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是把在適當時機抓放高律師當一張救命王牌來打的。抓與放、什麼時間抓都基於中共的危急程度和引發反彈聲浪的高低和媒體轉焦及時間滯延效應來考量的。在抓高律師時中共面臨着兩方面的巨大沖擊：一方面國內退黨的洶湧趨勢通過人民幣流通、網絡信息、口傳、標語、衛星電視、廣播等衝破中共設置的種種間隔正在匯成一體；另一方面國際上調查中共活摘法輪功器官由加拿大向澳大利亞繼而進入發達國家政府和媒體的視線和行動規劃。
此時，袁勝事件突然捅破了國內外間的阻隔脆冰，將退黨現實和中共恐懼直觀化了，把中共的危機公開化了。國外政府和媒體聚焦點一下對準了袁勝身後的退黨危機。如果作爲中國維權領軍人物的高律師欲在此時發出推動「九評」和退黨的重大舉動，裏外互動將會使中共不堪一擊陷於崩潰。這樣，通過捉放高律師轉移媒體對袁勝事件的聚焦，取得新聞快速遺忘效應，同時打掉維權運動向退黨發展的勢頭，就成了中共「 一舉兩得」的重大陰謀。中共抓捕高律師的真正目的就是想阻止袁勝事件觸發退黨大潮的骨牌效應，與陳光誠案並無內在聯繫。中共是利用了高律師和中國維權界對陳光誠的關注來「圍魏救趙」。
營救高律師的根本之道在哪裏？在於擊破中共捉放高智晟計謀。其實，抓捕高律師產生的反彈和最終釋放高律師的結果都在中共的謀算之內。中共抓高律師必然會引起超強度的反彈聲浪。但中共放高律師並不是要與民衆達成和諧。分析中共的謀算，一抓一放可達到在國內外壓力下 「退讓」而「改善人權」的假象。但中共真正的目的是在抓放之間耗費了國內外注意力，引開了袁勝事件觸發退黨大潮的骨牌效應，避開了對它的根本威脅。如果人們看出了高律師與袁勝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繫和中共的用心，更大規模地、有策略地退黨，解體中共不懈，中共的目的達不到，它就沒得玩了。在這種情況下，高律師的每一天被關押，反而會激起更大規模的退黨聲浪，就意味着對共產黨的壓力增加新的強度。也就是說，越關高律師，中共崩潰越快。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繼續關押高律師失去了作用，當然不得不考慮釋放高律師。
中共捉放高智晟的迷底不在中共對高智晟個案的讓步，而在於中共捉放高智晟計謀的破產。從根本上說，退出共產黨，大批中共黨員倒向人民一邊，黨的專政機器轉爲人民的公器，才是中國維權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