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東一個農村，在清朝年間祖上出過三位太學士，直到我父親這輩，代代都是讀書人，我爺爺二十幾歲就當教書先生。因爲我爺爺爲人耿直，很有辦事能力，又有點學問，十里八村的人都找他辦過事，被當地推選爲片長（相當於區長）共產黨在1945年就進駐我們那個地區，聽爺爺說過，當時共產黨一去時就把當地二十幾個比較有名望的人，也就是有些土地家產的人，召集去開了一個會，名曰：紳士名流座談會，內容主要是講共產黨的政策如何的好，叫這些人怎樣帶頭擁護共產黨（後來這些留名的人幾乎全部被殺掉了）。因爲當時共產黨的力量不夠，國軍來了他就跑，國軍走了他就來，後來勢力大了，他就開始發動人鬥地主了。開頭的時候，老百姓大多數都看不起他們，穿的又土，象個土匪一樣，都管他叫土八路，正經老百姓是不聽他們的，他們就利用那些地痞流氓，這些人遊手好閒，偷雞摸狗，打街罵巷的惡棍，好吃懶做的窮光蛋叫他們入黨當頭頭來鬥地主，開始的時候先鬥一兩戶定爲惡霸的地主，後來就在劫難逃，家家地主門口掛個無情棍，如果誰看着地主不順眼或者膽敢替地主說話，摘下棍子打死，無論開鬥爭會時這些地主都得跪在地上，有的跪在凳子上，只要有人喊該打，這個地主就死定了。打完地主打地主的狗腿子，只要誰被人說成是地主的狗腿子，這個人就是死命一條，哪怕是和地主有什麼連帶關係或是地主的什麼人，有人想抱私仇，就可以說成是地主的狗腿子，打死白打死。後來有的地方打紅了眼，家族之間就互想打，今天鬥爭會張家打死李家幾人，明天李家就能打死張家十幾人。
山東有個叫李家莊的村子，幾天鬥爭會下來就打死了近二百人，那真是村村流血，屯屯死人。共產黨劃地主成份沒有什麼標準，不是因爲有多少土地、多少財產，夠不夠地主富農的標準，他是規定每村都得按人戶比例，必須得劃出多少地主富農來，必須有多少死亡名單，不管他有沒有罪，只要在名單就得殺頭，這在他以後歷次搞運動也是這個辦法，殺得越多，這個共產黨的工作組成員就越能得到上邊的重用，證明他的工作做的越徹底，被提拔高升越快。先殺惡霸，再殺不霸，後殺善霸，不管是什麼霸都得殺掉。就像我爺爺，外人通稱劉大善人，不管窮富人家，不管誰家有什麼困難，大事小事，有求必應，開鬥爭會時村裏人說什麼也不讓我爺爺去，後來共產黨工作組的人非得叫去不行（其實這也是在名難逃），別的地主都跪在地上，村民找來一把椅子叫我爺爺坐着，幾天鬥爭下來，沒有一個給我爺爺提意見。後來工作組大發脾氣，就背後給共產黨員開會，叫黨員帶頭提意見，不攻破這個大善人決不罷休。結果有一個黨員編出了一個使人難以相信的意見，說是他栽了二分地黃菸，把黃菸葉子割完以後放在一起，大善人路過給踩了一腳，結果這二分黃菸葉子都爛掉了，工作組接着就在臺上大喊，什麼大善人，窮人栽點黃菸他都眼紅，不讓你得到，這樣的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就在當天晚上有幾個村民偷偷的把我爺爺送走了，結果那天夜裏有十八個被拉到大河沙灘槍斃了。多數是前幾年被共產黨請去開過紳士名流座談會的人，有的還爲共產黨做過事、出過力的人。就象我家，八路軍的一個團部還在我家住了幾個月，團長還和我爺爺下象棋，交朋友，到他不用你的時候，就一定要殺掉你。
共產黨的最拿手的絕活就是挑起羣衆鬥羣衆，挑起暴動殺人，他們坐山觀虎鬥，就象他們的祖師爺，毛頭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暴烈行動。他們是這樣喊的，也是這樣做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把殺人搞的熱火朝天，轟轟烈烈，敲羅打鼓，列隊遊行，高呼口號：跟共產黨走，打倒地主惡霸。先是土改時共產黨到底殺了多少人，逼死了多少人，難以計數，上至七八十歲的老人，下至幾歲，甚至幾十天的小孩，被活活分屍摔死，有的全家死絕。
