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挺高兴您终于回来了。但是其实这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抓您的时候是按照甚么正式的法律程序做的吗？
张先玲：是，是按照法律程序。就说他出示的证件都是正规的，首先出现的是拘传证，后来发的是拘留证。
记者：他甚么理由呢？
张先玲：他写涉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多少多少条，那个意思就是说涉嫌犯罪或者是涉嫌某个案件吧这样。详细条文我背不下来，一个是他传唤我的传唤证写著是涉嫌叫犯罪嫌疑人，他说是因为根据的是刑诉法第50条。第二次的拘留证他是根据著刑诉法第61条下的是被拘留人，没有说犯罪嫌疑人。
记者：他就是认为您收到一个包裹。
张先玲：对，对。
记者：是您要求别人寄的，还是别人给您寄的？
张先玲：应该说这个事情我事先知道，我事先知道人家要送我们T 恤杉，然后我就同意了，因为如果不同意他不知道我的地址，后来我告诉他我的地址，他就寄给我了。也许我很天真吧！因为我觉得几件T 恤杉嘛！只是做一个纪念，我当时是想他们寄来如果海关觉得不合适，他们就会把它没收掉，就不会给我，我想的太天真了，现在看来我想的太天真了。
张先玲：我觉得这个法律就是比较随意点，因为它并没有一点明文的哪一条，因为根据他提出来的那个所谓违反行为，违反条例吧！一个就是海关法吧！好像。海关法他们就说你寄的是T 恤杉，但是你寄东西这上面写的是毛巾，这个就是货品和货名不符，这一点就是海关法。但是这一点不是我写的，这件事情不应该赖在我身上吧！我并没有叫他写毛巾。再一个就是说「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觉得这个不存在，这条根本不存在。我们收到是几件T 恤杉，为甚么会危害国家安全呢？根本谈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律解释是有随意性的。
我感觉中国政府这样做有点不太明智，因为我认为甚样的事情都应该化解。如果你觉的我们T 恤杉有甚么问题，你可以把T 恤杉没收，来找我们谈谈或怎么样。而且蒋先生刚做完心脏的手术，我先生马上因为心脏要住院。如果你有点人性。你就不应该这样把我们这样抓起来。你说是不是？我们这几个母亲，不是五十件T 恤杉，就是五百件T 恤杉，能动摇政府吗？能危害国家安全吗？不可能的嘛！
记者：但是释放您的时候，有给您甚么样解释呢？
张先玲：没有甚么解释，我觉得他也没有甚么解释，他给我看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本来还可以申请监视拘住的，但是现在考虑到你事情都讲的清楚，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也是相符的，所以就不监视拘住你，就恢复你的自由了。拿句普通话讲就是「抓也有理，放也有理。」
这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吧！我想你如果在大陆待过应该知道这句话！
记者：等于说您以前就经常有这方面的骚扰是吗？
张先玲：我应该说不是很多。丁子霖她遇到的事情比我多的多。这样抓起我来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以前就是只是或者是我要到哪去，他跟著我，或者是我要去祭扫他头一天告诉我不要去，我说坚持要去的话，他们也同意，或者是跟监警车这种事情是会有的。像这样的还没有，第一次。丁子霖至少是第二次的吧！她在社会监管也关了45天。
记者：今天是王楠的生日吧！在家里有甚么纪念吗？
张先玲：我们早上去，因为每年的惯例我们3日的早晨就要去万安公墓。因为王楠的骨灰放在万安公墓，我们就在万安公墓祭扫他，今天我们还照例还是去了，给他祭扫了一下。然后买了一点鲜花，这样子。回来以后当然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天性，每到这个时候心情就是非常的不能平静。因为从他出生时候的情况都历历在目，所以我想起来心里非常的不好受。同时我也想到不是我一个人遭遇到这样的噩运，有那么多的妈妈们，父亲们，或者是妻子们、丈夫们都在为自己的亲人随时随地，随著时间虽然冲淡，但心情是一样，都在痛嘛！
