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次北京奥运会，不少人都猜测中国能否取代世界体坛霸主美国，而登上奥运金牌数天下第一的宝座。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谢尔已这样说过，面对中国的进取，美国队已做好了在北京奥运会上丢掉金牌第一大户的心理准备。

中国自一九八四年首次在洛杉矶参加国际奥运会以来，夺金抢银的势头一直很凌厉，而且进展神速，二○○四年雅典奥运更挤掉国际体坛二哥俄国的位子，得三十二枚金牌，仅比得三十六金的美国榜首少四枚。而这次中国占主办东道国之优势，金牌数目应该会再有进展，甚至超过美国应不足为奇。
体育官员坦承举国体制起作用

中国能在二十多年时间一跃而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体育竞技大国，在国际奥运会上呼风唤雨，是得力于中国特有的一种体育制度││“举国体制”。中国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雅典奥运会后不讳言地坦承：“如果没有‘举国体制’我们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所谓“举国体制”，中国官方的解释是，“指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为了短时间内形成突破，从而采取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简言之“举国体制”是调动全社会资力、物力操练少数菁英运动员，尽最大力量在国际大型竞赛中夺取最多的奖牌奖杯。此体制因国家的绝对控制垄断能力及源源不绝用之不竭的财力，确实能将一个与其实际国力、人民身体素质、体育水准不相符合的国家在很短时间送上国际竞技大赛的奖牌高峰。

此体制度为苏联五十年代所创建，后为绝大多数共产极权国家所仿效，佼佼者有前苏联、前东德、前共党国家罗马尼亚等，但苏东波历史事变后，硕果仅存者只有中国一国，其余古巴、北韩蕞尔小国不足为道。

举国体制这种功利的唯奥运金牌是尚，完全被国家操控垄断的体育制度，与普世的体育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

中共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制度的最高层次就是奥运争光。如果作一个对比，可以说，中国体育是国家行为，西方体育则是社会行为，中国是官办体育，西方是民办体育，中国是菁英竞技体育，西方是大众健身体育。在外国奥委会是民间独立组织，在中国奥委会与中国总管体育事业的最高官僚机构“中共体育总局”是合二而一，或曰两个牌子一个班子。

实际上，在多年前中国国内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对这种实际戕害体育精神的制度进行批判，要求改变。概其大略举国体制有如下弊端：

钜额国家资源发展竞技体育

第一，国家资源的使用严重颠倒轻重，每年花数十亿人民币培养菁英运动员，发展竞技体育，而严重忽视乃至不顾国民大众的体育与趣爱好和强身健体的需要。

二○○四年国家审计署披露国家体育总局动用奥运专项资金用于建体育总局职员住宅。当时体育总局出来澄清时，谈到体育总局经费说，建体育设施（遍及全国的体校、各省体工队及其场馆）的专项资金和给国家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和比赛备战奥运、亚运等等的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直接拨给国家体育总局。显见在国家体育经费只集中用于国家运动员身上，普罗大众未分得毫毛。

据美国时代杂志报导，二○○一年之前国家体育总局年预算为四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为了迎接北京奥运，年预算随后增加到七亿一千四百万美元。据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透露，中国在国际竞赛中每赢一枚金牌成本要七百万美元。有关北京奥运会的成本，外国媒体认为至少在四百亿美元以上。

批评者指出，体育总局的经费是纳税人的钱，但全部花在菁英运动员身上，至使全国大众体育设施严重缺乏，使许多热爱体育但未纳入体制的国民望洋兴叹，是对纳税人资源的浪费。

数十万计的运动员成为牺牲品

第二个弊端是：由于动用全国人力，大量地选拔有运动天份的青少年进行封闭式集训，但目的只是让少数体育尖子去争夺奖牌，结果牺牲了数十万计运动员的青春，甚至给许多运动员造成终身的伤害，毁了他们的一生。

中国为培养金牌选手采用的是一种人海战术，从中小学学童中经严格体能测验，挑选有潜能者送到各地体育学校隔绝社会进行封闭式集训。现全国有三千多所青少年体育学校，近四十万青少年（年龄最小者只有七、八岁）。然后再从这些青少年运动员中挑选尖子特别集训培养参与全国与国际体育大赛。

