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特务在哪里？

* “特务”是遮羞布

　　在中立国代表和各国媒体的亲眼见证之下，志愿军方面的 “解释”成功率稳定在3%以下。这样的惨败记录，不找替罪羊是没办法搪塞的。“美蒋特务控制战俘”的谎言于是成为共方最强力使用的遮羞布。对国内人民宣传 “特务控制”当然有效，因为国内人民被剥夺了知情权。但这种宣传对外却不起作用。因为谎言最怕的就是那种各方都能方便地观察的环境。而中立区为各国代表与媒体记者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有目共睹事实是：战俘是被单独被带到由印度军队把守的解释帐篷里的。这时营区反共组织远在数百米外。这“控制”力怎样传递？现场听解释的战俘只要说声“我要回国”，连营区也不必回，直接就从解释区转往志愿军。此过程全在国际媒体观察之中，谁也没有见到“特务”上前阻挡。但共方讲话不用事实，他们只是钢牙铁嘴咬定“美蒋特务严密控制”就是有。至于这“严密控制”如何跨越数百米空间起作用的呢？共方说法是，营区里的美蒋特务曾“对广大爱国战俘进行了长期的残酷迫害”，致使战俘们深陷恐惧之中。再加上解释区的联军观察员以及瑞士代表等频频用咳嗽、眨眼、翻纸、握笔、打手势等等向战俘“发信号”，战俘就不敢再爱国了。
　　
　　谎言有顾此失彼的特点。共方这套说词正好与其进行的其他宣传相矛盾。共方一直说“广大爱国战俘”在凶残迫害前始终坚毅不屈，始终“渴望回到祖国怀抱”。而现在又说这些战俘其实已经屈服。而且屈服得那样彻底，以至于来到解释帐篷里“喜见祖国亲人”也无法治愈他们心中的恐惧。显然上述两个说法其中必有一假或者两者均假。“渴望回国”好几年的战俘一见解释代表就不“渴望”了。还让人觉得这些“祖国亲人”不讨人喜欢。“扫帚星”的干活。
　　
　　至于敌人的咳嗽、眨眼等竟然能够控制住“广大不屈的爱国战俘”，并且众多的“我军首长”亲自上阵也无法将其阻止或击败，就更离奇了。反共战俘来到解释帐篷，单独面对五、六个中朝方的人员。现场“中立国”代表里还有波兰捷克等中共的同志在帮腔。而联军方面只能有一到两人出席。七、八个（有时可达十个）共产阵营同志们高昂洪亮的演讲竟然压不倒一两个敌人的咳嗽与眨眼。除了说明共产党干部的演说空洞无力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退一步讲，如果咳嗽、眨眼等果真具备强大控制力量的话，那志愿军解释代表们也有气管，也有眼皮，为什么不使用起来去压倒敌人？七八条气管一齐咳嗽，十几只眼皮一齐眨动，还怕压不住一两个敌人吗？现场的志愿军首长们有气管故意不咳出声，有眼皮故意不眨出花，眼睁睁地看着爱国战友惨遭敌人咳嗽眨眼的控制而无动于衷，是否有通敌之嫌？
　　
　　关于“我军首长”亲自败在敌人的咳嗽与眨眼之下的相关案例，白纸黑字地记录在贺明的那本“血淋淋权债”一书里。各位可以自行去阅读查证。
　　
　　据说帐篷外面的“特务”活动也很厉害。有一天，两个联军的军官站在解释营区的小山坡上聊天。其中一人双手抱在胸前，拇指卡在上臂内侧，四个指头搭在外面，讲话的时两手的四个手指不断地摆动。几十米外有座解释帐篷，里面有个垂头丧气战俘在听解释。战俘看不见这联军军官，坐在他对面的志愿军解释代表们却看见了，并立刻从中发现了敌情：敌人在打手势发信号！他立刻提出强烈抗议。印度主席接到抗议后赶忙离开帐篷来到这两个美国人面前，严肃地说：请不要发信号！那美国军官听说自己在“发信号”吃惊不小。他赶紧离开原地，并向站在附近的中遣会主席蒂玛雅等印度军官请教，他刚才的动作是什么信号？美印官员们认真地研究了一番，认为有多种可能。一是当他两手抱胸四指向上的时候，从远处看像“V”手势，可能具有激励战俘“争取胜利”的含义。二是“四”个指头可能代表“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争自由”的意思。但最有可能的，是“四”在中国话里与“死”同音。要么含有向战俘发出“打死共产党”的指示，要么以“死”警告战俘。至于它究竟是什么，谁也弄不清。也许那些在帐篷里深陷挫折看任何东西都不顺眼的“我军首长”知道。这里的奥秘不但老外弄不懂，恐怕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也搞不清。如果“四”就是“死”的话，不知道新“四”军、“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该怎么解释？

