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初期打着“耕者有其田”的旗号，发动了旨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运动，挑起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全面掠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谋财害命。

1950 年6月30日《人民日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宣称土改“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是“中国人民对于残余的封建制度所发动的一场最猛烈的经济的政治的战争”。在《人民日报》的号召下，“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运动在全国兴起。有史料记载，土改中大规模地处决被中共强行划分为“地主阶级的成员”有200万人之多。

土改运动是消灭地主阶级。而对于富农，这部至1987年才停止实施的“土地改革法”中规定对富农经济是采取保存的政策。但是没过四年，中共就易弦更张，改变了原来的阶级路线，重新划分阶级队伍，把富农划作敌对阶级予以消灭。《人民日报》对于中共这一立场转变，立即舆论跟进为中共造势。挖掘出了许多合作化过程中富农分子破坏合作化的许多“反动”言行。如1955年5月12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河北省涿县松林店乡富农破坏合作化运动的“反动行为”后，大搞阶级斗争的现象泛滥至全国。从此与地主一样，富农也被打入敌对阶级的行列，富农经济也被消灭了。

实际上，土地改革在中共建政以前在其控制区就已经实行，中共正是从那些得到土地实惠的农民那里获得了支持，获得了大量民工支援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粮食和各种军需物品资源，更获得了大量壮丁扩充了中共武装力量，最终实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1945年，中共正规军120万人，民兵约260万到300万人，到1949年中共正规军达到4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中共建政以后又把土地改革扩展至全国，得到土地的农民认为中共会让他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但是中共在把富人的财产掠夺殆尽之后，广大农民就成为了中共掠夺的当然对象。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更高效的掠夺，中共确定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别。从此，中共赖以起家的、为了中共夺取政权胜利而牺牲了父母或兄弟姊妹或儿女的亿万中国农民，一夜间就成为了中共刚刚建立的“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在农民分得土地未到两年，中共就迫不及待的搞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不得不交出分得的土地，又回归两手空空。而《人民日报》配合中共大肆宣扬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道路”，在欺骗和专政压力之下，把全国农民强迫走上了这个“唯一道路”。

中国农民二等公民的地位，在中共实行的各种对农民的政策中显露无遗：1953年10月，毛泽东说：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对付出粮的”政策出台了。据说陈云向政治局提交了解决粮食危机的八种办法，政治局挑选了最严厉的“统购统销。”该政策的核心是，关闭粮食市场，政府行使粮食专买专卖权，农民必须按政府核准的数量、价格、品种将粮食交给国家，卖给国家，灾荒年歉收也不得减免、如果交完不够吃，由政府核准后“返销。”前者叫“公购粮”，后者叫“返销粮”，再后来又搞了一个“超产超购”政策，有的地方包括陕西美其名曰：“爱国粮”。其核心是，不“超产”也“超购”，以弥补“公购粮”之不足。总之，想方设法地从农民的手里多拿些粮食。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强行征购，农民在欠收年景，甚至被迫把口粮、种子粮都交出去来完成中共的统购任务。全国范围内农民被饿死和因交不出粮食被逼自杀的事不断发生。其中甘肃省的“反革命集团案”，判刑1503人，死在监狱的333人。无粮可交的农民成了隐瞒粮食的反革命分子。而中共如此凶残的暴政，正是在《人民日报》的推波助澜中实施的。

《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7日，第1版《我国在粮食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商品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局势已经改变》
《人民日报》1955年7月22日，第3版《关于粮食的统购统销问题》。
《人民日报》1956年10且7日，第1版《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
　　
五十年代，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共宣传体系，狂热鼓吹“农业合作化”，使数亿农民陷入饥饿贫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民日报》又以无比的狂热，煽动全中国民众“大跃进”，最终导致惨绝人寰的三千万人以上病饿而死的“三年大饥荒”悲剧。

文革结束之后，中共由于处于自身经济崩溃的边缘，被迫采取了一系列缓解农民生活矛盾的政策，解散了“人民公社”。短暂的松绑令农民生活一度得到一些改善，但是根本制度未变，农民仍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虽然中共政权出各种花样文章明曰减负，实际上农民的负担有增无减。从上至下到农村的基层政权腐败丛生，农民失业失地十分严重，农民不得不群起抗争，近期的如太石村的罢免事件和汕尾的流血惨案。大量的失地农民大都成为了无地可种异地谋生无社会保障的流民。

