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件事，除了在本月9日我给范亚峰博士主动打过一次电话及见面沟通过一次外，我再未就此问题主动打电话给任何人。但是，与之明显不对称的是，我接到过全球大量的有涉此事的电话，这样的电话在昨天达到了极至的标志是，应接不暇的电话打乱了我晚上21点左右关机睡觉的规律，直至凌晨一点多，口干舌燥的我还是以关掉电话电源来“解决问题”。

来电话者中间，没有几个人对我的智力抱有信心。几乎绝一色的劝说我：在这件事上不要发言。另一个绝一色的是说：“这样做是为了大局”。多认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之所以多年来成效不彰，缺的就是这样顾全大局。我明显感到，从来多难的郭飞雄先生这次又“捅了马蜂窝”。

不是我有意炫耀我自己的智力，更无让众多劝说我不要发言的朋友扫兴的意思！在这一问题上，我原本就不打算主动去写什么东西，我打定主意的心态一直坚持到余杰先生今天的声明发表之前。

由于众所尽知的原因，我现在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耳朵听。有涉这一事件的信息及相关具体细节，尤以对一些言论的引述，不一定周延，谨愿飞雄先生、余杰先生和王怡先生及看这篇文字的朋友们谅解。

所谓无风不起浪，余杰先生的声明让我颇感意外。这与我对余先生的期望和想像是有天壤之别的。毕竟事件的全过程是发生在阳光下，层层环节都是有据可证。恕我一贯直言不避的禀性，余杰等人在这一事件上是有错误的。他在声明中不但未对遭到他们伤害的郭飞雄有丝毫的悔过及安抚之意，反倒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到诽谤和中伤的受害者，余杰先生的这一心态，同时是对所有了解详情者的一种不尊重。有鉴于此，我想在此对在这一事件上我所知道及听到的实情讲出来，以飨对此事件持续关注的朋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会见的是 “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而非余杰先生等人所谓的是会见中国家庭教会成员。请看以下可供检索的证据：

1. 美国白宫网站上公布的会见图片注解非常清楚：“5月11日，布什总统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
2. 美国知音记者陆阳5月11日报道：“美国总统布什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3. 5月11日，路透社在报道中称：布什总统会见了三名人权活动人士。
4. 美国一些主要媒体的网站上，5月11日收到了来自白宫的电子邮件称：美国总统布什5月11日会见了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并配有照片。自由亚洲电台的主持人张敏证实了这一细节。
5. 做为这次被布什会见的三人之一的李柏光先生5月11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地表明：他们接到的电话通知是美国总统要会见“自由中国高峰论坛的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第二个可以肯定的是，是余杰和王怡先生等人而不是白宫方面将郭飞雄先生排除在这样的会见之外。我们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布什要会见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及什么地点会见，决定权应当在白宫及总统本人，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这样的常识在余杰先生的今天的声明中仍然未得到承认。他在声明中的逻辑大致是会见结束时，总统和他们一起做了一次祷告，因此即得出，这样的场合有非基督徒在场是不合适的。其一，郭飞雄在场是否合适，应当由白宫的主人来自主，显然不应当由余杰和王怡们来代行白宫的职权。其二，余杰是如何先知先觉地预料到，在会见结束时会出现一个郭飞雄不宜在场的环节而提前排除了这样障碍呢？其三，5月9日凌晨3点左右，王怡电话给北京家中的范亚峰博士，说“若让郭飞雄参加这样的会见，会释放出很多混乱的信息，我和余杰不同意和他一起去。”这种观点当即遭到了范亚峰的强烈反对。早晨9点，范两次电话给傅希秋先生，表达了对余杰、王怡决定的强烈反对，同时指出，坚持这样的错误，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无奈，傅希秋先生说：“余杰、王怡以退团将威胁，不同意郭飞雄去”，情急之下，范亚峰直奔首都机场买好了飞往美国的机票后，被中共特务阻止未能成行。在小范围内的争论中，他们二人所持有的理由与后来向全球公众谈及的理由是完全不一致的。

另一方面，人们稍留心一点余杰先生有涉这次会见的所有言论，无不画蛇添足般地强调这次会见的性质。诸如他在会见结束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会见安排在布什总统的起居室，而不是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这说明，此次是一个美国基督徒和三个中国基督徒之间的见面等等，而事实上，这一见面场所中还有切尼副总统等多人在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最终能恃弄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在人类的群体中，不能说是绝无仅有，其概率也不会超过亿分之一。即便是这亿分之一的概率，也只会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这也正是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种做法的症结所在。

在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我电话予余杰先生，向他讲明了美国的政体、政治及法律的特点，同时告诉他，白宫已知悉发生了什么及白宫方面的震怒，希望他能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勇敢地且现实地站出来，还事实以既有面目，但未能遂愿！

谨以以上文字，做为今天的绝食日志。

2006年5月20日 即中国政权以黑帮手法围堵我全家的第180天于北京家里
（根据录音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