* “揪特务”是革命传统

　　“揪特务”是共产党搞斗争的老招数。江西苏区打“AB”团，延安“抢救运动”都是毛泽东用“特务”罪名打击对手的知名案例。后来毛泽东整彭德怀遇到困难，就给彭安个“里通外国”罪名，使彭听起来像“特务”，再整就顺手多了。再后来老毛放倒刘少奇，也少不了给他贴上“内奸工贼”等准“特务”标签。
　　
　　在“我军”争取战俘归国败绩累累的情况下，让对手统统是“特务”，则“我军”便“虽败犹荣”了。“我军”政委号召战士蔑视众神独尊马列毛，当然不是“特务活动”。但一个牧师到战俘营布道，令志愿军战俘抛弃共产观念而成为基督徒。他就是“美帝特务”。这是党的宣传要诀。你若说“我军”政委号召力输给牧师，是不太好意思的。但如果说输给了“特务”，就比较有面子了。台湾一些官员去战俘营慰问反共战俘，当然是“蒋匪特务”在活动。联合国军从台湾招募了若干国语翻译和文化教员。这些人也是“蒋匪特务”。国际红十字会视察联合国军战俘营后的报告不合中共的口味，就成了“美帝走狗”。当他们还想视察志愿军管辖的战俘营时，更具有美帝“间谍”之嫌。就算本来是同一个部队的志愿军官兵，只因被俘后反共不归，即便原先有老党员老八路的身份，也一律算成“美蒋特务”。
　　
　　特务的原本含义，应该是那些伪装身份暗底下搞阴谋活动的人。上述被中共所指控的特务，并没有伪装身份这一条。他们干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干什么，言行一致。而志愿军战俘营里确有一批人精心伪装身份，表面说一套暗中却做另一套的人员。他们就是以反共面目潜伏在反共战俘阵营里的中共分子。“白皮红心”的干活。他们才是真正的特务。

* 中共大特务是总指挥

　　根据《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0月）一书，李克农从1951年7月起就秘密进入朝鲜，在开城幕后主持停战谈判和遣俘事务。板门店谈判的中朝代表都必须听他指挥。他的人生风格从来就是典型的特务风格。他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总指挥角色一直保密到1990年代。当时哪怕在“自己人”圈子里，他和副手乔冠华都不用真名。人们只许叫“李队长” 和“乔指导”。李克农出马主持朝鲜停战谈判和遣俘事务，必然大量使用中共的特务体系。遂使遣返战俘事务与特务结下了深厚渊源。
　　
　　志愿军战俘群体形成之初，中共尚未能够在其中建立组织进行控制。大多数战俘早已厌恶中共，被俘后很快公开反叛共产党。战俘中亲共人员势单力薄，加上他们自己也背负“叛变革命”等精神包袱，也采取了随大流不作为的态度。因此，初期的中朝战俘与联合军当局关系相当融洽。那时美军觉得管理中朝战俘比他们几年前管理日本德国战俘还轻松。他们的管理方式也很放任，甚至不派一兵一卒就把整火车的志愿军战俘从前线送到后方。战俘们自己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鲜有逃跑或者抗拒行为。
　　
　　中朝共方通过派遣特务试图控制战俘营的行动是周密的。一部份特务以医务人员等身份到战俘营周围接受联军的招聘，或以劳务、经商甚至卖淫等活动常住战俘营周围。他们与战俘营内共产党组织联络并转运物资。另一部份则在火线上主动向联军投降而直接打入战俘营内。个别军官在投降时特意申明自己的高军阶，以便在战俘营中取得领导地位。依照日内瓦战俘公约，高军阶的战俘有权管理本国低军阶的战俘。为了能不断地向战俘营传递最新的指示，保持对战俘营的控制，中朝方通过火线假投降的派遣活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停火的前夕。而1953年6月后派遣的特务在出发前就能得知如何与志愿军解释代表团联络了。因为那时停战协定细节都已敲定，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已在组建中。
　　
　　共产党秘密组织在联军战俘营中活跃起来。联军战俘营的麻烦就开始了。中共组织不但成功地将数千战俘控制在自己手中，还积极地向反共志愿军战俘的阵营渗透。受命的特务人员在公开场合下总是 “坚强的反共义士”模样。滴血染旗、刺字纹身等等样样不落后。他们在反共阵营内建立组织发展成员并展开秘密活动。用欺骗、恫吓、裹挟、暗杀等手段分化战俘，争夺控制权。1951年秋天起，联军战俘营中骚动、斗殴和凶杀事件剧增，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直至次年5月劫持战俘营司令官杜德的事件达到了高潮。

