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与退步

对第一条新闻，海外舆论有很多评论，多数论者认为，尽管中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迟迟没有启动，但相对中共以往动荡、甚至血腥的权力移交历史而言，这次江泽民交出军权毕竟是中共第一次和平移交政权，有其进步意义。

对第二条新闻，海外舆论则是一片谴责之声，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还致函如今党、政、军三权在握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释放赵岩。

如果中国当局的确因为赵岩提供了江泽民辞职的消息而逮捕他，那么，中国最近的政治发展就更具有讽刺意味：中共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了它"和平移交权力"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向世界显示了它漠视新闻自由、甚至违背它自己曾经宣称的"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经人民讨论"之信条的退步。

《纽约时报》已经否认赵岩是该报有关报道的消息来源。不过，退一万步讲，即使赵岩的确是江泽民交出军权这一消息的泄露者，也不过是把几天之后由中国自己的官方媒体正式公布的消息提前"捅"了出去。从这一消息的性质来看，它既不是"军事情报"，也不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而是属于中共十三大所公开承诺的理应"让人民知道"的"重大事情"。

的确，消息传出后不久，有网友在海外网坛上发帖说："公仆因甚上任、何时上任、何时任满、何时交接"，人民均有权事前早知道，这样才"不用靠察颜观色，不用靠打听消息，更不用靠铁板神算。"他质问道："老江的离任消息提前为世人所知，有何机密可言？"

如果说赵岩是否涉嫌"泄密"尚成疑问，那么，十多年前，倒有一位中国同行真的因"泄密罪"而被判了重刑：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香港《快报》抢先发表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后来，中国有关方面"顺藤摸瓜"，逮捕了向《快报》提供江泽民报告讨论稿的一位新华社记者，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将其判了无期徒刑。

什么是"国家机密"呢？在我看来，至少江泽民交出军权这一消息和江泽民的政治报告都不应该成为"国家机密"：江泽民何时辞职，属于理应"让人民知道"的"重大事情"，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则属于理应"经人民讨论"的"重大决策"，至少应该提前公布给全党党员讨论。

喜鹊与乌鸦

的确，世界各国法律均有"泄密罪"、"窃密罪"或相应的罪名。但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国家机密"有严格、明确、具体的法律界定，而且大部分民主国家都订有资讯自由权法，以平衡国家保密法，让人们有权获取政府资料，从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资讯新闻自由。

赵岩被捕消息传出之后，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就马上指出，江泽民是否在四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早已经成为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话题，《纽约时报》的预测和分析也是记者正常的新闻业务，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机密。

而且，按照中国官方传媒自己的说法："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是对党政军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如此有利于中共形象的消息怎么成了如同难以外扬的家丑一样的"国家机密"呢？即使有人提前"捅"了出去，也只能算是提前"报喜"啊，热爱春天的人怎么能够惩罚提前报春的喜鹊呢？

也许，对据称是被迫辞职的江泽民来说，提前泄露此事的人绝对不是报喜的喜鹊，而是报丧的乌鸦，但问题在于，只要这令你不快的消息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国家机密"，而是应该让人民知道的"重大事情"，你也无权惩罚传递不吉利信息的乌鸦。

本着历来"内外有别"的处理原则，中国当局不敢惩罚真正"报丧"的《纽约时报》美籍"乌鸦"，而是逮捕了仍持中国护照的该报助理人员赵岩（甚至在他是否曾经协助"报丧"尚成疑问的情况下逮捕了他），表演了一场给中国媒体看的"杀鸡儆猴"之戏，也表演了一场给外国媒体看的"敲山震虎"之戏。

至少《纽约时报》感到了这种"震撼"：该报国际版主编苏珊·希拉就说，该报担心赵岩被捕一事可能对外国传媒在中国的新闻采访工作产生"寒蝉效应"，她说："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可能妨碍新闻机构执行工作的事发生。"

尽管胡锦涛完全排除了中国"照搬西方式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但"增加透明度"和"加强舆论监督"可是中共自己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并非西方专利。而要实现这两大目标，中共就必须严格分清正常新闻报道和国家机密的法律界限，维系保障公民知情权和保守国家机密这两者之间的恰当平衡，尊重境内外传媒和记者的职业特点和专业劳动，更重要的是，充分认识到传媒工作对其实现上述两大目标的促进作用（而非促退作用），不要再玩什么"惩鹊罚鸦"、"杀鸡儆猴"或"敲山震虎"之类的把戏了。

(BBC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