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49年中共取得統治權之後，大陸幾十年間政治運動始終不斷，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每次政治運動中中共爲了整人，必定要使出兩大殺手鐧，一個是政治強權，另一個就是造假謊言，其中後者又扮演了前者的開路先鋒和辯護者的角色。中共造起假來手段其之嫺熟水平之高，令人不能不爲之嘆服，而這一切歸根結底又都是由中共的造假本性所決定的。只要中共一搞政治運動，必定謊言滿天飛。由於造假有術，又有一整套信息封鎖的嚴密措施，每次政治運動中，上當受騙的也總是大有人在。一旦人們認清了這一點，再回過頭來審視法輪功在今日中國大陸的遭遇，你就會明白，江氏集團關於法輪功的一切宣傳其實都是謊言，他們如此誣陷法輪功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

一、中共政治運動中的造假經典

中共統治大陸的歷史，既是一部典型的政治運動史，也是一部經典的造假謊言史。

從1949年到今天，幾乎每隔一段時間中共就要搞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每搞一次政治運動就要製造一批冤假錯案。如今，絕大多數冤假錯案都平反了，沒平反的只剩極少數。但不管是已經平反的還是沒被平反的，當年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中共都曾給冤案的當事人扣上過一頂頂莫須有的大帽子，而事實業已充分證明，這些帽子無一不是中共用謊言製造出來的，沒有一頂能夠成立。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也僅僅在於，對於那些已經平反的冤假錯案，中共已明確承認了自己的造假事實；而對於那些尚未平反的，他們則仍然還在不同程度的堅持着當年的謊言。

下面列舉的就是這些造假謊言中有代表性的幾例典型。

1、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

在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一案中，中共給高崗、饒漱石扣上了兩頂莫須有的大帽子，一個是「反黨」，另一個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中說，「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以及這一活動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達到頂點的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活動是我國階級鬥爭形勢複雜化和深刻化的反映。在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極大仇視；美帝國主義正在繼續侵佔我國的領土臺灣，並積極利用臺灣和其他軍事基地對我國進行顛覆活動和準備侵略戰爭。在另一方面，國內的反革命殘餘分子和資產階級中堅決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反動分子，隨着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進展，也正在加緊他們的反革命復辟的陰謀。但是我們的敵人知道，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勞動人民中間享有無限的威信，是我們國家的領導力量，只要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地堅持着社會主義事業，敵人的任何進攻就必然遭到徹底的失敗。因此敵人就必然要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的黨，並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中國共產黨的分裂和蛻化上面。這是任何一個具有革命政治常識的共產黨員和黨外愛國分子都能認識的真理。高崗、饒漱石等人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面結成了反黨聯盟，向黨的中央委員會首先是中央政治局舉行進攻，企圖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久經考驗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以便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他們的這種反黨活動無疑是適應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願望。他們實際上已成爲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

其實，高崗、饒漱石都是中共的開國元勳和有功之臣。高崗1926年加入中共，1945年6月當選爲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北滿軍區司令員、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在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當選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饒漱石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6月當選爲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是年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委員。1948年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區政治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建國前後，高崗、饒漱石與劉少奇、周恩來在許多問題上政見不一，加之二人又都是權力慾極強的人，終於演出了一場針對劉、周的奪權之爭。

因此，所謂「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儘管至今未被平反，但許多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爲，他們兩人根本就不是什麼反黨聯盟，而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屢見不鮮的宗派集團；他們所要反對的也不是他們心目中無比偉大的「黨」，而是和他們政見不一，歷史上一直有矛盾的劉少奇、周恩來。作爲堅定的共產黨人，他們當然更不是什麼「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只不過在與劉少奇、周恩來的權力鬥爭中，由於毛澤東偏向了後者，兩人終遭敗北，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2、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

1955年初夏，毛澤東在他親自爲《人民日報》所寫的按語中斷言：胡風等人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爲任務的。」

