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行为很少被现代西方自由社会认同，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言论自由的社会不以言治罪，告密没有生存的土壤；第二，西方道德普遍以告密行为为耻。在西方文化中，出卖者和告密者类同犹大，为人所耻。学校和社会不鼓励告密行为（除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外）；第三，西方社会崇尚个人自由。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提倡告状，告密行为是与个人自由不相容的。
告密行为对社会有害还是有益吗？首先，诚信是社会的道德基础，告密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被斩断，使社会陷入人人自危的精神危机中；第二，破坏言论自由。使百姓不能畅所欲言地自由抒发，一个言论没有自由的社会就没有民主；第三，摧毁人伦传统。父子、夫妻、兄弟等家庭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亲亲告密，使贵人伦、重亲情的传统受到了灾难性的毁灭；第四，使社会道德沦丧。告密者出卖别人的隐私，来换取自己的利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告密伴随着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使整个社会道德沦落，成为小人和奴才充斥的社会；最后，越是专制政府，越是没有信心的政府，越依赖和鼓励用告密的方法来控制人民的思想。
对一个国家来说，告密盛行是最大的悲哀。一方面是使国家陷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人伦危机之中，另一方面使很多无罪公民受到严酷惩罚，甚至使很多无辜的公民被谋杀；对于个人来说，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阴暗、卑鄙的表现，是人性的扭曲、变异。从告密开始，灵魂就开始堕落，等于丧失了自我良知、突破了道德底线，把人的灵魂交给了魔鬼驱使。
推行告密者、告密者和被告密者，哪一个能在告密行为中获益呢？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制定秦律，规定“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民人不能相为隐 ”，后来他也被人告发谋反，走投无路，最后商鞅被车裂分尸、满门抄斩；汉朝的杨恽由告密发家，又以告密身败；据史料记载，武则天执政时期，特务横行、告密成风，一批爪牙整天四处打听、搜集王公贵族的言论和民间传闻，再告密于朝廷。实质上，没有一个人能在告密行动中获益，而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却在告密中被撕碎、蹂躏和践踏。
可悲的是源于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的告密现象，直到当今，仍延绵不绝，还时有发生。比如，信仰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但是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不但大肆打压，还鼓励群众秘密告发，一些人在威逼利诱下参与了这种无耻的行动，有的给公安当眼线，有的以特务的身份打入修炼者内部，然后实施告密。一些人由于没有意识到告密的可悲，还自以为这是政治上的进步，这是光荣的任务。其实，当一个人把别人的正当权利、自由信仰和正常言行当作“密”去告的时候，不但已经人性丧失、尊严扫地成为了小人和奴才，而且还可能恶报连连，殃及子孙。一个文革中的告密者，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就承受着自己躯体扭曲变形、一个孩子自杀、一个孩子精神分裂的果报。正可谓“福祸无门，惟人自召”。
也许有人会质疑，不就是揭发、检举、告密吗？他又没有打人、杀人，怎么可能有恶报呢？一个在文革中告密者曾坦言受命记录一个女犯人“恶毒攻击领导人”的言语，最后导致女犯人被枪毙。她说：“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某某某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告密可以构陷治罪于一个无辜的人，甚至可以置人于死地。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被拘捕、被劳教、被酷刑折磨、被秘密杀害都是被人告密所致。很多美满的家庭因为被告密而家破人亡，很多幸福的孩子因为父母被揭发而失去父母沦为孤儿，很多善良的老人因为被检举而被关押坐牢。可怜的告密者啊，也许你没有用手杀人，但是多少人因你的告密而被虐杀啊！
中共的宣传，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让人满脑子都是揭批和斗争，民众在反复的洗脑中变得糊涂且不知对错。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的都是正直和骨气，那些不肯出卖他人换取私利的人，被视是真正的英雄垂名千古，而那些告密者一直被视为卑鄙、阴险的小人，被后人所唾弃。作为人，一定要知道，告密是坏事、恶事、耻事，说不得、做不得、干不得，偶尔为之，就面临被揭穿，继而被社会所不齿，被天理所不容。
做人要有原则，思想要有取向，要明辨是非，行为有准则，要诸恶莫作。在正常的社会中，当我们对他人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时，可以坦诚地当面交流、公开质疑，也可以私下讨论和争辩，万不可以以告密的方式害人害己。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