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自由時報記者王寓中3月30日特稿)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團訪問中國，緬懷、謁陵或可稱之，若率言「國共合作」，則宜三思。國民黨不能忘的是，兩岸五十多年來分隔，對照的是兩個制度，對峙的是兩個不同主義的國家，豈只「國」、「共」分合。

在黨、國的分際上，國民黨前主席蔣經國在民國70年10月7日中常會以「痛苦的教訓，莊嚴的使命」發表重要談話時，曾明白點出：這是兩個主義、兩個制度、兩種生活，對中國人爲福爲禍、爲功爲罪的根本差異，但這卻被共匪歪曲成了所謂「國」、「共」兩黨之間的「黨見」、「黨爭」和黨分享的「權利」。當年以黨領政尚有如此認知，今日身爲最大的在野黨，國民黨進出中國，能不慎乎！

從民國13年到38年的25年間，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和共產黨有過兩次「和平共處」的時期，所謂第一次、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共產黨的用詞，兩次和平共處下來，成就了毛澤東口中北伐成功及抗戰的勝利，但卻讓國民黨敗亡中國。


國民黨前主席蔣經國
國共合作「本質」到底是什麼，蔣經國在70年中常會談話講得再清楚不過，他指出，在近60年的歷程中，只有兩次共匪是以僞裝輸誠的姿態，滲入國民革命行列，而終於竊發坐大的事實，「根本就沒有所謂兩黨『合作』之可言」，對於這段國共合作的史實，歷史家或許有不同解讀，但至少對國民黨員而言，總不能忘記血淚慘痛代價換來的「黨訓」吧！

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兩岸隔海對峙，周恩來先在43年拋出「和平解放臺灣」的和戰兩手策略，所謂「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議題，則是兩年後首度由毛澤東的口中說出，「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

中國對臺灣的和戰兩手策略，自此交互使用未曾間斷，61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後，中國在海外發起認同、迴歸、統一攻勢，直至蔣中正、毛澤東相繼去世。


蔣中正，字介石
對於中國的合作、和談，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58年接受日本電視臺訪問時指出，「我們是世界上受到共黨合作痛苦最深、經歷最久的國家」、「可是沈痛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絕對不爲其國家及人民着想的」、「所以我們中華民國與毛賊絕對無合作之可能」。

67年12月16日，美國與中國建交，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三通、四流。70年7月，中國副主席鄧小平向香港明報表示願與國民黨「對等談判」，人大常委葉劍英隨後提出九點方針，揚言要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

70年7月華國鋒提出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合作，蔣經國在同年10月中常會發表嚴肅談話，除了嚴正駁斥根本沒有兩黨合作可言、兩岸對峙非國共之黨爭外，蔣經國明確指出，共產黨的所謂和談，實際只是戰爭的另一種方式，和戰面目不同，而目的則一，「與共匪談判，無異自取滅亡」，他並再一次明確宣示，「絕不與共匪談判」。

民國71年，中國持續發動溫情攻勢，找來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兒子、時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寫了一封被對岸視爲統戰經典文件的「廖承志致函蔣經國」，文中引用魯迅之詩句：「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成爲統戰名言，國民黨則請出當時旅居美國的蔣宋美齡，透過中央社發表「蔣夫人給廖承志的公開信」，信中以長輩訓誡晚輩口吻，要廖承志「幡然來歸，以承父志」、「倘執迷不醒，他日光復大陸，則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願欣賞雪竇風光，亦不必削髮，以淨餘劫。」


抗日期間宋美齡爲將士縫征衣。
73年2月，蔣宋美齡再發表一篇爲勸告鄧穎超信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公開信，嚴斥所謂的國共三次合作，信中指出：「二次慘痛，殷鑑昭昭，一而再之爲已甚，其可三乎？」這段國共兩黨統戰鬥爭的經過或許已進入歷史，但綜觀今日，遑論江丙坤訪問中國，就算他日黨主席連戰親赴中國，一趟中國行就能促成數十載未竟的 「國共第三次合作」嗎？

不要說與現實不符，在中國和談背後「戰爭」本質不變情形下，國民黨扛着「中華民國」名號，難道就比「臺灣共和國」容易和解嗎？中國對臺，無論和、戰，最終目的都是要全面赤化、「解放」臺灣，此目的一日不放棄，莫言國共合，臺灣與中國，要如何談？又怎麼可能合？


廖承志
注：一點內幕

廖承志(1908─1983)廣東惠陽人，是國民黨元老廖仲凱、何香凝之子，出生在日本。是國民黨三大公子之一。

他16歲參加國民黨、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七十五歲的生命歷程中，被共產黨利用到最後一分鐘。他的家庭背景使他在中共統戰工作裏起着中央樞紐的關鍵作用，

1983年，中共內部通知他將爲國家副主席，再蓋個橡皮圖章即可，聞此言廖承志興奮過度而去世，沒有就職，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