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用林

◎ 什么样的原因作这样的决定？

记者：我们想首先问一下，陈先生，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陈用林：我在五月二十六号离开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是向世人表达我对中共政党的这个强烈的不满。主要是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到我的良心一直都在遭受迫害，特别是我父亲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我父亲是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由于我父亲写了一手好字，所以他为当地的村民写了一个大字报，然后当时的当权派就把我父亲绑架，后来活活打死了。

记者：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说您这次的举动，是为了留在澳大利亚，而不想回到中国去，您怎么解释他们的这种指责？

陈用林：我在中共的这个体制内已经忍受了很多年，我父亲死后，这个阴影笼罩了我很多年，特别是八九年我在NBC实习期间，见证了六四的流血事件。我看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是我父亲死亡的根源。从那时起我一直感到很压抑，同时也很无奈。因为中国只有一个专制政府，也没有反对党，如果表现出任何反对中共政权的倾向，都会受到严重的迫害。当时，我一直是埋藏在心里，到外交部工作，纯粹是为了维持生活。后来被派到斐济，我见证了中共政府不择手段保住和斐济的外交关系，利用中国使用金钱外交等手段。

然后到悉尼，主要是让我监视民运和法轮功人员的活动，向国内汇报，他们好采取措施来对付他们。

对于民运，因为我本身在八九民运期间我就参与和支援了，我看到了中国老百姓都是支援的，我……

记者：等一下陈先生，八九年您还是学生，对吗？

陈用林：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在外交学院念书。

记者：当时您参加过游行还有别的活动吗？

陈用林：当时我快毕业了，是在实习期间，我在NBC实习，在他们的摄制队当翻译和向导。当时用不着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去天安门，参加了很多活动。当时有部分人绝食的时候，我也在场帮过忙。

记者：我想问一下，六月四号凌晨，六月三号晚上，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陈用林：六月三号晚上，因为当时没有工作要我做，我们住的饭店是王府饭店，离天安门很近，所以我就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天安门民主大学成立的仪式，听了严家其先生的讲话。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共实行的就是一个专制制度，中国是一个完全没有民主的社会。

记者：当晚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时候，您在什么位置？

陈用林：当时我一直呆到快十一点半的时候，突然从前门地铁站冒出一批解放军士兵，后来我就跟一批人手拉手阻挡解放军向天安门前进。当时我觉得很紧张，也很害怕，我觉得生命受到威胁，但还是和大家一起手拉手去阻挡。后来解放军停了下来，大概是在等待行动的命令。当时我很慌乱，就跳过一个栏杆，通过一个小胡同跑回饭店去了。

记者：但您知道，解放军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附近开枪，有人被打死的时候，您怎么想？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陈用林：当时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时候，远处就已经有枪声在响了。我回到饭店之后，就到楼顶上去看天安门那边。那时已经是半夜了，听到郊区有好多枪声。有其他几个同学也回来了，在解放军行动期间，他们拍了六盘军队血腥镇压的录影带，我们也看了一下整个的情况。一个同学谈到，他在经过王府井附近一个街道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拉着孩子，刚好要穿过马路，被埋伏在那里的士兵开枪打死了。我当时很震惊，觉得简直是没有人道。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六四那一段时间，您对共产党的认识就基本上定型了。

陈用林：那是百分之一百的定型了。很压抑。当时我就想，我要能够去别的国家，西方民主国家有多好，但是我那时候没有钱。我很厌恶，我这个人也不是那种很勇敢的人，能够站出来。我很钦佩那些民运人士，包括严家其，方励之那些前辈，但是我没有这种勇气。

◎工作就象一个木偶一样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到澳大利亚的？

陈用林：我是2001年4月份到澳大利亚的。

记者：那我能不能问一下，您为什么要选择到回国前才站出来？

陈用林：我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监察民运活动和法轮功活动。特别是我和法轮功接触，认识到法轮功是一个很特殊的团体，是一个宗教信仰团体，反映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开始我都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对法轮功进行监视和汇报。后来他们也要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包括向警察投诉，提交涉，想办法限制法轮功的活动。有些作法很不人道。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延期护照，中央的政策，是凡是法轮功学员延期护照，不但不能给延期，还要没收护照。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没有人权。人家是你中国的国民，他总该是有一个身份证明，让他可以旅行吧。

我做的工作，就象一个木偶一样，他们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不做，他们就给我压力，经常在会上点名批评。因为我比较同情法轮功，比如法轮功要在政府和市议会举办的节日游行啊搞些活动，他们让我去向当地政府官员施压，不让法轮功参加。我认为，法轮功在澳洲是合法团体，他们很多活动只是宣传法轮功而已，根本就不涉及……，但是我们的理由就是说，法轮功是中国政府禁止的邪教，就凭这点，就不应该让他们活动。我觉得很无理，但执行这些政策是身不由己。

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我出领馆就要上级批准同意，我才能出去，回来以后我必须向他汇报我出去干什么了，就象个监狱一样……

◎ 陈帮助删除法轮功黑名单

记者：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这样，还是只对您这样？

陈用林：对我是特别防范。因为我是政治领事官员，对外接触的人比较多。我几乎是没有朋友。这次我出来，都说华人社区里有好多人认识我，但我不敢去找他们。因为这些人和领馆交往，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

法轮功问题上，我还作了一些事情，包括帮助他们的护照，还有名单问题上。原来法轮功名单有八百多个人，我们叫内控名单，就是黑名单。我把这个名单上的大部分名字都删去了，如果我的继任者来，会发现在执行法轮功政策方面，我有很多问题，意识到这一点，我突然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回去的话，继续给这个政府工作，我的良心受不了，第二如果他们发现了我的问题就更糟了。

当时我想，我如果脱离中国政府，有良心的中国人会理解我的。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记者：您说过，澳洲有一千个间谍特务，有人很怀疑这个数位，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陈用林：我了解的特勤人员和线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华人社区里面招募来的。这些人有好多是和国内作生意的，在生意上得到好处，我们总领馆给他们推荐，他们在生意上得到照顾。这些人和总领馆几乎是无话不谈，我们要打听什么人，几乎马上就可以找到他。

记者：有没有比较专业的间谍，专门监视法轮功或其他异议的团体？

陈用林：专业间谍我们领馆里就有一个。

记者：法轮功说他们被监听，或监视其他行动，会不会有这样的间谍，负责监听的活动？

陈用林：肯定有的。因为每次有重大事件，比如说领导人要来访，就会有国内那边反馈回来到领馆的消息，说据安全部门的情报，民运，法轮功或者其他异议人士，要在领导人来的期间，搞什么什么活动。那个情报连我们都不知道是哪来的，我的印象是，肯定有情报系统在澳洲活动，情况了解得十分详细，包括具体地点，都有什么人参加等等。

记者：除了法轮功之外，您有没有负责其他的异议团体？

陈用林：我主要是负责监视四股力量，包括民运和法轮功，支援台湾独立的人员，支援西藏独立的人员，和支援新疆独立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