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輕輕顛了一下之後，降落在跑道上，帶着慣性向前衝去。維爾頓的心隨之一震。他像給鐘表上弦一樣，不停地在心中告訴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
北京國際機場，他再熟悉不過了。在過去的幾年當中，他在這裏至少降落了二十幾次。唯一的區別是，這次既沒有同事，也沒有妻子同行，機場外也沒有專車和等着接他的人。他獨自一人匆匆向機場外的出租車站走去。
在退休前，維爾頓是德國漢莎航空集團公司的稅務主管。自從漢莎和中國國際航空公司合作建立飛機維修公司以來，北京就成了他每年必到之地。再加上唯一的一個兒子貝恩哈特一直在北京語言學院讀書，維爾頓始終對北京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出租車徑直向德國駐北京大使館駛去。維爾頓默默地看着窗外冬日的街道，頭昏沉沉的，好像是在做夢，一個令人難熬的，已經持續了六天的噩夢。
這一天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廿七日，北京街頭還到處懸掛着聖誕裝飾。維爾頓下意識的把目光移開。在他六十幾年的生活中，還從未有哪一年的聖誕會這樣不堪回首的刺痛着他的心。六天來的一幕一幕在他的腦子裏不停地翻轉着，他翻來覆去地回憶着每一個細節，希望能找出一絲線索，來解開心中的謎團。他不停地想着兒子貝恩哈特……
年滿廿四歲的貝恩哈特是他和妻子蕾吉娜的獨生子，也是他們夫婦倆的驕傲。貝恩哈特從十三歲開始學中文，中學時，在中國駐德使館舉辦的一次德國青少年華文比賽中奪魁，並獲得了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到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學習中文。本科畢業後，貝恩哈特決定繼續在中國深造，於是考進了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國際經濟研究生班。據大學的教授講，貝恩哈特的中文講得「一流」，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學生」。
三個月前在萊比錫，貝恩哈特又輕而易舉的通過了德國經濟類德中翻譯的國家認證考試。這一切，讓維爾頓夫婦堅信，他們爲兒子選擇了一條最有發展前途的道路。按計劃，貝恩哈特應該在二零零八年中畢業，他和家裏商量好，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中大學放寒假的時候，回科隆探親。
奇怪的電話
十二月廿一日，貝恩哈特突然從北京給家裏打來一通電話，說想趕在聖誕前回到德國。貝恩哈特在電話中的聲音有些緊張，在媽媽的追問下，他說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脅。在電話中，貝恩哈特不願多說，只說遇到的麻煩「與國際政治問題有關」。
兒子的一通電話，把維爾頓夫婦的心弄得七上八下，但也似乎讓他們明白了，爲什麼在前一天收到過兒子發來的一封當時讓他們感到莫名其妙的郵件。
郵件中寫的是：「親愛的朋友們！你們不用再攝影或做其他一切事情了。除了看天主教的網站（Kath.net）之外，我不會再進電影院或者是追蹤什麼新聞。你們不用爲我花費力氣和金錢。我可以事先告訴你們，你們即使是監督我到九十歲，你們也不會找到任何東西。
你們肯定也已經通知了教皇，是嗎？如果是的話，請轉告他，我感到非常抱歉。我還有很多話要說，但是卻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我自己的事，自己擔當。我不想讓你們因爲我而成爲謀殺者。我可以自願接受軟禁，但是我希望，不要在軟禁的地方，對我進行什麼義務治療，我希望我有足夠大的活動空間（也就是不要進行連續幾小時的審問），並希望能尊重我真誠的對天主教和教皇的信仰。
我等待你們的回覆。我不想給你們，也不想給國際社會帶來什麼麻煩。」
維爾頓博士知道兒子陷入了困境，於是馬上打電話給漢莎航空公司給他預訂了次日的機位，貝恩哈特答應用手中現有的回程機票馬上返回德國。
次日清晨，蕾吉娜·維爾頓卻收到了貝恩哈特的一封郵件，郵件中說：「我怎麼也找不到回程的機票。」
當天下午，貝恩哈特又給父母發了一封郵件，郵件中解釋說，他幾年來一直受到監視，「因爲一連串的事情，現在越來越嚴重，以至於現在有一羣特工在跟着我。」
維爾頓夫婦焦急的看着日曆，這時已是十二月廿二日的下午，中國使館已經不再辦理申請簽證的手續。他們告訴貝恩哈特，一過了聖誕節，爸爸就會馬上辦理加急簽證，去北京接他。
維爾頓夫婦一邊開始給兒子收拾房間，一邊開始焦急的等待兒子的迴音，而貝恩哈特卻像石沉大海一樣沒有了音訊。
月亮跌落的夜晚