时代杂志最近到山东访问了三所体校：青岛体校（中国培养奥运选手的重点体校之一）、潍坊体校和鲁能乒乓学校。提到一个十四岁的农村姑娘陈云，在测试了肩宽、腿长和腰围后被认为有潜力而安排练举重，一位少年因注意力集中、肩膀宽、视力好而挑选为射箭手，尽管他们在这之前对这些运动所知甚少，也无兴趣。而速度快，手眼协调超人则派去练乒乓球。时代杂志还说，学校的标语和宣传画都是强调“为国争光”。

这三所学校全部为寄宿，鲁能乒校学生每周只能与父母相聚两个星期。学生们每天至少五六个小时训练，甚至包括晚上。虽然校方告诉时代杂志记者，学生主要时间是学文化课，课余才练运动。但记者很惊讶地发现，校园里看不到一本教科书。有位练赛跑的少年告诉记者，他每天的生活除了跑步，就是睡觉。

残酷的事实是，除了极少数菁英中的菁英，绝大多数这些青少年都奋斗不到出人头地为国争光的一天。而且即使争过光的但不是明星级运动员下场也可能很悲惨。中国体育报说，百分之八十的运动员退休后因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谋生艰难，其中很多人还因运动过量而落得一生疾病，甚至成为残废，如前中国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的遭遇。

举重冠军邹春兰的悲剧

吉林体工队女举重选手邹春兰曾得过全国冠军，共拿过七枚金牌，并打破过一项世界纪录，一九九三年退役后，因为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教育程度，只能去当澡堂搓澡工，生活潦倒。而更惨是她十六岁进体工队后即被安排服用实际为男性荷尔蒙的“大力补”，每天一颗，长达六年，体内男性荷尔蒙呈男性化特征，后来结了婚，但不能生育。她退役是因为浑身是伤，肌肉没有弹性，已无法再举重。邹春兰告诉记者，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有她这样的经历。据报中国每年有三千运动员退役。

批评者指出，举国体制第三个弊端是形成了一个明星运动员、教练和体育官僚三位一体的庞大利益集团。金牌给运动员和教练带来巨大名利，给体育官僚带来官运亨通的政绩，由此不择手段追逐金牌的举国体制，亦成为中国体坛腐败的触媒剂。二○○五年中国十届全运会闹出大量金牌内定、假赛的丑闻，舆论大哗，体育界检讨，多数认为是举国体制倡导的锦标主义起了关键作用，至使公民竞赛的体育精神荡然无存。

在检讨中国举国体制时，有关禁药的大丑闻至今中国国内媒体不敢触及。有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体育队在八十、九十年代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女子运动员的飞跃与禁药丑闻有很大关系。

中国女运动员服禁药丑闻

中国女子泳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一度令人意外地称霸国际泳坛，使全球为为之震惊。一九九二年的巴塞隆那奥运会中国夺得女子游泳四面金牌五面银牌一面铜牌。在一九九四年的罗马游泳世锦赛，女子项目共十六枚金牌，中国七名女金花竟一口气夺走十二枚，其中还破了好几项世界纪录。但崛起很快，跌落也快，因为没有人相信中国女飞鱼是靠自己的实力。在一九九四年随即举行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选手露出原形，共查出十一人服禁药，所获奖牌一律取消，其中包括世界游泳冠军吕彬、杨爱华。中国大失颜面后自己内部也加强药检，曾破世界女子两千公尺个人混合游泳纪录的女飞鱼吴艳艳也查出服禁药，而不能参加悉尼奥运会。自广岛禁药丑闻后，中国游泳女将成绩立即一落千丈打回原形。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只获一金一银。悉尼奥运中国女泳手未获一面金牌。雅典奥运会唯一金牌的女泳手罗雪娟公开承认中国游泳队池子不干净。

曾名噪一时的马家军田径队（辽宁省田径队，因教练马俊仁而称为马家军）在九十年代中期突然产生一批世界级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多位女子在多项世界大赛中夺魁拿金牌。其中最著名的王军霞曾在亚特兰大奥运获女子五千米金牌。一直有传闻马俊仁让女运动员服补品。二○○○年中国这只田径劲旅的多名世界冠军未选入悉尼奥运的中国代表团名单，有关服用兴奋剂的传言纷纭，但中共当局从未予以澄清。而马家军教头马俊仁仍然担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仍然负责中长跑运动员的训练，直到二○○四年退休，此时马俊仁已身家千万元。现普遍认为马家军运动员的成绩是禁药催出来的。