共產黨對地主趕盡殺絕，對平民百姓也不放過。在前線他們搞人海戰術，蜂擁而上，死了一批再上一批，他們有的是辦法，不斷的從後方招兵補上，他們不抓壯丁，實行動員，每村下達多少名額，叫你自己報名，其實叫誰去，名字早已定好，但是天天開會動員。白天開、晚上開，夜間不讓回家，輪班看着不準睡覺，幾天幾宿不能合眼，最後人們一看，不報名早晚也得折磨死，無奈只得報名。一旦報了名，馬上就戴上大紅花，敲羅打鼓，大街小巷遊行歡送，高呼口號：「一人當兵，全家光榮」就象中了狀元，誇官亮職一樣，豈不知背後有多少人親人哭幹了眼淚。我的一個遠房叔叔，剛剛十八歲，一去未回。他的母親在家盼兒不歸，哭瞎了眼睛。共產黨搞什麼運動都是大造聲勢的手段，就是叫人死到臨頭，還得叫他自己說死的應該，死的光榮。記得上海的一個親戚說過，文革後期走毛的革命路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時期。那一次上海市就有十萬知識青年被送往北大荒和偏闢山區，整個上海市真是紅旗飄揚，歌聲嘹亮，羅鼓宣天，口號震響，車上哭得淚人兒一般，車下送行的親人心如刀絞。有的痛哭失聲。共產黨整人的技能真是史無前例，堪稱一絕。
共產黨土改殺人還算仗義，來的痛快，或者一槍，或者一刀，或是幾棍，一命鳴呼，倒也痛快。到他掌權後殺人，更是苦不堪言，讓人成天活得提心吊膽，生不如死，想死不能，一旦自殺就禍及親人遭殃。殺地主富農按人比例，該殺的不低於百分之五，殺開了頭，殺紅了眼，那就不是百分之五了，到它掌拳之後，劃出的階級敵人，那就更不能低於百分之五了，這人一旦被劃爲階級敵人，那他就是無期死刑，剝奪權力終身，豬狗不如，村子裏的髒活、累活都的他們幹，掃大街、掏廁所都得在每天早上生產隊出工幹活之前幹完，而且幹活不給任何報酬，不準亂說亂動，不得隨便走出村子裏，爲他們劃定的界線半步，就是去醫院看病也得經過幹部批准，白天干活，晚上開會審查，每天必須向大隊治保主任交一份書面檢查，寫自己一天的所作所爲，怎麼樣的想破壞社會主義，幹活不出力等罪行。農閒時天天開，農忙時三天一小會，五天一大會。小會以一小時爲單位，大會就是以幾個小村或一個大村爲單位，由村治安幹部和村民兵連長給開。農忙時開的時間短一點，要是農閒時那就沒有限制了，如果哪個幹部嘴收不住口了，開到半夜也不完，這些人大都是些橫眉豎眼，貪酒好色之徒，人語不懂，張口罵人，抬手打人，這些地主富農份子跪在地上，一直等他們什麼時候罵夠，才能散會。有的村子幹部比較有人性的，地富份子不用跪着，只低頭站着就可以了，這個村子的階級敵人就算是有福份了，但這樣的村大都評不上先進村。
平時不搞運動時對這些階級敵人還松一點，一到搞起運動來，這些地主富農就罪上加罪了。開完批鬥會不能走着回去，得爬着回去，後邊跟着民兵看着送回去，有的民兵心眼比較好的，爬一會兒就告訴別爬了，沒人看見起來走吧，這是好的，要是碰上個壞的那就倒霉了，一腳踢一個跟頭，趕快翻過來再爬，一路不知得翻多少跟頭，有的受不了就自盡了，可是他的親人就來罪了，因爲他這一死罪更大了，再說這一小撮少了一份子也不行啊，還得補上或是他的兒子或是他的什麼人，總之這百分五隻多不能少，土改時我爺爺這個大善人被好心的人送走，雖然當時保住了性命，可這零罪比死罪更難遭，61年被餓死了，記得爺爺在世時說過一句話，早知這樣，還不如吃他們一個槍子好，每當想起我爺爺和我父親遭的罪我都心如刀絞，淚如雨下，幾次停筆寫不下去，沒有這樣經歷的人是難以有這樣的心情的，我的兒女們每當聽我講起這些往事也都淚流滿面。
我爺爺活着的時候，有什麼風吹草動，我父親的罪還輕一點，只抓我爺爺，比如60年春天，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只把我爺爺抓去押了一個多月，爺爺死後，父親就成了重點，文化大革命鬥走資派時把我父親綁去陪鬥，一斗就是十天半個月，走資派低頭大彎腰，地主富農綁着跪在地上，每次最少也得跪五六個小時或者更長，解開繩子都得趴在地上過一會才能爬起來，經長時間的折磨，我父親的左骼膊到老也是彎曲的，伸不直，這些戴帽分子平時見面不敢互相說話，甚至連看也不敢看一眼，聽父親說，有一次父親見到舅舅（舅舅是鄰村的去醫院給老伴看病，是經過幹部批准出來的）父親和舅舅說了幾句話，被他村的人看見舉報，回去開批鬥會，舅舅捱了一頓打，好在我父親沒人舉報，這真得感謝上天保佑，文革中這些地主子女也不放過，把他們集中到一個屋子開會，要他們和父母劃清界限，叫他們給父母提意見，就在那一年我闖了東北，我叔叔寫信告訴我，千萬別回家，就是死在外邊也別回來，這些人在家挨鬥的挨鬥，遊街的遊街，真是翻天覆地，殺氣騰騰，在那以階級鬥爭爲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裏，地主富農子女的婚姻也就成