文革結束後，中共重新審查了胡風一案。1979年1月，胡風被釋放出獄。1980年9月，中共決定撤銷「胡風反革命集團案」。1986年1月，中共公開撤銷了強加於胡風的政治歷史問題方面的不實之詞。1988年6月，中共爲胡風的文藝問題與文藝活動問題平了反，撤銷加在胡風身上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宗派主義等罪名。從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中共爲胡風三次平反，歷時整整7年9個月。

被平反後的胡風在人們的視線中終於恢復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原來，早在30年代初，胡風便在日本便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參加了左翼東京支部。回國後，他跟隨魯迅繼續在左翼文藝工作。在40年代重慶國統區，他從來被視爲進步文藝的重要人物，並長期領導了全國文抗的工作，與周恩來、喬冠華、邵荃麟等共產黨人，都有密切往來。1949年後，他更是由衷的歌頌共產黨和毛澤東。試想，這樣一個典型的左翼人物，怎麼會一下「反黨」，而且還有一個「反黨集團」呢？！

3、所謂「資產階級右派」

1957年4月27日，中共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爲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爲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羣衆向黨提出批評建議。運動開始後，廣大羣衆、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懷着對中共的滿腔熱情，積極響應中共的號召，對中共及其政府的工作以及中共黨員幹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不料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他撰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卻出爾反爾，要求認清階級鬥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爲什麼？》的社論。這篇社論爲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定了性，指出，「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認叫囂要共產黨『下臺』，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着歷史向後倒退，回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從此，中共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所謂反擊右派的鬥爭，在這場運動中全國45萬真心向中共提意見的黨內外人士打成了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絕大多數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此時的中共雖然仍堅持「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並未從根本上徹底否定反右運動，但也不得不承認這場運動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近50萬右派，當年根本就不曾反對過共產黨，反對過社會主義制度，而是「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

4、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

1958年，毛澤東發起三面紅旗運動，實行大躍進、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從四方八面收到生產捷報，形勢一片大好。但一向實事求是的彭德懷卻懷疑實際情況，親身前往地方考察。他回到自己的家鄉烏石鎮彭家圍子，步行數里在田邊數稻稈，又詢問鄉民，發覺地方幹部都虛報產量，「吹得很厲害」！所謂大鍊鋼，是「大兵團作戰」，煉一點鐵，集中了全社人力，丟開農業生產，讓稻穀爛在地裏，甚至拆毀住房，砍伐大片山林作燃料。其後，他又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公社，所見所聞與烏石大隊大同小異。跟着他又去了30年前起義的地方--平江縣。他吃驚地發現當地幹部竟把1957年的高產數字公佈爲1958年的產量．而把1958年較低的產量當作是1957年的，從而向外證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嘆地說：「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9年7月，中共在廬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員認知大躍進之不切實際，地方上已有災情出現，若不糾正，將成災難，但卻無人敢向毛澤東直陳。彭在分組討論會議上已多次直言，列舉地方上報農業生產數字之浮誇，鍊鋼之浪費。但小組工作人員把彭最尖銳的言詞都刪去了。彭爲了人民，不希望大躍進使中國陷於災難，於是單獨再給毛澤東本人寫了一封信作參考，希望毛能注意大躍進的失誤，及時糾正。怎料這封私人信件卻引起毛澤東的雷霆大怒，他把廬山會議延長，把這封「私人信」廣爲印發，讓與會者討論，最後發動對彭的批判，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打成「反黨集團」。1971年，毛澤東又把這定爲中共黨內的第八次路線鬥爭。彭德懷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牽連者更是不計其數。

