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者提到外界輿論譴責中共當局的拘捕行爲時，她表示：
張先玲：不應該抓嘛！不應該抓我嘛！什麼道理嘛！我也跟他們講，我說你有什麼問題，你覺得T 恤衫不合適你就不要，你把他扣起來就完了嘛！是不是。
紅峯：今天是王楠的生日吧！
張先玲：對，是。
紅峯：在家裏有什麼紀念嗎？
張先玲：我們早上去，因爲每年的慣例就是我們4月3日的早晨就要去萬安公墓，因爲王楠的骨灰放在萬安公墓。我們就在萬安公墓去祭掃他，今天我們還照例還是去了，去了給他祭掃了一下，買了一點鮮花，這樣子。回來以後當然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這種東西就是一種天性，每到這個時候心情就是非常的不能平靜。因爲從他出生時候的情況我都歷歷在目，所以我想起來心裏非常的不好受。同時我也想到不是我一個人遭遇到這樣的噩運，有那麼多的媽媽們，父親們，或者是妻子們、丈夫們都在爲自己的親人隨時隨地，時間雖然沖淡，心情是一樣，都在痛嘛！
紅峯：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講，我還有一個最大希望就是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能重演了。
張先玲：是啊，但是我現在覺得這樣的事情恐怕要再重演也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如果說這樁事情不搞清楚，沒有一個法律的形式來把它固定下來的話，這個東西也很難保住再重演。抓人這種事情這個恐怕可能性是很多的。
平時警察的騷擾是家常便飯，拘捕卻是頭一次。
紅峯：等於說您以前就經常有這方面的騷擾是嗎？
張先玲：我應該說不是很多。丁子霖她遇到的事情比我多的多。這樣抓起我來還是第一次，從來沒有過。以前就是隻是或者是我要到哪去，他跟著我，或者是我要去祭掃他頭一天告訴我不要去，我說堅持要去的話，他們也同意，或者是跟監警車，這種事情是會有的。像這樣的還沒有，第一次。丁子霖至少是第二次的吧！她在社會的監管也關了45天。
紅峯：但是他們抓您的時候有什麼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做的嗎？
張先玲：是，是按照法律程序。就說他出示的證件都是正規的，首先出現的是拘傳證，後來發的是拘留證。
紅峯：什麼理由呢？
張先玲：他寫涉嫌就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多少多少條，那個意思就是說涉嫌犯罪或者是涉嫌某個案件吧這樣。詳細條文我背不下來，一個是他傳喚我的傳喚證寫著是涉嫌叫犯罪嫌疑人，他說是因爲根據的是刑訴法第50條。第二次的拘留證他是根據著刑訴法第61條，下邊是被拘留人，沒有說犯罪嫌疑人。
紅峯：他就是認爲您收到一個包裹。
張先玲：對，對。
紅峯：是您要求給您寄的，還是別人給您寄的？
張先玲：應該說這個事情我事先知道，我事先知道人家要送我們T 恤衫，然後我就同意了，因爲如果不同意他不知道我的地址，後來我告訴他我的地址，他就寄給我了。也許我很天真吧！我很天真，因爲我覺得幾件T 恤衫嘛！只是做一個紀念，我當時是想他們寄來如果海關覺得不合適，他們就會把它沒收掉，就不會給我，我想的太天真了，現在看來我想的太天真了。
張先玲女士認爲這個法律是可以隨便解釋的，幾件T 恤衫又能危害國傢什麼安全呢？
張先玲：我覺得這個法律就是比較隨意解釋的，因爲它並沒有一點明文的哪一條，因爲根據他提出來的那個所謂違法行爲，違反條例吧，一個就是海關法吧！好像。海關法他們就說你寄的是T 恤衫，但是你寄東西的上面寫的是毛巾，這個就是貨品和貨名不符，這一點就是在海關法。但是這一點這不是我寫的，這件事情不應該賴在我身上吧！我並沒有叫他寫毛巾。再一個就是說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我覺得這個不存在，這條根本不存在。我們收到是幾件T 恤衫，爲什麼會危害國家安全呢？根本談不到的事情。
紅峯：但是釋放您的時候，有給您什麼樣解釋呢？
張先玲：沒有什麼解釋，我覺得他也沒有什麼解釋，他給我看的一個意思就是說本來還可以申請監視居住的，但是現在考慮到你就是說事情都講的清楚，跟我們掌握的情況也是相符的，所以就不監視居住你，就恢復你的自由了。拿句普通話講就是「抓也有理，放也有理。」這叫做：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吧！