* 归国志愿军战俘的“控诉”

　　中共的宣传机器那段时间曾经大量报导归国志愿军战俘“控诉”所谓“美蒋特务”以毒打和残杀“强迫战俘去台湾”。其实，当时反共战俘阵营并不像共产党组织那样硬把人扣在自己的营区搞强迫思想改造。他们的政策只不过就是“排斥异己”，即设法把亲共人员挑出来赶走。这是他们与共产阵营的最大区别。一般来说战俘只要公开平和地表达出回国的愿望，自己不走也会遭反共战俘检举而被联军当局带离。归国志愿军战俘中的某些“英雄”，包括孙振冠赵佐瑞等领导人，都是在亲共身份暴露或者在夺取营区领导权的密谋败露后被反共战俘们赶出来的。而他们后来却谎称是主动“冲出来”的。如果反共战俘真是那么残忍地搞控制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活着出来。
　　
　　蓄意潜伏的共党分子不同于一般的亲共战俘。他们总是强作反共姿态，同时在暗中活动并密谋夺取营区控制权。他们搜集情报、煽动威胁战俘、暗杀反共人士等等。营区内许多打斗和凶杀事件都与共产党特务组织的活动有关。共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对反共战俘阵营危害很大，故反共战俘对于这类“匪谍”的态度十分严厉。曾经杀害过其中一些人。反共战俘们也很注重防范共党分子的渗入，他们并不轻易接纳任何自称反共的战俘。战俘胡广田在 1953年10月9日的日记里说：
　　
　　“下午突传来惊人的消息。是过去曾在七二联队的一个叛徒，已在红色联队居住一年多，今日由印军少校送到本康旁（compound，营区）。照理我们应该欢迎他的。但是我们细心研究，此人还是留不得，恐日后破坏我们全体的团结。因为他已经过赤色份子的熏陶，思想是靠不住的。他虽然告诉我们他在红色联队里的凄惨情形，但是我们全体对他发生很大的怀疑。说不定是共匪派的匪谍份子，在危急之秋，进行破坏工作。所以一致请求印军少校将此一人送回原处，本康旁坚决拒绝予以接收。这位印军少校立即采纳我们的意见，将此一人立即带走，大家才安下心来。”
　　
　　联合国军监管当局也没有“逼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政策。在把反共战俘移送给印度军队管辖之前，联合国军从未承诺让战俘去台湾。自从战俘营内出现反共和亲共组织间出现夺权打斗后，联合国军即实行将双方隔离关押的政策。任何时候一旦发现战俘不愿意呆在原来营区或者被查证有从事“身曹心汉”类活动时，监管当局便将有关人员带往对方阵营或者送进隔离区。联军搞甄别就是为了隔离，而不是中共造谣的“强迫战俘去台湾”。即便在甄别完成后，联军仍然保护改变态度的战俘。1952年6月后转到济州岛的反共战俘本来已经经过甄别被确定为“抗拒遣返者”了。但联合国军仍然在岛上专设隔离营区供任何改变主意想回国的“红色战俘”们居住。不管是战俘自行申请回国还是被反共战俘检举出有亲共倾向的战俘，都被收容在隔离区内。到1953年9月联合国军向印军移交时总共收容了85 人。印军接收后即把他们移交给志愿军。但临到移交时其中20人又改变主意坚称反共不归，另65人则同意回国。新华社却报导这65人“冒着生命的危险突破大批冒充战俘的蒋、李特务的统治，回到了祖国怀抱”。同时大肆“控诉”联合国军以及国民党的“滔天罪行”。只字不提他们早在济州岛就被联合国军送进隔离区安全居住了数月的情况。说谎毫不脸红。
　　
　　假如联合国军真的有“逼迫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政策的话，何必坚持不懈地隔离保护亲共战俘？又何必将这些人交给印度人？把“红色战俘”杀掉再称他们自杀，不是中共一再指控的“美蒋特务残忍手段”吗？联合国军为什么不用？偏要把他们保护得好好的送回中方再让他们通过中共喉舌猛烈地控诉自己？