  王楠档案照。(大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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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听别人说他每天中午几乎都去照相，他很喜欢照相，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六月三号的晚上，他就带了照相机，骑了自行车，穿了一身军服，带了一个别人放在我们家的一个头盔，就骑车往天安门去了，他出去之后我想了想他走的路线，大约是从北海后门那条线，从北长街，然后往南长街走，因为他死在南长街的南口，当时如果从天安门走是肯定过不去的，他可能是从后海那边走过去的，可能从北海前门吧，到北长街，然后从北长街，穿过南长街到天安门去照相，因为他走之前曾经跟同学打过一个电话，他说我要去记录历史的真实镜头，因为他在十点半钟曾经问我一句，他说妈妈你说会开枪吗？我说不会开枪的，我说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但是我说你不要出去，外边也很危险，他说你放心我不出去，没想到他还是出去了，然后他带上照相机，戴上头盔，就骑车到了南长街南口。
后来经过我找了一些目击的人告诉我，当时戒严部队打枪过来的时候，他跑出去照相，就被打倒了，打倒之后群众拥上去要救他，但是戒严部队就不准就说他是暴徒，谁要是上来救他我们就把谁打死，结果群众也没办法，只好后退了，这个时候从南长街的北口来了救护车，这些救护车想要开到南长街以外去长安街上救人，但是也是不准出去，车上的医生就下来跟戒严部队交涉，说我们是医生，我们要去救伤援，戒严部队说不准走到长安街上去，不准出去，这样他们只好来了两次救护车，都是交涉不成，都从南长街的北口退回去了，这样长安街上受伤的人们就得不到救助。
后来我的孩子是从西单一路那边有几个医学院的学生，他们跟在戒严部队后面不知道怎么样能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帮我的孩子包扎了伤口，他摸他的胸口还有点体温，看到他有个学生证，是他当时在花园村中学就读时旧的学生证，他一看他是个中学生，而且当时那个学生证还写著年龄只有17岁，事实上当时他已经19岁了，他拿的是前两年的学生证，那个医生一看说他还很小，希望把他抬出去抢救，当时那个戒严部队就不准他抢救，说不准抬出去抢救，你要救就就地救，那当然就不活罗，后来到凌晨3点多钟他去世以后，那些医学院的学生说他已经去世了，我们是不是把他抬出去，好让他家里的人来认领，结果戒严部队说不准抬出去，那么他们就只好守他到了早上6点天亮了，戒严部队就赶他们走了，他们就只好放下他，除了王楠之外还有一些尸体吧，他们就放下了，除了王楠还有两个尸体，他们就放下这三具尸体，他们医学生就走了。
有一个学生就到外边就给学校打个电话，这样我们家后来才知道王楠的死讯。事实上找到他的尸体，是在十几天以后，在14号才找到他的尸体，他的尸体在当时在护国寺中医医院通知我们去认了，结果他那个尸体当时中医医院告诉我们是从天安门旁边有个二十八中学，从二十八中学墙外给挖出来的，他那个坑里面当时埋了三个人，因为他穿了军服以为他是戒严部队，所以就把他拿到医院去了，那些人大概就是烧掉了吧，因为身上没有证件，不知道他们是甚么人，后来王楠是到了那边医院之后，查了几次证明他不是真正的现役军人，就通知了学校，学校通知了我们家，我们在14号才晓得他的死讯。唉，我说，要不是说我的孩子的尸体从天安门旁边的二十八中学挖出来的话，我根本都不会相信在天安门埋人，不要说别人，我也不会相信，但是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毕竟埋了那么多人，但是他穿了军服，我们找到了他的尸体，后来别人还给了我一张他从土里挖出来时候的照片，那真是惨不忍睹，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起码有一个星期都睡不著觉。一个好好的孩子，我觉得你怎么样都可以，不应该把他打死，而且打伤之后还不让救，死了之后还不让抬出来，最后给他埋了，埋了还不只他一个人，所以在我们寻访的人里面，有13个人到现在都没找到尸体，可能都是在附近埋了的，然后烧掉，或者是怎么样的。