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是這樣給他們定性的：「以彭德懷同志爲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決議》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信和發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的綱領」，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使「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這就是要害所在。《決議》宣稱：「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且，「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決議》並提出了「揭露這個僞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的任務。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所作的錯誤結論，決定爲彭德懷平反。12月24日，在首都隆重舉行了彭德懷追悼會。當年的「僞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終於恢復了「優秀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領導人」的面目，被讚頌爲 「熱愛黨，熱愛人民」，「作戰勇敢，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嚴於律己，關心羣衆，從不考慮個人得失。」世人感嘆，以上種種，本是彭德懷「四十年如一日」的行爲，爲何到他死後四年才得公認？

5、所謂「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

在大陸政治運動中被打倒的最大的最有名的人物當屬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是中共元老，所謂新中國的開創者之一。他於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歷任黨內重要領導職務，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副主席、國家主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附件《罪證》，將劉少奇定性爲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和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給他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莫須有的大帽子。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決定對劉少奇一案進行復查。複查的結論推翻了文革中強加於劉少奇的所有罪名，據此中共爲劉少奇恢復了名譽。以下是複查結果的主要內容：

（1）原審查報告說，劉少奇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藉口養病」，「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十二月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湖南軍閥趙恆惕親批「斬決」，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條件」，「投降了敵人，背叛了革命」。隨後，「奉趙恆惕的旨意，捧着趙恆惕賞賜的《四書》離開湖南前往廣州，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鑽進黨內來」。據複查，劉少奇一九二五年冬在長沙曾經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從上海潛逃長沙」和投敵叛變的問題。

（2）原審查報告認定，劉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緊要關頭，竊據湖北省總工會祕書長的職位，充當內奸，破壞工人運動。列舉的「罪名」是：１．在「四¨L三」慘案發生後，爲日寇保鏢；２．與汪精衛、陳公博勾結，被指定爲「國民黨中央工人運動小組長」，向敵人獻策調走武漢工會骨幹，解散工人糾察隊；３．爲掩蓋其「內奸面貌」，還演出了一場假逮捕的「苦肉計」；４．在武漢「七ڑ一五」事變前，受汪精衛指使，「躲往廬山」，「繼續進行叛賣勾當」。據複查，這些罪名都與事實不符，或是誣陷，或是虛構，不能成立。

（3）原審查報告說，劉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瀋陽奉天紗廠被捕後，供認自己是滿洲省委書記，出賣了省委領導成員和所屬黨組織，並且向統治階級「積極出謀獻策」，張學良「頗爲讚賞」，因而釋放；由於他提供情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還說他按照敵人旨意，「利用中東路事件配合進行反蘇反共」，等等。經複查，這些「罪名」都是無中生有的僞造。

6、所謂「六四反革命暴亂」

1989 年春夏之交，成千上萬心繫國家、關心改革的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要求反官倒、反腐敗、反特權，得到了全國各界人士和羣衆的廣泛同情與支持，遊行的學生每到一處，沿街羣衆無不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人甚至自動加入遊行隊伍。這場由學生髮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很快發展成全民性的愛國民主運動。但一向視權如命的中共不僅不加以愛護和引導，反而完全站到學生和羣衆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將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誣陷爲莫須有的「反革命暴亂」，並以此爲藉口對運動的參與者不惜進行血腥鎮壓。在這場鎮壓中，所有敢於進行抵制和反抗的正義之士均被打成「反革命暴徒」，連衆多無辜被打死打傷的百姓也同樣蒙冤。

二、中共慣用的四大造假手段

縱觀1949年之後大陸歷次政治運動，中共爲了造假騙人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堪稱古往今來造假騙人的行家裏手和集大成者。以下便是他們最常使用的幾種造假手段。

