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在四月中旬特别举办了听证会， 以“中国 国家控制的机制及方法”为议题进行了咨询及讨论。

我们做错了

美国国会议员DAVID WU（吴议员）认为，在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解体后，美国社会对中共认识不清。正是这种认识，延续了邪党的继续存在。有委员会成员提出，上个世纪我们击垮了苏共，却马上拥抱了中共，巨大的经济投资使中国在经济上强大起来，而中国在互联网的封锁，媒体的控制，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越来越严重，甚至影响美国对中国报道的新闻导向。

吴议员表示，到了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中共的意识形态渐渐失去了过去的作用，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共产邪恶主义。但是呢，虽然这个东西在东欧瓦解，但是在中国还存在，为什么呢？它利用了经济发展来补充了意识形态的不足，让中国人对共产党的人士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就是对中共认识不清。

中共通过党内传达途径封锁资讯

最近被北大除名的原北大教授焦国标与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 Perry Link 教授也在会上做了报告。

焦国标告诉委员会成员，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明文规定教授不能私自接触境外媒体，我们这里可以想到的所有可能阻隔资讯流通的地方都被阻隔了。 美国和法国一些公司帮助中国建立了封锁网络资讯流通的金盾工程，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努力，让中国民众突破封锁。

委员会成员询问有几位频繁在美国大媒体上被采访的人士是什么角色。焦国标回答说，他们与外交部发言人无异。

普林斯顿大学 Perry Link 教授谈到，中国政府有时造一些假像，让外人感到他们控制的并不严。比如一些著名的学者刘晓波等，常常令他们的文章也能流传到海外，其实这也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手段。现在中国还有一种资讯控制的方式就是党内传达，比如何清莲女士的书，法轮功资讯等，表面上并没有怎么报道，暗地却通过党内传达，禁止出版部门出版。这对于外国人，甚至中国大部份年青人都具有欺骗性。

美国人不是更在意美元

听证会上，两位国会议员，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专署发言人，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突破网络封锁的研究人员向委员会成员作了报告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DAVID WU（吴议员）认为，美国 社会对中共认识不清。

吴议员说，当这些基层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时，这套监控机制就不灵了。就象89民运，由于老百姓心里普遍痛恨腐败，支援学生，那些基层保安人员也大开绿灯，因此才会出现满街畅通无阻的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请愿，声援者。所以中国政府极力封锁网络和自由媒体资讯，强化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中共以前靠老百姓跟政府配合对全社会进行监管，所以才能牢牢的控制住中国的局势，而这种控制在过去是依靠意识形态来进行的，意识形态越牢固，控制得越紧密，这就是为什么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的时候，中共的统治很牢固，文化大革命社会这么乱，中共的统治还是很牢固，因为那个时候的意识形态很牢固。

吴议员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被我们美国人拿来使用了，很多热衷与和中国进行经济投资的人士宣称，只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中国的民主自由就会自动变好。没有什么是自动变好了的，上个世界我们赢得了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斗争的胜利，那时因为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的。这个世纪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关键因素不是技术，不是自动来自贸易交往，而将是无数个人敢于维护正义的勇气。这不管对于中国人，美国人还华盛顿DC的人都是这样。我们美国人从来就不是更在意美元，我们更在意人权。

吴议员批评现行的美国政策一味的偏重与中国进行贸易来往和给予技术协助。事实证明这些都没有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改善。

吴议员说，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改变中国，我们需要做的是提供给中国人民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理念。如果我们这样作了，中国人民将会做好他们想要做的。我希望中国将会出现和平的改革，希望未来的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强大，政治上也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吴议员说，今天的报告也许会让一些人不高兴，自己可能再次成为中国政府不受欢迎的人。但是我为什么当国会议员呢？我们这些可以在这里自由讲话的公民们，有义务说出那些中国人没有自由说出的话。是否能够每天清晨起来看着自己的脸感到问心无愧，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

国会议员Dan Burton也在报告中抨击了中国对新闻媒体及网络的严密控制，对法轮功，宗教界及民主人士的镇压。批评GOOGLE，CISCO等公司在中国封锁自由资讯的协议上屈从的行为。

新唐人电视台在传播九评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唯一一家能向中国大陆广播的，不受邪党控制的电视台，所以它们才如此惧怕，千方百计进行新闻封锁。

对于欧洲卫星公司最近想与新唐人电视台解约事件，Burton议员表示将继续为此事做出努力，确保让中国人民得到自由世界的资讯。

Burton议员说，我将继续支援对中国的资讯开放，尽我所能去改善它。我想这仅仅是时间问题，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个自由的中国。

最终的改变应来自中国内部民众

Perry Link 教授说，中国最终的改变应该来自中国内部的民众。我们需要做的有3点：

1。支援中国内部的记者，律师等对媒体开放的行动。
2。以互联网，电子邮件，广播，电视的方式让中国人民得到真实的资讯。
3。 不断提醒我们自己的政府，媒体，学术界，“中国”不是意味着最高的统治者中共。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3位学者汇报了他们经过一年的观察和试测后的一份研究报告(http: //www.opennetinitiative.net/china)。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管制范围之广，所用技术之先进，堪称世界第一。他们准备向国会提出资助，研制更有力的帮助中国人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