* 党叫逃跑才逃跑

　　留在反共阵营里的中共分子，时刻听从党召唤。进了中立区后，这些特务们的任务主要有二：其一是配合中共方面的宣传，表演一连串“逃出虎口”的行动，给外界造成“有大量战俘渴望回归祖国”的印象。其二就是相机在内部制造混乱。
　　
　　伪装反共的特务人员连串表演“逃出虎口”的行动对中共在国内的宣传有极大价值，也确实起了巨大作用。但对国际舆论来讲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说只有负面影响。原因是解释营地太透明。各国代表加上那么多的中外记者在场，李克农那点小技巧实在很容易被看穿。这些奉命为“宣传斗争”而安排的“逃出虎口”行动，无论怎样下功夫，和真正自发的行为总是不一样。一个最明显的破绽是，真正“渴望逃离者”会抓住任何到来的机会立即行动；而李克农所安排的那些表演性的逃离者却屡屡放过良好的逃离时机，专拣一些困难危险的时机出逃。让人们看出他们是在“有计划、按比例”地逃出。
　　
　　战俘到达中立区的第一天，就在印军的重兵警戒下排着队一个一个地进行登记。登记桌前每次只能有一个战俘。印度兵在身边把守，志愿军的观察人员也在附近观察。这是个逃进“祖国怀抱”的好机会。只要对印军翻译说句话，或者指指志愿军的观察人员就够了。但当天逃离者极少。点到为止。很可能是“组织上”有令，不让太早行动。
　　
　　进了营地，在安顿住宿过程中，印军官兵频繁进入营区。安排帐篷、分发物资、交接设备，登记造册等等。为了融合与战俘的关系，印军官兵还频频展开公关活动，比如赠送糖果茶点、交朋友学中国话，举行篮球排球比赛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逃离时机，但没有人利用。
　　
　　战俘入住后的头几周，印军为了熟悉人头而每天进入营区早点名，点名时仔细核对每个战俘。必要时还进入帐篷逐个检查。此时要逃离极易。但没有人逃。
　　
　　印军不但日夜在营区周围站岗巡逻，在各营区内还设有一个看守办公室，日常驻有一个班左右的印军。到那里去申请遣返也很方便。但没有人利用。等等。
　　
　　多起“逃离虎口”行动的当事人偏偏选择攀爬铁丝网这种相当困难且非常危险的行动。解释营地的铁丝网并不是为了让人攀爬而设计的。它们有好几层、每层都超过三米高，顶端还向内伸展。不借助工具很难成功。且这种行动不但容易引起反共战俘们的怀疑而引发抓打，也容易引起印度哨兵误会而开枪射杀。印军多次入营房告诫战俘们说，有事直接找他们，切勿攀爬铁丝网以免遭到误杀。但这些“逃离虎口”表演者依然坚持舍易取难，不必要地搞冒险逃离。也许是从周恩来李克农们的角度看这种行为情节比较惊险，宣传价值大一些吧。
　　
　　肯定还有些特务被指示继续潜伏最后去了台湾。23岁的江苏人王俊飞（Wong Tsun-fei）是在1953年6月底受命向联军投降而潜入反共战俘营。那时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已经组成。他有机会在出发前和某些解释代表会面商定联络事宜。王俊飞的任务代号为424。他预定在听取解释的时候设法接收武器。但他在解释开始前夕被反共战俘发觉。他交代了自己的情况，说还有另外两人与他执行同一代号的任务。联军观察人员曾看到解释代表请一个战俘抽烟时，那个战俘一把抢过解释代表的烟盒装入自己口袋。随后声称拒绝遣返并返回反共战俘营。西方国家后来知道一种烟盒状的手枪是苏联集团使用的标准暗杀武器。但此时已无从判断那个战俘抢走的是不是这种东西了。
　　
　　反共战俘营垒中有数百中共特务，这对联军监管当局来说并非意外。联军方面对中共特务的潜伏情况早已有个大致的了解，也不太担忧他们的活动。这些人所占比例很小，即便倾巢出动也闹不出什么名堂。但是，第31营区的战俘代表兼翻译官王旭的出逃，却着实让联军官员们捏了一把汗。