张先玲：就是两军打仗，也不能不救伤援，救护车都来了，就是不让救，这还有一点人性吗你说，人家已经死了，你还不让抬到医院去，还要给他埋了，我有这方面很详细的材料，我写过一封很详细的材料，寄给我一个亲戚看，我好像在网上还看到过这个文章，写的比较详细。那么前前后后事情我都写的比较详细。唉，我都说不下去了，我以前说这些事的时候很悲伤，真是眼泪都哭干了，因为我孩子当时找到尸体的时候，头上有一圈绷带，我想肯定有人救过他，然后他曾经就读过的花园村中学，他那个学生证不是花园村中学的吗，花园村中学有个老师告诉我说，他们学校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有个人曾经通知他们学校说有个学生叫王楠，学号是多少，他在几点几分受伤，几点几分死去了，我当时就想，他的学号很长，居然这个人能背下他的学号来，说明他看见过这个学生证，或者学生证就在他那里。
后来我就打听这个人，终于打听到这个人了，这个人到我家来了，把学生证，小楠身上带的车钥匙，还有其他的都给我送来了，他也把当时的情况跟我详细的说了，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戒严部队不让救，不让抬出尸体来呢，都是他亲口跟我讲的，但是现在中国国内这种情况，我也不可能把这些人的名字说出来，即使说出来也是害了人家，我也不能说。但是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站出来作证的。但是现在中国国内的情况，我也不可能把这些的名字说出来，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站出来作证的。我有一段时间都快疯了，但后来理智的想，我不能疯也不能把眼睛哭瞎了，我还要把事情弄清楚，后来就找到了现场目击者，也找到了救我儿子的医生，也找到了埋他的线索。再后来的半年时间把事情厘清楚，在这期间认识了丁子霖，我们两人就极力的找当时死难的人 。
记者：而且从我们海外读者的角度，有一个最大希望就是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重演了。
张先玲：是啊，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事情恐怕要再重演也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说这桩事情不搞清楚，没有一个法律的形式来把它固定下来的话，这个东西也很难保住再重演。尽管我感觉这种事情重演的可能性不大的，但是总是还需要把事情分清，要有一个法律性的约束，这样子的话才不会重演。
「六四」这个事情重演可能性恐怕不好说，我认为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但是抓人这种事情这个恐怕可能性是很多的。
记者：在海外现在对您和天安门母亲有一个诺贝尔奖的提名。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林培瑞先生，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信，你要是没有机会上网，我读给你听听好吗？一页左右，您愿意听听吗？
张先玲：好的。
（记者读「天安门母亲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书」，全文见附件）
张先玲：他这个中国的东西写的太好了，这个是他自己写的还是中国人帮他的我不知道，我想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今天我国外有一个亲戚给我打电话，他也提到这个人他写的这篇文章，但是他没念给我听，那可能是他自己写的，写的真的非常好，外国人能把中国文化写的这样真是不容易。
记者：诺贝尔和平奖是这样的，有关的教授、政治家有权利提，而这个提名是自愿的，这是通过提名以后，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他再行严评。达赖喇嘛是他们评过的，然后呢，前二年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一种是提名他个人，一种是提名他和他学员，因为他不叫组织，就是他和他的炼功人，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因为非暴力，非常和平的。他们在人权会议期间，中国刚交完人权白皮书就发生这件事情，抓您三个人... ...