1、憑主觀臆斷篡改事實歪曲真相

在毛澤東之前，當年中共文藝界的領導給胡風問題定的性不過是「宗派主義小集團」。1955年4月13日，胡風昔日的朋友舒蕪交出了胡風當年寫給他的一些私人信件。很快，這些信件經過整理後，被送呈毛澤東審閱。在看了這些信之後，毛澤東未經任何進一步的調查，便大筆一揮，將胡風問題一下升格成了「反黨反革命集團」。5月13日、24 日、6月10日，《人民日報》分三批刊登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這些材料不是在外張貼的反革命標語、散佈的反革命言論，也不是槍支彈藥、集團綱領、暴亂計劃，而是出自在胡風及其朋友處抄家得來或主動交出的往來信函。毛澤東一一過目，親自編輯，又親自寫了按語。這些按語堪稱是憑個人的主觀臆斷篡改事實歪曲真相從而強加於人的典型。

舉一例子說，1944年5月13日，在重慶的綠原給胡風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已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點在磁器口，15號到差；航委會不去了。

這邊美國人極多，生活或者有點改變。我彷彿真的開始做人了，處世確是不易，正如您說的：赤膊上陣不是我們的戰術。以後，我覺得應該學習一點『陰暗的聰明』(？)，我所畏懼的只是我自己」

對此，毛澤東如是按語道： 「綠原在1944年5月『被調至』『中美合作所』去工
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簡稱，這是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合辦的由美國人替美國人自己也替蔣介石訓練和派遣特務並直接進行恐怖活動的陰森黑暗的特務機關，以殘酷拷打和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而著名。誰能把綠原『調至』這個特務機關去呢？特務機關能夠『調』誰去『工作』呢？這是不言而喻的了。」綠原便被「欽定」爲板上釘釘的「特務」了。

而事實卻是，綠原在復旦大學外文系唸書時，考進了設在校內的譯員訓練班，結業時分配工作，被派去中美合作所。綠原感到震驚和痛苦，便去信給胡風，胡風當即回信：那地方是萬萬去不得的。綠原接信後隨之逃亡，改名換姓落腳在岳池縣一所中學裏。

2、通過搞逼供信製造假口供假材料

所謂「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頂莫須有的大帽子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文革開始後，中共專門成立了劉少奇專案組。調查尚未開始，專案組負責人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係極爲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他明確提出：「要經過鬥爭」，「以政治鬥爭爲主，也要採取一定措施，如鬥爭會、小型專政等。」按照這個指導方針，辦案人員對「知情人」採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爲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範，讓說什麼就說什麼，讓證什麼就證什麼，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須有」手段還要毒辣。

辦案人員對原奉天高等法院檢察處書記官(即記錄員)劉青第的審訊，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裏進行了38次。劉青第本來什麼也不知道，只因專案組對他的身份感興趣，所以成了重點「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劉青第受不住了，說：「我想了，沒想起什麼來，你們是不是把那時候的事寫下來，我籤個字行不?」辦案人員咄咄逼人地說：「你能想起來，你的立場轉變了就會想起來了!」「你打算怎麼辦呀？就打算受處分嗎？」又恫嚇說：「是在這兒常住下去嗎？」「你不說，我們有地方把你擱起來！」在反覆的誘、逼、嚇唬下，劉青第照專案組的指點寫了「交代」，幾經修改，形成「證詞」後，立刻被當作戰果帶回北京。

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後有賈文琦、董仁、熊守成、關慶雲四名「知情人」自殺(均未遂)。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 年12月13日晨5時，在嚴寒的晨光裏，一個被關押在公安廳招待所隔離班的人，突然用刮臉刀片割開了自己的脖頸，頓時鮮血淋漓。他叫關慶雲，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當過代理科長。辦案人員在他家中訊問十幾次沒有結果，就將他關押起來。經過多次審訊，仍然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關慶雲被逼不過，只得一死了之。經過搶救脫險之後，關慶雲血跡未乾，傷口未愈，審訊就又開始了。根據徹查辦主任的授意，辦案人員先向關介紹了1929年的所謂案情，然後讓他自己「交代」。關慶雲欲死不能，不說不饒，被逼無奈，最後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資派，我就證實，哪怕犧牲我自己。」一份劉少奇被捕後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3、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嫁禍於人