二、《人民日报》在工商改造运动中

共产党为了取消私有制，进行了全国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中共采用慢火煮青蛙的办法，先是公私合营，然后再完全收归国有。按照中共的说法，资产阶级只能消灭、不能改造，在对资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杀人”与“诛心”并用。对于不服从者自然是杀掉，诛心则是非《人民日报》不能胜任。

在这场旨在剥夺城市里富人财产的运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他们的资产。面对中共的暴政，那些对于自己财产被强行剥夺的人，当时有很多不堪屈辱走上了自杀的绝路。

如现在的青岛国棉一厂和国棉三厂都是王先生家过去的产业。他说50年代工商改造运动中把厂子都给没收了，共产党把他爷爷抓去问：“把厂子交不交出来？不交立即拉出去枪毙！”。哪里是人民日报鼓吹的什么“和平赎买”，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红潮谎言》）。

1956 年2月1日《人民日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一文却是这样配合中共，为其大唱颂歌。“毛主席的指示像太阳一样，照亮了全国工商业者前进的道路。全国工商业者莫不欢欣鼓舞，兴奋万状，立即掀起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各城市在实现公私合营的时候，都卷入了无比的欢腾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欢天喜地，锣鼓声、鞭炮声日夜接连不断。……这次全国工商业者争前恐后地要求改造、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和许多动人的事例，也都是我们过去所不能够想像到的”。

这种为抢劫者叫好，大谈被劫者如何高兴被抢，《人民日报》强奸人心达到了何种恣意无耻的程度！是的，正如上文所说： “这种奇迹只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才能产生，只有在优越的人民民主政权下才能出现”。

这场工商改造的几十年后，私有制又回到了大陆，富人的财产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唯一不同的是那些中共当权者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人民财产为己有，成为了新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滑稽的转了一个圈儿。只是圈里的东西变了。

三、《人民日报》在反右运动中

为了根除类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人民在知识份子鼓动下向共产党夺权的隐患，毛精心策划了一个惊天的阴谋，利用整风发动群众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暗布罗网，引蛇出洞，以图把对中共自认为怀有二心的知识份子和各党派人士就范，从此成为中共的顺民，或闭上嘴巴。
　　
在这一空前的大诱捕运动中，《人民日报》积极贯彻中共的思想，把人民一步一步诱入了陷阱。运动伊始，对于吃过中共整人运动苦头的人们也还心存戒心。为了使人们再度上钩，《人民日报》透彻领会毛的用意，积极配合中共，极力劝说和诱导，从1957年5月2日起接连发表《为什么要整风》、《同群众共甘苦》和《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的社论，对于使反右运动的进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人民日报的循循善诱下，终于使人们解除了戒心，陆陆续续的提出了许多建议。此时，用毛的话说，那些牛头蛇神鬼子王八都出来了。5月15日毛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并下发至中共的高层，准备下手了，但是尚欠火候。5月18日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其下属说明了抓右派的部署，可是中共在其后仍甜言蜜语的鼓励人民鸣放，金钩钓鱼。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直到24日还在公开号召鸣放，鼓励人们把要说的话说完说透，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仍然将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党外头面人物请去，诱导他们鸣放，后来这些人无一漏网。

火候已到。6月8日，中共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紧跟着便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收网，中共暴露出了真实面目。

反右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的集会。按耐不住的人民日报不再斯文，终于赤膊上阵了。一连串的辱骂文章见诸报端：《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灵魂深处长了浓疮的林希翎》、《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还有大批像诸如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这样的批判文章。其用词之恶劣程度，无以复加，而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的历史灾难，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否定了。

短短数十天，中共在全国从党内、文艺界、新闻界、司法界等全面领域，挖出了三百多万右派份子，接下去便是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上演了。二十多年后，中共为了挽救自己的“积重难返”的困境，被迫承认了反右的所谓“扩大化”。

中共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和曾经被划为右派后来予以平反的55万人相对应的，是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份子，总计不足百人。

