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外長李肇星針對美英反對北京扼殺香港民主質問道：「在英國統治下，香港沒有民主。英國說什麼了嗎？美國說什麼了嗎？」言外之意，怎麼一到我們中國，你們就喜歡指手畫腳，顯然是別有用心。

喬曉陽和李肇星確實說出了一部分事實：港英政府時期的香港是沒有民主，港人也沒有像迴歸後這樣強烈的民主訴求，但是，這並不等於港人的雙重標準：寬待殖民政府倫敦而苛求祖國政府北京，更不能證明港人不愛國。因爲，喬、李二人只說出了部分事實，而沒有說出的那部分事實，是連香港中學生都知道的常識：1，英國政治和中國政治之間的根本差異；2，迴歸後北京及其港府的惡劣表現。

香港人太知道，港英政府的背後是一個具有悠久的自由法治傳統的民主國家，港督的施政必須受制於母國的憲政體制，對香港的管理決不會亂來，港人儘可以放心自己的權利和自由不會被任意剝奪；而現行港府的背後是一個具有悠久人治獨裁傳統的專制國家，1949年上臺的中共政權更是無法無天，即便是結束了野蠻毛時代的鄧小平，也製造過震驚世界的六四大屠殺，港人對六四劊子手設計的「一國兩制」如何放心？對聽命於中共獨裁意志的欽定特首如何信任？

香港迴歸後，自由政府被獨裁政府代替，傀儡港府對北京惟命是從的拙劣表現，其管理在經濟等方面一塌糊塗，在政治上助紂爲虐，試圖把嚴重損害港人自由的23條立法強加給自由港，如何能讓港人滿意？港人越發覺得欽定特首的不可靠和無能，就越要爭取到由全體港人自己來挑選代理人的民主權利。也就是說，民主政治是港人已經擁有的自由的最有力制度保障，也是防止獨裁權力在香港的濫用的最佳方法，港人才會比較放心。所以，在民主制度建立後是平等參與的選舉政治，而在獨裁政權不準民主的當下香港，在香港的民主化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之前，街頭政治必然成爲港人行使民主權利來反抗專制的主要方式之一。

北京的惡法治港政策，政制改革的主導權，不僅不在港人手中，也不在港府及其立法會手中，而是完全壟斷在中南海的密室之中，致使港人循體制內渠道參與公共政治的權利日漸減少，剛剛出臺的人大決定，幾乎堵死了民間參與的體制內途徑。隨著體制內參與水平的日漸下降和參與權利的日益減少，港人爭取合法參與權利的體制外抗爭，也就必然隨之日益高漲和漸次增加。全世界都已經目睹了這樣的事實：在法治傳統深厚的香港，迴歸後之所以出現街頭政治迅速復興之勢，以至於釀成去年的七．一大遊行，就在於由北京欽定的傀儡港府一直罔顧民意，港人的體制內參政途徑逐漸被收窄甚至被截斷，剩下的有效參與也就唯有街頭政治一途了。

比如，北京明明知道民主派是街頭政治的發動機和組織者，但北京對民主派卻毫無容納的誠意，除了輿論圍剿的抹黑、，就是冷淡拒絕的打壓、甚至連策略性的懷柔都沒有。當那些堅持批評北京獨裁的港人被吊銷了回鄉證之後，當民主派議員接不到北京邀請而只能強行北上且被拒絕入關之後，怎麼可能還指望民主派呆在家裏、坐以待斃？怎麼還好意思指責發動街頭政治的民主派是亂港害中？事實上，亂港的正是昏庸無能的傀儡港府，害中的正是蠻橫霸道的中南海寡頭。

從港人反對23條的客觀效果上看，體制內的諮詢方式對遏制強行立法基本無效，而唯有大規模的體制外街頭政治，港人才能行使自己的參與權利，也才能對獨裁權力的濫用形成某種制約。

2004年5月6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爲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主席

原載：《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