了大難題，共產黨殺人真是斬草除根，趕盡殺絕，這些地富子女們，女的還好辦點，不管怎樣也能找個主嫁出去，但如果這個姑娘有幾分人才，一旦被村裏有勢力的人看中，不管男方長得有沒有人樣，那她也得同意，要是不同意，她這一家人就不得安生，土改時我爺爺走後，我奶奶領着的兩個姑姑被攆到一間破草屋裏住，後來我的兩個姑姑都被逼着嫁給村幹部外村的親戚家，大姑嫁給一個滿臉大麻子，大姑人才出衆，性格剛強，出嫁不長時間就死了，二姑嫁給一個體重不到八十斤，一米五不到的小個子，這女的處境如此的艱難，男的就不用提了，根本就無人敢嫁，有的妹妹不忍心看着哥打光棍，就主動託人給哥哥換媳婦，後來農村就形成了換親，後來發展到轉親，轉親就是三家轉，張家的姑娘嫁給王家，王家嫁給李家，李家再嫁給張家，這都是逼出來的。
聽說有個地方有這樣一件事，在那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裏，有這一家三口，父親領着兩個兒子過日子，大兒子已三十多歲了，沒有媳婦，二兒子也二十七八歲了，長得身強力壯，一表人才，眼看也得是光棍一條，這時本村有位姑娘看上了他，不顧家人反對，一定要嫁給他，後來村幹部知道了，橫加阻攔，罵這姑娘不長眼睛，一個貧下中農的女兒怎麼能嫁給地主羔子呢，階級意識不清，自己往火坑裏跳，如果再不回頭，就開批鬥會，就在姑娘跑到男方家算結婚的日子裏，村幹部發動民兵把這一家四口帶到會場開批鬥會，姑娘忍受不了這樣的污辱，一氣之下就吊死了，父親一看兒媳婦也死了，還活着幹什麼，就也吊死了，剩下這兄弟二人無路可走，回家喝了些酒，哥倆商量這也沒法活了，不如拼了吧，半夜二人磨了兩把斧子，哥倆要去殺村幹部，說來也巧，大隊書記下午接到通知到縣裏開會去了，於是二人就跳到副書記的院子裏，聽到屋裏有說話聲，哥倆先找個地方隱避起來，聽女的說，你們大隊幹部也太過份了，人家姑娘自己願意的，小夥子人品又好，你們就裝不知道算了，還非得開批鬥會批鬥人家幹什麼，就聽男的說，本來我就不同意開，那正書記和民兵連長非要開，說對上邊好有個交待，這哥倆一聽，這副書記兩口了還有點人性，不能殺他，於是二人就來到民兵連長家，把民兵連長殺了，殺完後，這哥倆找個地方都自盡了。
這幾十年來，共產黨到底殺了多少人，逼死多少人，逼瘋了多少人，誰又能說得清呢，高家村有個姓高的人，一次上山幹活，不小心從山坡摔到溝裏，從此之後就不會說話了，一直到不講階級鬥爭了，才開口說話，裝了幾十年的啞巴。
寫到這我不想再寫了，要寫的實在太多，別說我這個沒文化的人，就是有多大的學問也難寫盡這些苦難的人們經受的這些各種各樣的遭遇，城市的難民是怎樣的受折磨，我沒見過也不知道，就是農村我所見到的，知道的這點地方也難以把它都寫出來，就我家周圍的親戚，過去大都是大戶人家，有的還是官宦人家，哪家沒有一個血淚的經歷，幾乎都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我父親的姑姑家十幾口人，土改時就剩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和一個幾歲的小孫子，她有個小兒子當兵時上大學，後來當兵隨國軍跑臺灣去了，以後在臺灣可能混一官半職，因此文革後省裏突然來人找到老太太的孫子，那時她孫子已經三十多歲了，還是光棍一條，住在村外的一間破草房裏，找到他後，馬上叫村裏給蓋了個瓦房大院，由政府出面從外村找來一個寡婦，領着兩個孩子，這個老兄也算是託了共產黨的「紅福」，從此以後有了個家，又給老太太的立了大碑，把碑埋得大大的，她那孫子領着老婆孩子披麻戴孝跪在那裏給老太太開追悼會（其實老太太是大饑荒那年餓死的）省往下的各級官員都來參加，領導致悼詞，又錄像，又拍照，十里八村的民衆都來圍觀，好一個熱鬧場面，後來我回去老鄉談起此事心中好笑，這真是卑鄙荒唐，後來我突然想到忘了問問老鄉這悼詞是怎麼說的，現在想來，這個邪黨什麼謠都能造，什麼謊都能撒，什麼壞事都能做得出來，這個惡黨殺了這麼多無辜的生命，九泉之下那些無數的冤屈的靈魂，到時候怎能不找它算賬，共產黨要是不滅亡，那真是天理不容啊，衆神決不會再容忍這個人間的敗類再繼續存在下去，同胞們啊，我寫得這些都是血和淚鑄成的事實，這也只不過是寫出了一點點，以後會有人寫的更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