张先玲：太傻了，我说。
张先玲：有一个人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对的，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可能被一些有名的小人跟有利小人蒙了眼睛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了，所以我才站起来为我的孩子争取一个正义，愈来愈擦亮我的眼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我也不知道为甚么，他要把我抓起来，在我看起来这个事情很简单很普通，如果这个是他们不准许的，那你就不要给我好了，海关扣起来就是了，然后你可以来问我一些甚么事情的，你为甚么把我们抓起来呢，我真的感到很因惑。
张先玲：其实我们已经再三提出来，希望慢慢解决问题。我们并不提倡任何暴力、破坏社会稳定，这对解决问题一点都不利。我跟丁子霖老师还有其他的天安门母亲一直都认同我们这个群体之下做到合法、公开和独立，然后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要作秀，我们也不想炒作，这是我们一直循式的一种原则，但是我不知道有时候这个合法性真的是很困难。
记者：当你与丁子霖找到难属，听到的一些事情时候心情一定很不平静的。
张先玲：那是当然的了，肯定是这样的。每次听到一个人都是感觉很伤心的。同时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当我寻找到一些其他的像我一样情况的人的时候，我也感到为他痛苦。我不知道在那里看过一句话说，分担别人的痛苦就是减轻自己的痛苦。我在寻访的过程中我就有这种体会。就是找到更多人之后我的心、我的痛苦还是有。但是我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我感到有很多人都跟我这样不幸的命运。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的寻找，然后我们应该努力的认识这些人。
在我们没找到他们之前，他们都非常压抑，因为他们不可能跟很多人来说这些事。现在好多了。以前好像就是都不能说似的，说了好像，怎么说呢，也怕别人歧视，现在好多了。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有些人都是痛哭流涕的说我多少年压在心里的痛苦能够跟你们来谈，有共同的语言来交流。有个85岁左右的老嬷嬷吧，她原来总是在心中感到非常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痛苦，总是怨恨自己的命运为甚么这么不好，后来我找到她之后，她就是说不是我的命不好，而是许多事情作的太不对了。然后她现在也是跟我们很好的交流，而且之前她也是天安门母亲的因缘。
记者：天安门母亲寻找难属的工作，您和其他的母亲打算还继续作下去吧？
张先玲：那当然的了，一定会作下去的。这次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我当时在看守所里我真的心里很著急。因为我的先生正好在我抓起来第二天要去住院，因为他心脏有病，我非常非常地担心，因为他身体不好，脾气也太不好，我在看守所非常非常地担心这个事。再一个我也非常非常担心天安门母亲的其他人们。我不知道他们对这种突发的我跟丁子霖都抓起来，黄金平我们三个人都同时抓起来的，他们会急到甚么程度？他们会怎么样，我非常非常的不放心。心里很惦记著，我出来以后，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我心里觉得非常高兴，我们天安门母亲是打不垮的，不要说关了我们六天，就是关了我们六个月、六年，这个事情还是会继续进行下去的。
记者：蒋彦永医生他提案以后，外面确实证实了当初六四使用的是国际上已经禁止使用的炸弹，这在两军交锋都不允许的。可是现在是对自己的老百姓，对无辜的学生去要求，仅仅只因为求这个反腐败。而且这种诉求就是一种震惊，后来您这儿又发过这个六四的光盘，然后发起了这个群葬，群葬说白了就是要毁尸灭迹。这是属于一些暴政和独裁的最大特点。在国际上审判的这几个不管是阿根廷、古巴，这都属于这一边的。这种情况他做这些事对自己对这些他的政敌讲六四呢。这些人没有过高的政治诉求，对这些人使用这些方法，在外觉得这是我的国家吗？这真是我当初认识的我的祖国吗？
张先玲：这是五千年文化的国家吗？
张先玲：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母亲吧！永远不会忘记这种作为一个母亲心态，您能够理解。
记者：您觉得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没有权没有势的普通中国人，能帮您为这些母亲做些甚么？
张先玲：我想现在普通的中国人也有人在做。有的人给我们提供线索，他知道甚么地方有人死了，或是甚么地方有人受伤了，他来告诉我们，我们去找他去了解情况。我们的目的是核对事实。因为常常会有传闻。我妈妈常说：『话传三口神仙变黄狗』。你说某某人被打死了，他是不是被打死的？是不是被戒严部队打死的？是不是在六四中打死的？他是不是个普通的百姓或者是暴徒？我们要核对，希望有普通人愿意帮我们。
再者是捐款，难属里面有很多人虽然不到衣食不周，但是确实很困难。在北京有一个农村妇女丈夫被打死了，她独自带著两个孩子很困难，真是家徒四壁，丁子霖当时去看她的时候就哭了，还有这么困难的人。所以如果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捐款十元、八元不嫌少，一万、二万不嫌多，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纯粹是人道捐款，国内也有人捐款，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捐赠行列及提供线索者的行列来。