什么叫“扩大化”？就是定性、批判、处理本身都是对的，但就是标准掌握不够准，让一些人蒙冤了。可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鉴别”，99.99%都是被“扩大”进来的“右派”，这就好像，枪毙罪犯，10000个被枪毙者中有一个是真的罪犯，其他9999个都是无辜的。这在哪家的词汇里算是“扩大化”呢？！扩大了整整一万倍！天底下最荒唐的事情都让中共占了。

四、《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
　　
“大跃进”这场运动带给中国人民的是历史的大倒退和大饥荒。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后来中共首脑自己也承认，大跃进的责任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一半”，引自《记者文学》一九八九年五月号陈峰的文章；“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如果当时没有《人民日报》瞎吹一气，我们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大”。引自胡耀邦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与香港《百姓》杂志社长陆铿的谈话。
　　
通过反右运动，很多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份子，工人、农民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整个社会处于恐怖的状态中。为了保护自己人们不再敢说真话，都在顺从中共说假话。人民日报对大跃进浮夸风更是推波助澜，达到了荒唐的地步。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宣称小麦亩产12万斤，山药亩产达120万斤，一棵白菜重500斤。
　　
一方面是农业浮夸，另一方面农村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大部份农村壮劳力都去炼钢，庄稼烂在田里无人收割，无人播种。1958年刚过，各地就发生严重的饥饿情况。以河南信阳地区为例，官方公布的是饿死五十万。但各县披露的数字是：截止1960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1960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
　　
五、《人民日报》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手发动和领导的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的一场大劫难。《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是这场浩劫的动员令。

1966 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的社论，挑起全国范围的文攻武斗。“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在这场为时十年的民族的劫难中，有多达773万人死于非命。

斗争在中共内部也异常惨烈，《人民日报》则永远是站在最高当权者一边，充当着帮凶的角色。对于那些权力斗争的失势者，则无一不是落井下石。

文革晚期的一九七六年，北京发生了为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人民日报》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为题发表通讯和 “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 的社论，把参与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这样写道：

“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然而，历史刚刚转了两个年头，随着邓小平掌握了中央实权，人民日报就改头换面了。197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两个版面刊登了一万七千字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论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1979年4月5日，该事件三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的社论。为当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叫好不休。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翻云覆雨，《人民日报》随时都可以变换立场。唯一不变的是不管台上是谁，中共暴政依旧，《人民日报》也永远是亦步亦趋。只要是主子，紧紧跟随为其摇旗呐喊就是了。

六、《人民日报》八九年屠城事件中
　　
历史总是在重演。1989年中共镇压民主运动的天安门惨案与1976天安门事件如出一辙。

1989 年，北京学生借着悼念胡耀邦逝世提出了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的口号。即使是在中共制下的法律条文之下，也完全是合法的。但是却使中共当权者恐惧万分，决意镇压。《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判定学潮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这一定性激起北京二十万学生上街抗议，并得到北京以及全国其他城市广大市民的声援。正是这篇社论，蓄意激化矛盾，使学潮升级。为军队开枪镇压制造条件。

当然，定性的只有当权者，《人民日报》则只是一个忠实的帮凶。
　　
七、《人民日报》与真善忍为敌

镇压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民众是中共本性使然，而《人民日报》煽风点火制造舆论则为大规模迫害镇压制造了最合适的邪恶环境。从1999年6月21日 “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已经听到了中共霍霍的磨刀声。在镇压开始后的头一个月里，《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三百多篇攻击法轮功的文章。

1999年10月25日，中共邪首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诬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X教》。人民日报作为帮凶的角色不可谓不“尽职尽责”。

2001 年1月23日，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新华社在事发两小时后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如此重大的命案，本该由司法部门侦查、甚至在法庭审判之后才有定论，北京的官方喉舌却抢先进行了“舆论定罪”。新华社历来每一篇报导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对敏感新闻发稿都需要经过一稿、二稿，甚至五稿六稿。而这次对天安门自焚的报导却一反常态，发稿非常快，似乎稿件提前写好了一样，连驻京外国记者都惊讶不已！其后在应大大炒作时又没有了这方面的报导，直到1月 30日，宣传工具CCTV经过一个星期的精心准备之后，才将事件在焦点访谈中又重放了一遍，并将自焚人数由原先报导的五人变为七人。

