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是不和諧的根源
在回答聽衆有關中共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時，何清漣女士認爲，中共的很多話要反着聽，當它說要營造和諧社會時，也就是說這個社會已經很緊張了、不和諧了，所以才「要和諧社會」。
老百姓都希望社會和諧，但「誰造成了不和諧的社會？」「什麼樣的制度造成了不和諧的社會？」這才是問題！找不到不和諧的根源，這和諧從何而來呢？要如何消除不和諧的根源呢？其實不和諧的根源就在我們前面討論的各種因素當中，但是中共不願意承認它自己就是不和諧的根源。
何清漣女士指出，中共政權用一個國際學術用語來形容，就是一個「盜賊型政權」。但爲什麼西方政治學學者一研究中國就不敢用這個詞呢？很簡單，他們受到利益關係的制約。西方專家要研究中國的問題，他擔心受到中共政權的干擾──只要你批評了它的腐敗，它就宣佈你是不受歡迎的人，下次拒絕你進入中國。
她說，目前是中國熱，批評北京使他在國內得不到一些基金會或財團的支持，所以出於利益考慮，他們就回避了這個問題。這個在中國的「盜賊型政權」掠奪公共財、掠奪民財、侵奪老百姓的利益，這點我過去已經講得夠多了。
她說，中共透過什麼手段建立和諧社會？大家就可以看得到的事實是：這幾年，第一就是用政治鎮壓的手段，出動武警鎮壓無數的底層暴亂。至於底層的反抗有多少呢？大家都知道近三年有幾個很準確的數字：2005年是八萬七千起；2004年是七萬四千起；2003年是五萬八千起。對付這種底層反抗用的是鎮壓。
她說，從九十年中後期一直到現在爲止，中共侵犯人權的事例很多。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農村的徵地，二是城市的拆遷。中共在城市裏就是依靠掠奪拆遷戶的利益，而且爲了拆遷徵地，中共不惜採取很多黑社會手段。另外，中共政權還一方面鎮壓各種社會反抗，這些年對法輪功的鎮壓就是一個例證；一方面加強控制媒體。
她說，和諧兩字，按照中國《說文解字》，「諧」字是由哪兩個字組成？一個是「言」字旁，一個就是「皆」──就是「人皆有言」，要讓大家都自由言說，說出自己的利益訴求。而中共正好是讓你們每個人閉住嘴巴，不許說話。你不閉嘴，就用各種手段包括政治暴力迫使你閉嘴。用這種社會來建立和諧，其實就是用暴力來鎮壓一切社會反抗活動，營造一種表面上的和諧，讓大家只能服從中共當局，不能有自己的任何利益表達。這種「和諧社會」能叫做和諧嗎？
* 中國民衆不能承受之痛
針對一位臺灣聽衆對臺灣歷史上的土地改革與中共在土地問題上一系列所爲的疑問，何清漣女士指出，臺灣歷史上講的土地改革，跟現在的中國完全是兩碼事。臺灣那時是爲了讓沒有土地的人得到土地，所以低價收購了一些公地荒地，然後再賣或出租給一些人，使耕者有其田，這樣緩和了社會矛盾。
但是，中共歷史上搞的土地改革是另一回事。早先在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爭天下的時候，也有過土地改革。那時共產黨用自由民主的口號欺騙了知識份子，用土地改革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欺騙了農民，用讓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口號欺騙了工人，讓他們跟着共產黨走，最後把國民黨趕到臺灣。
她說，共產黨建政以來第一次土地改革是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沒收了地主富農的田地，讓農民有一段時期能夠分到一些土地，短短三年，以後就又合作化，合作化以後只有三年，又是人民公社化，土地最終又被中共全權奪回。
一九七八年以後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但是這個分田到戶這個改革是不徹底的，農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如果從理論上來講，土地所有權有一個上位權，叫做所有權，即自由買賣的支配權力。那麼中國農民只分到了下位權，就是使用權，不能買賣，也不能自由支配，這就爲後來的徵地留下了制度縫隙，讓中共當局介入有了一個政治上的通道。
她說，由於土地屬於集體所有，在搞土地開發的時候，地方當局通過鄉鎮權力機構向農民徵購土地的時候，農民基本上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餘地，至於所謂「買」其實是徵購土地，這個「徵」，就有一個強制購買的意思，給農民一點象徵性的補償，補償費之低，導致全國各地農民都不滿意，因爲農民沒有土地以後，不能到其他行業就業，失去了飯碗。