记者：那如果是跟您联系或者是捐款，通过甚么渠道给您呢？
张先玲：可以跟丁子霖联系，在国内很多人知道我的电话，如果是国际上的话就不要公开我的电话了。
记者：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国内的情况，我们这些在外的华人还能做一些甚么？
张先玲：我希望你们能关心支持我们就很好了。
记者：就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代表我们的读者非常非常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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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林培瑞天安门母亲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书
尊敬的诺贝尔和平委员会：
您各位肯定记得十五年前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大概不需要我提醒。中国政府开抢打死了几百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然后颠倒是非，把凶手说成人民英雄，把死者说成暴徒和社会渣子。在后来的十五年里一步一步的施行方励之教授称之为共产党的遗忘术。屠杀变成事件，事件减为风波，然后风波慢慢在忆海中消失。
当年为甚么要杀人，又为甚么杀了以后的十五年里不愿意人们提起，这两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权」，一党专政的权。但政府后来发现比起杀人来说，杀记忆并不容易。十五年来许多中国老百姓没有忘记「六四」的屠杀和污辱，政府的领导人也深知这一点，否则不会对「六四」的问题有那么快的，那么敏感的反应，不会在「六四」的十五周年的足足两个月以前突然逮捕三位无辜的中国妇女。没错，三月二十八号分别在无锡郊外和在北京市丁子霖，张先玲和黄金平女士被捕了，家也查抄了，说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但实际的理由是这三位的不肯遗忘。
1989年六月四日中国解放军开枪杀了丁子霖的儿子，张先玲的儿子和黄金平的丈夫。后来这三位创办了「天安门母亲」，目的和宗旨是鼓励和支持其他的「六四」受害者和家属。这三位是勇敢的见证人还是危害安全份子，共产党的答复是把他们关起来。我很肯切的、认真的向各位提出要求，考虑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这几位妇女之所作所为，给「六四」受害者的家属雪里送炭，这是别人无法给或不敢给的难得安慰。但「天安门母亲」的意义还比这一层深许多，他们的榜样能对全中国起几种深远的好作用。一是不怕说真话。在中国的「枪打出头鸟」的政治文化里，人人都不愿意在敏感问题上公开的说心里话，但一旦有人挺身而出，以后大家的真言实语就越来越容易说了。二是「天安门母亲」的价值观的具体内容「真理」和「母爱」。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里，公共道德的严重下滑已经变成众所周知的事了，传统美德早就摧毁得差不多了，社会主义的漂亮口号为人民服务等等也早就彻底落空了，导致了一种全面性的价值真空。后来江和邓时代发财第一的心理来了，金钱和自私填补了价值真空，几乎全中国向钱看了，我骗你、你宰我、争先恐后、纸醉金迷，只有天真人才相信道德。亲爱的诺贝尔委员们：这不是中国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祸。中国文化最深的根子还是追求道德的，今天的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是有不可磨灭的道德追求。法轮功提出了「真、善、忍」，基督教、道教和佛教也复活了，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些都很难成为现在中国的主流道德。「天安门母亲」也间接提出了很重要的价值观。自己的孩子死了，想想吧！世界上有没有比死了孩子更痛苦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同吗？古代和现代不同吗？有没有比母爱更普遍，更永恒，更深切的价值观。想起唐代孟郊的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有没有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文化能够不理解或不同情这句话，连共产党都会同意这句话，只是在母爱和权利之间，还是会珍惜后者。
「天安门母亲」已经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已经密密缝过自己孩子的衣服，已经看见过孩子迟迟不归，已经对暴力的政权的谎言提出了他们的和平的挑战，为了自己的同胞表明了说真话的价值，还给中国以及全球的人类提醒了母爱这个普遍价值的无穷可贵，由衷的希望他们能够得奖。
林培瑞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