* 天意使然 李克农功亏一篑

　　要理解王旭事件的潜在爆炸性，必须先了解反共战俘与印度军队的严重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是解释营区爆发严重骚乱的导火索，李克农们很希望它被点燃。
　　
　　当年的印度与中共简直是盟友。那时印度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反西方情绪十分高涨。印度总理尼赫鲁很想和中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印度在朝鲜战争事物上处处偏袒中国。1952年2月联合国表决通过谴责中共“侵略”的决议时，有七个国家投下反对票。其中五个是苏联东欧国家，另两个就是印度和缅甸。那时说印度是中苏共的帮凶，可能过分，但也不算太冤枉。朝鲜停火协议达成后，联军立即向战俘营广播协议内容。当反共战俘们从广播里得知他们将要被送到中立区让印度军队看守四个月时，顿觉五雷轰顶万念俱灰。一些战俘失声痛哭起来，营区里一片嚎啕呜咽之声。战俘们觉得，落入印度人手中就等于落入中共手中。那个解释营地距离中朝大兵团部队只有数千米之遥。他们相信印度军队一定会在三个月解释期间的某一天与共军里应外合把他们劫往北方。后来虽经各方软硬兼施来到了中立区，但他们痛恨鄙视印度人的感情仍然很强烈。他们称呼印军为“红头阿三”、“共匪尾巴”、“布头兵”等等，很不愿意听从印军的管辖。而韩国的态度更干脆。他们明确地把印度军队定为“敌军”。韩国政府扬言射杀敢于踏上韩国领土的任何印度军人。企图以此阻止印军进入中立区。为此美军不得不使用直升机将印军从仁川港直接空运至中立区内。
　　
　　联军方面深信，如果解释营区不出现大乱，一切平稳完成的话，共产党的“解释”必然失败。因此联军的既定策略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企图破坏解释营区稳定局面的行动，不管它来自北方还是南方，都会招致联军毫不迟疑的压制。即便与美军“并肩作战”多年的韩国政府也休想例外。
　　
　　印军接管后的确对反共战俘不友善。更加深了战俘与印度军的对立情绪。韩国报刊报导说，某印军军官露骨地胁迫反共战俘接受遣返。称如果大家都不遣返的话，北面的“很多大炮”会打过来。印度人还禁止战俘订阅报刊和收听广播。入营时所有收音机均遭没收。为营区提供服务的韩国医护和其他勤杂工人企图向营区偷运报纸和收音机，一旦被发觉也遭印军没收。众所周知控制新闻消息的做法只有共产国家里才有，并不符印度本国的制度。这显然是应共方的要求而采取的不光彩措施。另一方面印军却多次为中方对战俘营区进行广播开放绿灯。印军还试图用武力强迫战俘前往接受解释。这做法更不符合民主体制国家行为准则。显然也是屈从于中朝共方压力的结果。
　　
　　10月初，印军镇压了几次反共战俘的示威活动，竟开枪射杀多人。这些事件令战俘与印方对立情绪急剧增高，险情迭出。印军暴行不但激起台湾和韩国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示威，还引起韩国政府发出要出兵中立区去 “保卫同胞”的誓言。韩国当局的这一姿态使联合国军大为紧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立刻致信韩国总统李承晚表示“严重关切”。联军司令部更是不敢大意，迅速下令将靠近解释营地的韩国部队调开。接着，大批美军坦克出动阻断了通往解释营区的公路，黑洞洞的炮口直指汉城，警告韩国政府不要轻举妄动。
　　
　　但联军方面无法控制那两万多已在印军监管下的中朝反共战俘的情绪。如果他们情绪失控和印军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话，联军是无能为力的。暴乱一起，印军紧急开火镇压，加上有人趁机喊“共军来了”什么的，场面必定一发不可收拾。“炸营”现象一旦发生，就给了李克农们天赐良机。中朝方未必要出兵劫营，这些战俘不是他们的宝贝。与其把他们劫回国去修理，还不如就地解决更干脆些。解释营地离中朝方阵地那么近，不单是“很多大炮”，普通迫击炮都够得着。只须几十秒时间就能向战俘营区发射出超过饱和当量的炮弹和火箭弹，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讨厌的战俘难题。中共然后可以开动宣传机器控诉美军“杀人灭口的滔天罪行”，激励全中国人民“誓死向美帝讨还血债”。
