人都不急不燥，大有“身安乐处便心安乐处”的架式。我们将车停在公路右侧，在车里继续我们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此刻却还没有结束的话题。

比起两个朋友来，我成熟的程度显然要差一些，定力也要差一些，就像典故“管宁割席”里的主人翁华歆那样，禁不住对外界的好奇心。一个话题谈完，便忍不住要下车看看究竟，了解一下这次滞留的原因并判断一下持续时间。

下得车来，发现我们的车后面又停下了二三十辆。抬头往前走，一眼瞥见前面围了二百多号人，知道那就是所谓的事故现场，是我们被滞留的原因所在。隐隐约约地，还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影在上下左右忙碌着，看那架式就知道在救护伤者，顿时感到几分安慰，心想不管这救援行为无论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普通路人的拔刀相助，总说明这块土地上还有几分温暖。

安步当车往前走，那一圈人离我越来越近。仿佛没有经过什么过渡，闹轰轰的声音很快就涌进我的耳鼓。这些声音显然发自围着事故现场的那两三百号人。定睛一看，根据衣着及每个人的气质表情判断，这一群人中有开车的，有路过的农民，有乘车的学生，有做生意的老板，当然更多的，是来往于省、州、县之间的政府办事人员。

费了那么一点点时间，当我融入那一群人中间，那些闹轰轰的声音便显得有些含义了。有表示惋惜的，“唉，骑车的两个人都年轻呢，这下子就老火喽”；有表示无所谓的，“这边这个活不了了，那边那个医好了也是个废人”；有作为事故的目击者向旁人介绍事故发生经过的，“这部摩托车骑得好快！他们加速超一辆货车，没有想到前面来了这辆客车，就撞上去了”；有表示愤慨的，“他 ***，不好好骑车，害得我被耽误在这里”；也有“他乡遇故知”表示高兴的，“好多年不见了，没有想到在这里遇上，真是有缘呵”……

穿过人群，事故现场清晰地映入了我的眼帘。两个人和一辆摩托车两两相距5米左右，呈等边三角型布局躺在公路上。其中的一个人和摩托车躺在路中间，靠着一辆从黎平开往凯里的大巴，另一个人则躺在路的另一边。

不需要开口，就知道了案情，心里免不了一阵唏嘘，一阵遗憾。随后定了定神，开始定睛观察那两位上下左右忙碌着救护伤者的人。

这一看不打紧，我却像雷击一般，震惊出一身冷汗来。忙前忙后的两个人，却是一对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孩和女孩！两个人学生模样，都二十二、三岁左右，身高也都差不多，一米八左右的个子。一个人蹲在路边轻轻地帮躺着的人按摩身上和腿上，另一个人则跪在路中间，双手按着躺着的人的胸部上下起伏。仅有的一点生理卫生知识告诉我，这是在做人工呼吸。

显然，做人工呼吸的难度要大于止痛性质的按摩。于是，他们俩不停地替换着，这便是我老远看见他们上下左右忙碌的原因。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围成一圈的人们依然无动于衷地聊着天。我心里的震惊，渐渐地转换成一种惴惴不安。两位伤者，显然是包括我在内的这些看客的“骨肉同胞”，照三十年头的话说，还可能是“阶级兄弟”，却无可奈何地、被动地接受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位陌生男女的救护。

这种不安情绪在我心中不断膨胀，不断衍变成一种力量。当这种力量大到让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快步走出人群，靠近正在做人工呼吸的女孩，轻轻地用英语告诉她，我们大家都没有接受过急救训练，请她告诉我应该怎么参与救护。她看了我一眼，对我点了点头，然后手把手地教我，让我将左手和右手交叉着放在伤者的胸口，然后不轻不重地挤压，以保证伤者的肺部有足够的压力吐纳空气。

这时，我得以近距离地正视伤者。他三十岁左右，衣服比较旧，身上多处受伤，伤口看不见血，却能够看见黄色的脂肪组织。他的脸变成了紫色，嘴裂开着，感觉不到有呼吸。他的牙齿很脏，能看见上面有食物的残渣，显然是一位不习惯刷牙的民族同胞。

不一会儿，我便能熟练地实施人工呼吸了。她把伤者放心地交给我，却给我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姿态。她跪着却直立着的身子这时弓了下去，把她那干净湿润、生机勃勃的樱桃小口对准了那张肮脏又了无生机的大嘴，口对口地呼吸起来！