如六四後中共將因被軍方自己誤傷等原因致死的士兵說成是被暴徒打死的，許多所謂六四暴徒的「暴行」就是這樣造假造出來的。

據知情人揭露，當年一位被封爲「共和國衛士」的陳姓軍人，是部隊的宣傳幹事，1989年5月22日，他乘坐軍車撤退，羣衆歡呼時陳向學生揮手致意，軍車突然發動，陳當場被摔死，當時各報都做了報道（短消息），但兩天後軍委突然對陳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他也因此成了六四的第一位「衛士」，軍報並開始宣傳他是被羣衆擁擠的人流擠到車輪下的。

另據在澳大利亞留學的前解放軍39軍雷達站上尉站長李曉明透露，六四時他所在高炮團的一名士兵後來被評爲烈士，報紙上說是被羣衆打死的，其實是在駐地時被身邊一位戰士不小心擦槍走火打死的。團裏領導爲了團裏的利益、同時也是爲了這位戰士，將他向上級謊報爲是被暴徒打死的。李曉明說：「往上報說有暴徒開槍把我們的戰士給打死了。實際上不是那麼回事，是我們自己的槍走火了。我能證明。」

4、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羅織罪名

1957年反右運動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一案便是一例典型。

1957 年5月2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應邀前來參加座談會的該校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琦就黨內同志不要脫離羣衆，不要看不起黨外知識分子，黨員幹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等等，給校黨委提了一些批評意見，並語重心長憂心忡忡地簡略闡述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5月26日， 《北京日報》報道了題葛佩琪的這次發言，題目是：《葛佩琪（琦）談黨羣關係》，文中說，工業經濟系講師葛佩琪（琦）的發言引起人們的注意，他認爲「今天的黨羣關係比起1949年差了十萬八千里」，他說「羣衆爲什麼對我們（黨和政府）起惡感呢？因爲我們做的事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好。老百姓的生活沒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產黨」。他甚至提出，現在共產黨工作做得好沒話說，做不好，羣衆就可能打共產黨，殺共產黨的頭，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現在學校領導上總愛說這個公式：大家意見很好，能處理的就處理，不能處理的就解釋清楚。他認爲有錯就應該承認，當不了校長可以自己申請調動，自己造成的錯誤應該請處分。今天不是再用這個公式的時候了。對《北京日報》的這一報道，葛佩琦沒有提出意見。雖然摘發得生硬、不周全，但這和一
些領導人也常愛說的「弄得不好，就會亡黨、亡國、亡頭」的憂黨憂國憂民之情，並沒有本質之不同；而且「羣衆爲什麼對我們有惡感，因爲我們作的事情沒有他們想象的那樣好」，顯然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語氣。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內部刊物《人大週報》的報道，他頓即覺得炸了頭。因爲它斷章取義橫加篡改地說他說了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羣衆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爲共產黨人不爲人民服務。」當天下午，他就面見了學校校長、校黨委副書記聶真，指着《人大週報》的這段話情急氣沖沖地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真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沒有更正，而且風聲鬧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離譜，在6月8日全國正式「反擊右派猖狂進攻」之前就對他展開了「批判揭露」。

6月8日，毛澤東讓《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爲什麼？》的社論，正式吹響了「反擊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對葛佩琦的批判也隨之白熾化──就在同一天《人民日報》的第七版，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教師汪金丁等發言，要跟葛佩琦劃清界限》的長篇報道，其中一段講：葛佩琦說，至今羣衆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羣衆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爲，「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邊，羣衆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這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葛佩琦看過這篇報道後，認爲文中所引他的講話與原話不附，專門給《人民日報》社寫信要求更正。但事後《人民日報》對葛佩琦的這封更正信不但隻字未提，而且對他的批判更加連篇累牘。結果在黨中央喉舌《人民日報》的帶動下，全國大小報刊迅速掀起大批大揭「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地劃成了「極右分子」。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