新华社 2001年1月30日各大媒体报导称：“……思影想说话，因气管切开装了插管，显得费力，但发声仍然清晰……”（在经过十几句言语流畅思路清晰、诸如“天国是金子的”对话后），思影还说：“阿姨，我要唱歌。说着，思影竟轻声哼了起来：‘5月里，端阳到，汨罗江上好热闹，好热闹……’这是思影最喜欢的一首儿歌《看龙船》。”“儿歌唱完了，思影也累了。她轻轻对护士说：‘阿姨，我饿了。……’”这段文字看似逼真感人，但一个医务工作者立刻能看出其中破绽百出。
　　
新华社报导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全身烧伤面积达40%，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焦点访谈中也播放了几个医生描述烧伤状况，说气管烧伤，需要切开喉管做手术。大家知道，人身上汽油着火，身体周围的气体温度非常高，这时人呼吸吸入灼热气体，必然会烧伤舌头、声带、气管。但广场上躺在地下的刘思影却是声音清脆，丝毫没有声带、气管受损的迹象，又刚好被电视台记者录下，这难道不蹊跷吗？众所周知，气管插管有三种方式：经口腔、经鼻腔及气管切开插管。而前两种方式都需经声门进入气管，患者是绝不可能发声的。气管切开插管的切口通常在第三和第四气管环之间，在声带（发音器管）的下方，12岁的儿童患者在早期是难以开口说话的，因呼吸气体主要是通过气管插管与外界相通而很少或根本没有气流通过声带。而刘思影经过气管切开手术后，仅仅在第四天就可以恢复讲话能力，唱歌能力，语音清晰，底气十足地与护士谈论着“自焚去天国世界”、“做法王可以被人伺候”等与“法轮功”完全无关的荒诞的话，让医学专家都跌破眼镜。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导后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新华社要么在撒谎，要么在创造医学奇迹。”

《人民日报》在自焚事件上自然带头炒作。此后，通过移花接木的办法把杀父杀妻杀女儿杀乞丐这些罪名统统栽到不杀生的法轮功修炼人的头上。造谣在不断的升级, 也越来越离谱。绞尽脑汁罗织罪名，开始是被取缔的“非法组织”，接着就是“邪教”，“被西方反动势力操纵的叛国组织”“反革命组织”“反人民、反科学、反人类”“杀父杀母杀妻杀子”“自焚”“剖腹”“下毒”。。。。。。翻开《人民日报》，充满血腥的罪名比比皆是。

《人民日报》机关算尽，但是却无法一纸遮天。国际舆论开始置疑，世界上的正义人士也在质问：现在全世界有六、七十个国家里千千万万人在修炼法轮功。单单在台湾，就有大约四十万左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为什么《人民日报》上的一个个罪名，一个个所谓的恶性事件却只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发生在《人民日报》上，在海外任何一个国家里为什么却没有一件发生？这究竟是为什么？！

结语

从《人民日报》早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鼓吹大跃进的荒唐文章以及为历次中共对人民的屠杀叫好的血腥社论到被《新闻记者》杂志列入2003年中国十大假新闻之首的“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大部份病人痊愈出院” 的掩盖非典真相的报导，《人民日报》亦步亦趋始终紧紧跟随着中共罪恶的脚步，一心一意做中共的帮凶。

中共作恶多端，今已为广大人民所唾弃。这个穷途末路，灭亡大限已到的恶魔行将就木，其帮凶就是自然的陪葬。无论《人民日报》多么卖力传播中共的歪理邪说、赤裸裸的文字叫骂、鼓吹中共的强奸民意的什么几个代表到推销黑洞洞的枪口下的和谐社会，都无济于事。《人民日报》的助纣为虐更使得中共恶行昭彰，从而更加速了中共的灭亡。

《人民日报》作为依附于中共的一个生命是可怜的。它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大脑，尽管历史上其内也确曾有个别良知未眠的人试图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都被中共无情的封杀。它只有甘心充当中共的家奴才能活下去。

《人民日报》的下场一定是可悲的。它作为一个大型制造谎言的工厂，甘心与中共的暴力捆绑在一起，只能按照中共的意志行事。历史上中共对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人民日报都难辞其咎。当今中国大陆反抗中共暴政风起云涌，中共暴力镇压愈演愈烈，中共垮台在即，当中国人民清算中共的时候，《人民日报》也必定受到人民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