看见这个情形，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了，眼泪直往外涌。试想想，她与他之间，没有亲情，更没有爱情，连民族同胞、“阶级”同胞都不是，却没有一点点嫌弃、恶心的表现。在她的心目中，只有两个最基本层次的内涵与他一样：人类和生命。

我来不及细想那么多深层次的道理，外国男孩过来拍了我的肩膀，把已经汗流浃背的我换了下来。我站起来，将有些麻木的双脚移动到路边，一下子蹲在另一位伤者的身边，在他的身上按摩止痛。这时他睁开了眼睛，嘟咙着问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他们的摩托车与客车撞了，两个人都伤了，我们在救护他们。他接着要求帮他挪动一下身子，帮他换一种稍稍舒服一点的姿势。我动手帮他翻身子时，才发现与我同行的副局长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也加入了我们救护的行列。他帮我把伤者的身子翻了一下，根据伤者的要求调整了睡姿，然后与我一起按摩起来。

过了两分钟，又有人拍我的肩膀了。抬头一看，是外国女孩。我以为她来替我，便直起身来。她却急切地告诉我，那个人已经生命垂危，怎么救护车还不来？我急忙取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120，那边说已经接到交警队的通知了，此刻救护车已经在路上，还要我耐心一些。我把情况告诉她，她还是一脸的焦急。

接着她又问我，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警察也还没有来？我马上左顾右盼，寻找能够给我答案的人。很快我看见一个人沮丧地站在肇事客车边，用脚指头猜都知道他就是肇事司机了。走过去问他有没有报案，他急忙向我诉说，是这摩托车要超一辆货车撞上他的车的，他根本没有占线行驶。我马上打断他说，这些情况一会儿你和交警说，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向交警报的案。他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记录，告诉我说已经四十多分钟了。

我把刚得到的消息告诉正在用双手进行人工呼吸的外国女孩，并把她替了下来。她焦急地问我，救护车和警察大概还有多久才能来？我对这两个机构的效率不敢寄托太大的希望，便随便说了一个时间，“大约还要半个小时”，外国女孩伤心地说了一句，“太慢了，没用了。”

过一会儿，一阵引擎声由远而近，我们都以为是救护车辆，一看却是一辆比较豪华的商务车。车上下来一位比较富态的中年妇女，步履轻盈地来到我的身边，向我问起情况，我把她看成政府的一位领导，便把情况简单地告诉了她。她要我看看伤者的眼睛，如果瞳孔散开了，我就不必费劲地救了。我看了一看，点了点头对她说，已经散开了，没有救了，但这两个外国人还不肯放弃，我得配合他们呵。这位妇女叹了一口气说，这些外国人哪，真憨呢！

在所有人的焦急等待之中，远处传来了警车和救护车的警报声。救护车停下后，医生了解了情况，把路边的那位伤者抬上车，然后走过来要我让开，翻了翻伤者的眼睛，取出一支注射器，把一些药水注进了伤者的胸部。我问医生怎么样，他们说，已经死了。

这时，交警已经拍完照，作完现场记录，要搬运尸体——刚才我和两位外国人还把他看成伤者，现在已经由医生定义为尸体了——疏通道路，外来女孩过来问我怎么样了，我告诉她说，他已经死了。我刚说完，她就失声痛哭、泪如雨下了。

外国男孩过来了，把她拉到路边，没有安慰，没有劝说，静静地陪着她一起流泪。这时一位认识我的人过来对我说，所有的人中只有我能够安慰他们，建议我安慰他们一下。我环顾左右，死者和伤者的骨肉同胞们、阶级兄弟们，这时已经如释重负，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留下这两位“非我族类”的外邦男女迳自伤心。

我无颜安慰他们！此时此刻我想，如果地上有一条缝，我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无地自容呵！

我怀疑，当时要不是两位朋友在徐徐开来的车上叫我一声，我会不会一直发呆下去。上车前，我走近这对外国男女，告诉他们我非常遗憾因为我必须走了，并问了他们从哪里来。外国女孩拉了拉我的手，带着哭声对我说了一声谢谢，接着大声地说出了他们的祖国，“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我们所写和所说的英国。

当时一开始就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悲情之中，没有留心注意两位外国男女的容颜。加之过了这么久，关于他们容貌的记忆已经成为空白。但是我绝对相信，那位女孩非常美丽，男孩子非常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