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需要對北京這星期趙紫陽的死亡，以及中國當權者對趙的死亡所做出的害怕反應，進行更多的反省。
趙紫陽在80年代開始推行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政策，已經使得中國成爲世界製造業的中心。趙比任何其它領導對現代中國的貢獻更大，然而他的同志卻讓其在禁閉中生活和死亡。
北京當局的恐懼是對這位中國前總理的最大頌詞。趙紫陽死後，他們立即採取嚴厲措施限制新聞，和限制有關趙的死亡和喪事安排的評論，這些說明趙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所爲仍然具重大影響。
在天安門廣場當趙紫陽請求和平和民主的示威者回家時，他啜泣、道歉和表示哀痛。趙知道但沒說他在政治局已失去地位，政治局正在準備調動軍隊進入北京街道執行槍殺的命令，用以禁止民衆繼續公開示威抗議。
當年天安門屠殺後，歐洲激烈地批評中共，並以武器禁運來制裁北京的惡劣行徑。而今天的歐盟卻在巨大的商機誘惑下失去了記憶，德國大臣斯高如得（Gerhard Schroeder）和其他人對有北京簽署的鉅額合同可謂望眼欲穿，而北京則暗示這些合同將是歐洲取消武器禁運的抵押。
西方世界不應該以放棄中國人權作爲「合同」的代價。那會背叛趙的人文主義的遺贈。趙的人文主義生動地活躍在中國，中共政治局緊張的沉默足以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