另外西方禁药丑闻一般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中国则是一种官方行为，其中国家体育官僚机构起了关键作用。据邹春兰披露，在吉林体工队的举重队，教练让她们服用大力补，骗她们说是营养药补身。服后她们身上长体毛，甚至长胡子，嗓音变粗，教练才说吃的是男性激素，但说对身体无伤害。她们心里都很恐惧，但也很无奈，只有少数人偷偷将药扔掉。邹春兰说，到比赛前的半个月她们停止服用，然后注射“掩盖剂”，以蒙过药检这一关。

在邹春兰披露禁药内幕后，吉林省的体委还威胁她说，如果她披露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中国引进臭名昭著的东德教练

中国女子游泳的突飞猛进是从一九八五年引进著名东德体育医生鲁夫开始。次年中国女泳队即以脱胎换骨的形象在国际赛事中一举击败亚洲霸主日本队。

前东德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在其垮台前东德曾是与美苏鼎足而立的体育竞技大国，长达二十年时间所夺奥运奖牌数量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苏。其中最显著的是女子游泳和田径（后中国运动女选手也因禁药而一鸣惊人）。德国统一后这个东德神话破解，原来金牌是用禁药喂出来的。东德当局曾长期系统地让至少一万名运动员服食各类禁药，并对如何有效通过赛事药检进行系统研究和实施。禁药使东德在奥运上大放光芒，但也造成一百多名运动员猝死和无数运动员终身伤残，许多女运动员男性化，失去生育能力。两德统一后，受害运动员把东德体育部长和医学顾问霍普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据中国大陆方面的报导，这位被中国游泳队请来的鲁道夫医生带来的法宝就是高原训练、血乳酸测验、还有就是禁药兴奋剂。而两德统一后，数千东德教练失业，有的被礼聘到中国，成为中国游泳女队暴发的秘密武器，但也为中国带来禁药丑闻。在迄今十年，中国有二十七名女运动员无法通过药检，数量超过其他国家总和。

国内出现反举国体制声音

实际上中国体育总局至今仍在雇用这些臭名昭著的东德禁药教练。二○○六年二月中国备战北京奥运的其中一个主要游泳基地上海东方绿舟训练基地揭幕，海外发现该基地来自德国的著名游泳水槽教练海格·非福特（HelgaPfeifter）即是前东德著名游泳项目违禁药物研制专家、东德禁药科研机构“四一五研究小姐”的主任、东德的游泳队主教练，本人有兴奋剂女王之称。在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纪录中，她是中央管理运动药物计划的主要成员。东西德合并后她曾被控使用禁药残害青少年身体之罪，因身在国外（中国？）而逃过审判。

丑闻百出的十运会后，中国国内曾出现异议声音，检讨现行体育政策，要求放弃以竞技争锦标奖牌为目的举国体制，仿照甚他国家体育事业为国民大众强身健体而服务的政策。但在中国争取到主办二○○八年北京奥运后，为奥运争光，与美国争金牌霸主已成为中国当局坚定不移的目标，这个畸形的举国体制反而更加变本力厉地推行，更多的国家资源投放入无底洞的金牌争霸战中。

美国时代杂志说，中国的金牌战略是将主要资源投放在金牌易取而数量最多的项目中，如举重、击剑有十个金牌，划艇有十六面金牌，虽然这些运动非常冷门，与中国大众的体育运动兴趣无关，但投放的资源很多。另外相较西方，中国投放了更多资源给女子运动，因为中国女子运动所获奖牌比男子多。在雅典奥运中国女子金牌数量占中国奖牌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中国在二○○二年的亚运会后，提出了一项“一一九工程”计划，即是要在总金牌一百一十九面（现为一百二十面）的田径、游泳、水上三大体育项目争夺金牌，以向世界呈现中国是名符其实的体育强国，而非仅是擅取冷门运动金牌的投机者而已。

这个宏大目标能否实现？要事后才知，但以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及前东德的教训，能够实现并不出奇，但其代价和后果则难预料。

说到底，中国以奥运奖牌为最高宗旨的举国体制无非是从纳粹德国到前苏联东欧一脉相承，将体育作为强化统治者意识形态以凝聚人心对外炫耀国力的统治利器而已。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在今天中国就是民族主义。虽然批评声四起，认为这样的体育体制不能继续下去，但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二○○八年奥运会后还能坚持举国体制”。

转自《开放杂志200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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