　　
　　王旭出逃，就是意图触发“炸营”的结果。他的条件极好：他一贯的坚定反共姿态深得其他战俘的信任。绝没人相信他也会是“共谍”。他是联队的负责人，且因为懂英语，一直主管和印军的联络事宜。入营以来他一直忙着为弟兄们领用物资，安顿生活。他 “逃离虎口”的机会最多，要逃早可以逃走。但他一直不动声色地等了许多天。直到9月24日才采取行动。那天他看似不经意地带着6名战俘（也是中共特务）去向印军领取毯子。他们像往常一样地交代一下就走了，没有任何异样。但他们7人一到印军司令部就要求遣返并且立即被送往志愿军方面。王旭们要用这样的方法造成他们7人被印军绑架的假象。而这个效果百分之百会出现。当印军通知该联队说王旭等人已经申请遣返的时候，全联队的人都傻了。没有一个人相信印军的说法。大家坚信他们的领导被印军绑架了。
　　
　　愤怒、恐慌的情绪在营区里迅速蔓延升温。大家激动一夜商量着对策。第二天一早，当印军进营集合点名时候他们立刻绑架了少校格鲁瓦。然后关闭大门发出通牒，要求印军用王旭来换格鲁瓦。印军随即包围了该营区。反共战俘们守在营区内用石块攻击印军，几名印军官兵被砸得鲜血四溅。印军士兵举起了枪，只等开火的命令。形势愈演愈烈，其他营区的战俘也开始不安起来。最坏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
　　
　　印度监管军司令官托拉特将军赶到现场。他决定亲自到营区内与反共战俘谈判。处理人质危机的重要准则之一是不能让绑架者获得更多人质，以免增加谈判难度和交换的代价。而托拉特将军现在要亲自送进最大号的人质。此决定令其部下大为惊慌，辛格准将急忙阻拦。但托拉特一把推开辛格大步进入营区。愤怒的战俘们立即把他和卫兵团团围住并以棍棒菜刀等相向。现场气氛紧张至极点。托拉特稳住卫兵并要求与营区头头见面。当战俘领导人来到时，托拉特劈头就质问道：我到这里来怎么连杯茶连根烟也没有？你们算哪路中国人？（What sort of Chinese you are?）平素以“礼仪之邦”国民傲视印军的战俘领导人意外地被“红头阿三”斥为失礼，不禁一愣。顿感脸上有些挂不住。于是喝退左右，吩咐点烟沏茶，要先礼而后兵。愤怒火爆的情绪被成功截断，珍贵的转机出现了。托拉特胜券在握气定神闲，坐下来与战俘领导人品茶赏烟，展开推心置腹的交谈。他毫无保留地把王旭等人出逃的所有细节告诉对方，并对战俘们的不安与愤怒表示完全理解。他说明，王旭人已在志愿军那边，这里如发生流血冲突只能增加弟兄们的伤亡而不可能再把王旭要回来。他还对毯子没能及时发放让弟兄们挨了冻表示歉意，承诺马上解决。他以诚挚尊重的态度渐渐取得了战俘领导的信任，平复了情绪，恢复了理性。一个半小时后，托拉特带着格鲁瓦，在反共战俘的送行下走出营区。印方宣布危机结束。
　　
　　消息传到联军司令部，美军当局惊得目瞪口呆，继而欣喜若狂。这位东方的将军践踏了美军当局处理人质危机的重要准则。但他获得的结果偏偏是美国人不敢想像的漂亮。美国将军们除了感激与敬佩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好说。

　　应该说，王旭集优秀的个人魅力与高超特工技巧于一身，诚为李克农特务体系中的精品。甚至在1954年反共战俘到了台湾之后，王旭的昔日弟兄们仍在愤怒地控诉说“印度匪军绑架了”他们的“王队长”，有人还誓言要打回大陆去给王旭报仇。而李克农此计，应该说是非常精巧慎密的。如果不是碰上一位不按规则出牌的印度将军的话，他很可能成功了。大功亏于一篑，天意使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