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十五年來中國的生態危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人權災難、道德危機等等這一系列的變遷，江澤民到底要負多大的責任？這一切罪惡有多少應該算在江澤民頭上，又有多少應該歸於共產黨的制度或中共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
在《論語》中記載了帝堯的一段話，他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災難和罪過，國家的首腦也都有一份責任。帝堯這樣講，當然是出自於他的謙恭和厚德。但是對於江澤民來說，把天下的罪惡源頭歸於他卻是千真萬確、毫不冤枉的。其原因就在於他是一個大獨裁者，許多重大災難是需要全國上下「協調」而「精密」的配合才能發生的，如生態的危機、金融的崩潰、道德的淪喪、法輪功遭受的迫害、SARS疫情的掩蓋等等，而唯有江澤民才能有這種「協調」的權力和資源。
權力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一切災難的責任也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江澤民的好色、戀權、貪財、譁衆取寵、面子工程、獨斷獨行等等，帶動了各級黨政官僚的墮落和逢迎，而全部的代價卻被轉嫁到了普通民衆的身上。所以中國才會有那麼多失地的農民、下崗的工人、見利忘義的「學者」、被拖欠工資的民工；才有那麼多的礦難、僞劣食品中毒、艾滋村、強制拆遷、司法腐敗、官商勾結、警匪一家、僞劣工程；才有軍隊的腐敗走私；才有毒品、妓女和性病的蔓延；才有觸目驚心而且無法挽回的生態災難。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 >中說「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就是說裴矩這個人在隋朝爲官的時候是個諂媚隋煬帝的佞臣，但是到了唐太宗時期，卻以直言敢諫而聞名，這不是裴矩的問題，而是君王的問題。
在中國，歷來選官都要德才兼備，「德」在「才」的前面。但是江澤民是以誰是自己的親朋好友，誰「講政治」來選拔官員。而以江澤民的人品之惡劣，無恥逢迎的人才最得江澤民的青睞。書中提到的張萬年、于永波、郭伯雄均是馬屁將軍，而黃菊、賈慶林、陳良宇、李長春、吳官正、羅幹之流，或貪財好色、或血債累累、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卻居廟堂之高，這種最惡的示範作用，是帶動社會風氣淪喪的主要原因。
我並非說中共的那些貪官污吏、惡警打手對於他們的罪惡就毫無責任，恰恰相反，每一個人都要爲其行爲承擔法律後果，然而江澤民在其中的教唆作用，卻是我們不能迴避且必須強調指出的問題。
至於說共產黨的制度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我也藉此再次推薦《九評之五——評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如果說中共是萬惡之源，江澤民則是中共的縮影，也是中共邪惡的集大成者。他的發家史和「治國」史也充斥着中共的九大邪惡基因 「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一切的罪惡也都是江澤民與共產黨相互利用的結果。
《九評之五》中說：「沒有中共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澤民的鎮壓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組織保障、財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員保障、設備保障以及監獄、警察、國安、軍隊和所謂的宗教、科技、民主黨派、工會、團委、婦聯等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江澤民利用了共產黨。」
另一方面，中共邪教出於自身的危機和維繫權力的需要也必須將權柄交給一個最無道德感、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邪惡之徒，江澤民的被選擇也是歷史的另一個必然，因此中共也在利用江澤民。
弄清這一關係，我們在讀《江澤民其人》的時候，就更應該精讀《九評共產黨》，以使我們能夠對面對的邪惡作出更清醒和全面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