截至去年底，中國現在有無地農民八千萬，每年有一百萬農民失去土地，有兩百萬的耕地減少，平均兩百萬人口。中共農業部負責人日前發言，如果再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的國土不再安全。當局還說今年要整頓土地買賣。大家千萬不要以爲中共是要限制土地買賣，中共說的是，地方當局沒有讓中央分享土地買賣收入，所以要將土地審批權收歸中央，再與地方政府實行三七分成，中央拿百分之七十，地方拿百分之三十。審批權收歸中央，中央官員可以漁利。所以這不叫做買賣，而是搶劫。
她說，再就是城市的拆遷。北京市六圈村被徵用的土地緊鄰北京市南四環主路，當局徵地時，每平方米只付給農民117元，而轉手拍賣，價格即高達6,750元，幾乎等於「零成本徵地」，若非當局手中執有權柄，又有誰能做如此強盜買賣？
2005年11月29日，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人權組織「住房權與驅離中心」執行主任萊奇介紹，中北京自動簽署了上百項跟人民住房權有關的國際法規和條約，但中共當局在過去10年裏卻拆除了至少125萬所住房，搬遷了370萬人，其中很多人是被強行搬遷的。由於當局與房地產商給予的補償極低，許多人在被強制搬遷後失去了住所。拆遷已經成了中國民衆不能承受之痛。
* 我與法輪功的關係
針對某聽衆認爲何清漣女士目前已經由一個經濟學家變成了一個社會活動家的問題，何清漣女士回應到，你這個說法，我在國內網上看到過，這正好是中共當局要努力給別人造成的一種印象。
其實我個人覺得，我就算是從一個經濟學家變成了政治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沒什麼不好啊！非常好。可惜我現在不是社會活動家。首先我從事了哪些社會活動，我自己還不知道，除了演講之外，演講也是學者的本份嘛！對不對？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第二，我覺得我出來以後，由於視野大大拓寬了，然後比如我至少從多方面知道、了解到中共當局的外交活動、外交動態，它在國際社會如何利用外國資本的勢力，向各國政府LOBBY──即遊說。我更清楚的看到了中共當局是如何不擇手段地維護自己的統治。我覺得我自己寫的文章比以前更好了，視野更開闊，論據更紮實，而且知識面也更廣。我自己爲這一點感到很高興，沒什麼不好的。
但是，中共當然很不喜歡，它因爲我說得更直接、更尖銳，就一定要設法讓一些人來抹去原來我在國人心目中好的形象。
何清漣女士還特意強調指出，還有一點，它們經常還煽動說什麼，現在何清漣跟法輪功「勾結在一起」，爲法輪功說話等等。我其實覺得也沒什麼不好。很多人不知道我跟法輪功的關係。我不是法輪功信徒，但是我跟法輪功建立聯繫是在什麼時候？比它們知道的要早得多，是從1998年就開始了。
是誰讓我跟法輪功建立聯繫？是拜中共安全部特務之賜，他們找我談話，談到了法輪功和李洪志先生。他們說「李洪志雖然不反政府，但是中國國內有很多很多信徒，所以讓政府感到不安全。我們建議他出去。」我問他們，你們跟我談這個話是什麼意思？他們說「就是希望你考慮一下，也像他一樣出去。爲什麼？因你這本書在中國影響太大了。我們也知道你不反政府，也不想多參與政治活動，但是讓政府感到不安全。你最好還是走，我們可以爲你提供方便。」但我當時拒絕了。
她說，當時我真不知道法輪功是什麼，也真的不知道李洪志是誰。但是我覺得我做爲一個學者，這麼大一件事，一個影響這麼大的團體，我必須要有所了解。所以我對一位熟人說，你們認識法輪功學員嗎？幫我介紹一個，我一定要了解一下他們的情況。這個人最好是大學畢業，素質高一點我好和他談談。結果就有人跟我介紹了深圳北方工業集團工作的一個女孩子叫賈紅霞，是北京航空學院畢業的。她跟我電話連繫，我就說最好把法輪大法的書帶上幾本給我看看，然後我們談一談。
她後來找我，我跟她談了好多次，當然我們在有關法輪功的見解上有很多不同看法。她帶來的書我留下了一本，可惜我自己也沒看完。以後在法輪功被打壓之後，我還以某種特殊形式幫助過賈紅霞。爲什麼？是基於一種信念，我不認同某個人的觀點，但是我必須捍衛他自由言說的權利。我不認同法輪功的理念，但是我要捍衛他們信仰自由的權利。基於這個信念，我幫助她。（聽衆鼓掌）
到現在爲止，我覺得我爲此感到很驕傲，我是在一個很黑暗的年代裏面，盡了自己的良心和本份，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