十二月廿四日，德國迎來了一個漫天雪花的白色聖誕。維爾頓夫婦無心欣賞窗外的雪景，不時跑到電腦前，去看看有沒有兒子的郵件，直到門鈴突然間響了起來。
蕾吉娜抬眼看到兩名警察和一位當地的神父滿臉肅穆的站在門口，她脫口而出地說：「我兒子死了。他們殺死了我兒子。」蕾吉娜不祥的預感得到了科隆警察的證實。他們告訴她，德國駐中國使館接到通知，十二月廿三日凌晨，貝恩哈特·維爾頓被人發現從一座高樓上摔下，死在北京市海淀區中國礦業大學科技樓消防梯外的地面上。
維爾頓知道自己的兒子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知道他經常去參加北京教會的活動，也知道兒子與自己和妻子對中國的看法不盡相同。妻子一向喜歡中國，一旦聽到有人批評中國的人權，妻子總會跟人辯論幾句，而貝恩哈特早在二零零四年給母親的一封郵件上，就寫過：「我認爲共產主義是這個星球上最惡劣的東西。」
望着滿臉淚水的妻子，維爾頓盡力剋制着自己。這一夜，月亮像是跌落在黑暗之中，維爾頓夫婦無法入睡。
直到聖誕鐘聲在深夜十二點敲響的那一剎那，蕾吉娜還呆呆地坐在電腦前，在一個天主教論壇上，敲下了這樣一段話：「貝恩哈特從北京海淀區的一所高樓上摔下來，死了。」「我還沒緩過神來。這是真的……我原來還一直在爲這個國家辯護……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請幫我傳遞這個消息——不過，現在已經沒用了。」
沉默的高牆
出租車開到了德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門前。維爾頓保持鎮靜的走入了使館。在接受諮詢之後，維爾頓被一羣中國人乘車帶到大約五、六十公里外的一個陌生的地方。屋子裏有十幾個人，沒有一個人向他介紹自己。
一個人走過來，推給維爾頓一包遺物和一張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鑑定中心開具的死亡證明書，上面寫着的是：「Bernhard Wilden 符合高墜致急性創傷失血性休克死亡。」他小心翼翼地問道：「是否有可能是出了事故？」房子裏的十幾個人開始大聲地講話，氣氛變得十分焦躁，一個人走過來，拿走了他手中的遺物。
維爾頓像一個木偶一樣，無助地看着周圍的人在忙碌地打電話，直到有一個看上去是當官的人走過來，推給他一張紙條。翻譯告訴他，上面寫着，他對死者的死因沒有任何疑問，要他簽字。維爾頓知道，沒有任何人會認真回答他提出的問題，爲了拿到兒子的遺物，他在紙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隨後，他被帶到了貝恩哈特居住的地方。他被允許一個人單獨留在房間裏，察看兒子的遺物。維爾頓找到了兒子的護照，卻沒有找到任何和語言學校有關的資料，貝恩哈特的日記本也不見蹤影，而他知道，兒子從小就有不間斷地記日記的習慣，直到現在，貝恩哈特在德國的房間裏還存有他往年的日記。
維爾頓向陪同前來的語言學院外事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他希望能見見發現貝恩哈特屍體的學生，以及貝恩哈特的教授與同學。維爾頓拿出二零零五年貝恩哈特和當時的大學教授一起拍的照片。外事辦的工作人員以不認識照片上的教授爲由，拒絕了他的要求。維爾頓被一堵沉默的高牆包圍着，曾經是中國政府要員席上常客的他，這時卻找不到一個細小的突破口。
無法封存的記憶
兩天之後，維爾頓帶着被刺痛的心、更多的疑團，抱着兒子的骨灰盒踏上了返回德國的飛機。在這期間，在對華援助協會的一箇中國宗教自由觀察網上，他的妻子蕾吉娜發現了一條題爲「不平靜的平安夜」的信息，報導了聖誕期間，北京公安突襲一所地下教會聖誕慶祝活動的消息。梵蒂岡電臺也同時報導了類似的消息。
蕾吉娜無法確認，貝恩哈特是否也在被捕的教徒之列。當我在維爾頓夫婦的家中見到她時，她給我抱來了十幾本貝恩哈特房間裏放着的中文書，請我告訴她，書裏寫的是什麼。我發現，其中有一半是各種不同版本的中文版聖經，另一半中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顯而易見的是，貝恩哈特在大學裏研究的不僅僅是國際經濟。
冷風在窗外吹過，貝恩哈特小時喜歡的馬燈還在門前的樹上搖動。蕾吉娜含着眼淚，看着兒子停靠在花園樹下的自行車，輕聲地說：「我知道，在中國不時會有人從高樓上『莫名其妙地摔下來』。我以前一直相信，中國使館發的小冊子上說的法輪功學員跳樓自殺的消息，我不相信有那麼多人被迫害致死，今天我相信了。我確信，我兒子也是因爲信仰而死。」
——原載於《新紀元週刊》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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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