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安生在記者會後進一步介紹核心小組，她說：「核心小組希望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和我一齊去接觸社會各階層人士，傾聽這些人士對政改的看法，及對政改的疑慮。希望可以透過商討尋求解決的方式。」

陳方安生表示，不希望小組有太多的成員，因爲有太多的成員，在商討時很難達到共識。至於核心小組成員的人數，她說，現時仍未決定最終的數目，但多數是8到10個。

她透露，目前已經接觸了2位人士，希望日後接觸更多人士。不過，陳方安生不願透露該兩位人士的名字。

陳方安生認爲香港政改的步伐太慢，她說：「現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去看政改；很多的陰謀論、很多的猜測，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我們可以排除這些猜測和傳聞，否則在普選這個具爭議性的議題上，是無法取得突破的。」

她又說：「我不能擔保我會在這項工作上取得成果，但我認爲，作爲一個關心香港的公民，我願意一試，並組織一羣關注香港長遠利益的人士，一起就政改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案，希望政府會考慮。我不期望政府會完全接納小組的建議，但若我們的建議可以引發政府的思考，從而制訂港人可接受的方案，我已經達到我的目的了。」

出發點永遠是爲香港好

被問到有關中共質疑她跟西方政府走得太近的問題時，陳方安生回答說：「我很不清楚這個擔心從何而來，無論在政府做事時，及現時退休後，我的出發點永遠都是爲香港好。因爲作爲香港社會的一份子，我希望香港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在經濟、社會、政治的層面，行一條正確又穩定及令香港持續發展的道路。我希望在這方面盡我所能。」

「至於說外國人有沒有影響，事實上，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我們有外國人在這裏經商，無論在香港經商或透過香港與內地經商，這些生意人也有他們自己國籍的人士住在香港，所以他們對香港的動態、種種的發展有興趣，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很自然的。」

和諧非事事同意政府

陳方安生還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講到了她對和諧社會的看法：「一國兩制亦適用於和諧社會，如何成爲和諧社會，是有意見分歧，有人似乎認爲，和諧社會就是要同意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不認爲這是多數人對和諧社會的定義。我認爲，和諧的出現是當人民感到他們在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中可以參與；市民有渠道可以反映他們的憂慮，並可期望那些憂慮會被處理。唯一可以做到這種和諧社會是給予港人在《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通過普選產生特首和立法會議員。」

對於外界始終非常關注的問題：是否參選特首，陳方安生說：「我會在適當的時候就是否參選作一個明確的聲明。我沒有意思組黨。這會是不久的將來（就參選發表聲明）。」

有責任做到言行一致

陳方安生昨日在記者會上一開始發言時便說：「遇到有關乎社會民生及福祉的重大政策問題，港人必須作好準備，挺身而出，爭取重視。多年來，我有幸躋身政府高層，益發感到有責任言行一致。」

她在會上簡短地介紹香港的普選歷史：「在1985年首次將民選議席引入立法局，選舉以功能組別形式進行，票數有限，並非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到1991年，立法局首次有10名議員通過普選產生。那是香港邁向民主路上的一大里程碑。」

陳方安生指《基本法》的一大成就，是爲香港民主政制穩步發展訂定了清晰的路向，不過自1997年迴歸數年間，中共政權認爲建議不能接受。

她說：「沒有普選，真正的民主政府便無從實現。」

陳方安生說，在迴歸初期，港人都抱有新希望，但在迴歸後的9年期間，經濟急轉直下全面衰退；公共衛生方面，先後經歷過禽流感、沙士（SARS）肆虐，港府及市民都充分表現出百折不撓的志氣。但在政制發展方面，她反問：「我們又爲何停滯不前？」

陳方安生說：「其中一個原因是，雖然港人支持更大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大，有些人卻選擇捂住耳朵，充耳不聞，同時也有部份人傾向在《基本法》條文方面肆意大造文章，所以進行普選的跑道上障礙越來越多，要到達終點自然也就越來越困難。」

陳方安生借克努特王（King Canute）跑到海邊，坐在寶座上，命令湧起的浪潮退下，結果落得雙腳全溼的故事，來比喻商界翹楚與力求延緩民主進程的社會人士的情況。她認爲，這些界別的人士須明白，支持普選的浪潮是不會退卻的，試圖無限期保持現狀不是辦法。陳方安生認爲，民主派人士可以盡力幫忙消除商界的疑慮。

她舉例說，其中一個商界的疑慮是：民選政府必定會與商界爲敵，大派免費午餐。但從其它國家的經驗看來，該說法並無根據。

發展小組沒訂路向大綱

陳方安生說，另一個較難消除的疑慮是：民選政府有較大可能會挑戰中共中央的權威。她說，香港與內地在民主進程方面處於不同的階段，但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港人實在沒有理由不向前邁進，實現《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許下的承諾。

陳方安生指出，港人不再相信普選能夠實現，原因是港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只對07/08普選特首及全體60位立法會議員的政制安排，作修修補補，但對於進一步邁向普選的進程，卻沒有訂定路向大綱。

陳方安生認爲，問題出於政制發展小組的職權所限；她指出，要制訂政制發展建議方案的工作，若一開始就認定要制定一套可爲各方接受的建議方案，是有點不設實際，亦難以達成目標。

她說：「儘量尋求社會最大共識，當然無可厚非，但是，政府必須一如既往，以符合港人最大利益爲依歸，堅定不移地引領研究朝向應有的結果進發。」

她又說：「政府該做的，不是湊合一大堆往往互不相干的問題，隨機徵集民意，而是就未來路向提出清晰的建議，並擬訂達到全面民主的時間表，讓諮詢工作不致缺乏紮實的基礎。」

公司法對政黨無保障

陳方安生又認爲，現時個別人士要組織政黨，需要根據《公司條例》註冊爲合法組織是毫不理想的辦法。她希望香港能制訂獨立的專設法例，訂明政黨的功能與責任，並附設適當的保障條文，確保政黨活動健全，不會濫受干預。同時，政黨本身亦應及早草擬政黨宣言，讓市民得以了解各個政黨的宗旨與政策。

對於立法會如何由目前的組成方法過渡至全面普選產生，陳方安生指出，必須訂定發展步驟。其中，功能組別何去何從是一大問題。她說，根據最初的構思，間接選舉只是邁向直接選舉的踏腳石，不應永久保留。

陳方安生最後以英國已故首相邱吉爾名句：「民主是最劣的政體——以往試行過的其它政體則除外」來結束其講話，藉此說明她採取的立場，並非因爲她相信在香港的繁榮社會，民主是解決所有管治問題的靈丹妙藥。

她說：「我清楚知道，建立強而有力但應變靈活的民主架構，長遠來說固然會造褔香港，但是期間卻要面對不少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