在告之他們被拘捕後，海內外民主人士要求釋放的呼聲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文教授林培瑞爲「天安門母親」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時，張先玲女士表示：
張先玲：我是一個普通的母親，只因爲我的孩子沒有了，所以我才站起來爲我的孩子爭取一個正義，然後越來越擦亮我的眼睛，就是這樣子的。
張先玲女士並再次強調：
張先玲：其實我想我們已經再三提出來，我們希望對話，希望慢慢的解決問題，我們並不任何其他什麼暴力、什麼破壞社會穩定，這些對解決問題一點都不利。我跟丁子霖老師還有其他天安門母親都認同這個，我們羣體必須要做到合法、公開和獨立，我們是要解決問題，我們不是要作秀，我們也不想炒作，這是我們一直行事的一種原則，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合法性有時候真的是很困難。
紅峯：我想問一下，我不知道您還願不願意跟我們再說一下當年您的兒子王楠整個的情況過程嗎？
張先玲：唉，我怎麼說呢，我每次說起來心裏都會很難受，我大概的跟你講一下吧。他是一箇中學生，19歲，是月壇中學的學生，在學生運動開始的時候他並不是很懂的甚麼的，因爲他不太熱衷，後來因爲他騎車上學的路上，那時候我家住在紫竹院，他到月壇上學，他每天騎車要騎半個多小時的路，自行車路上會遇到一些大學生，他很自然的就跟這些大學生們聊一些天安門的情況，然後慢慢他就熱衷起來的。
後來我聽別人說他每天中午幾乎都去照相，他很喜歡照相，結果就在那天晚上，六月三號的晚上，他就帶了照相機，騎了自行車，穿了一身軍服，帶了一個別人放在我們家的一個頭盔，就騎車往天安門去了，他出去之後我想了想他走的路線，大約是從北海後門那條線，從北長街，然後往南長街走，因爲他死在南長街的南口，當時如果從天安門走是肯定過不去的，他可能是從後海那邊走過去的，可能從北海前門吧，到北長街，然後從北長街，穿過南長街到天安門去照相，因爲他走之前曾經跟同學打過一個電話，他說我要去記錄歷史的真實鏡頭，因爲他在十點半鐘曾經問我一句，他說媽媽你說會開槍嗎？我說不會開槍的，我說四人幫的時候都沒有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但是我說你不要出去，外邊也很危險，他說你放心我不出去，沒想到他還是出去了，然後他帶上照相機，戴上頭盔，就騎車到了南長街南口。
後來經過我找了一些目擊的人告訴我，當時戒嚴部隊打槍過來的時候，他跑出去照相，就被打倒了，打倒之後羣衆擁上去要救他，但是戒嚴部隊就不準就說他是暴徒，誰要是上來救他我們就把誰打死，結果羣衆也沒辦法，只好後退了，這個時候從南長街的北口來了救護車，這些救護車想要開到南長街以外去長安街上救人，但是也是不準出去，車上的醫生就下來跟戒嚴部隊交涉，說我們是醫生，我們要去救傷員，戒嚴部隊說不準走到長安街上去，不準出去，這樣他們就只好來了兩次救護車，都是交涉不成，都從南長街的北口退回去了，這樣長安街上受傷的人們就得不到救助。
後來我的孩子是因爲從西單一路那邊有幾個醫學院的學生，他們跟在戒嚴部隊後面不知道怎麼樣能到了那個地方，然後他們幫我的孩子包紮了傷口，他摸他的胸口還有點體溫，看到他有個學生證，是他當時在花園村中學借讀時候舊的學生證，他一看他是個中學生，而且當時那個學生證還寫著年齡只有17歲，事實上當時他已經19歲了，他拿的是前兩年的學生證，那個醫生一看就說他還很小，希望把他擡出去搶救，當時那個戒嚴部隊就不准他搶救，說不準擡出去搶救，你要救就就地救，那當然救不活羅，後來到3點多鐘他去世了。
凌晨3點多他去世以後，那些醫學院的學生說他已經去世了，我們是不是把他擡出去，好讓他家裏的人來認領，結果戒嚴部隊說不準擡出去，那麼他們就只好守他到了早上6點天亮了，戒嚴部隊就趕他們走了，他們就只好放下他，除了王楠之外還有一些屍體吧，他們就放下了，在王楠還有兩個屍體，他們就放下這三具屍體，他們醫學生就走了。
有一個學生就到外邊就給學校打個電話，這樣我們家後來才知道王楠的死訊。事實上找到他的屍體，是在十幾天以後，在14號才找到他的屍體，他的屍體在當時在護國寺中醫醫院通知我們去認了，結果他那個屍體當時中醫醫院的人告訴我們是從天安門旁邊有個二十八中學，從二十八中學牆外給挖出來的，他那個坑裏面當時埋了三個人，因爲他穿了軍服以爲他是戒嚴部隊，所以就把他拉到醫院去了，那些人大概就是燒掉了吧，因爲身上沒有證件，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後來王楠屍體到了那邊醫院之後，查了幾次證明他不是真正的現役軍人，就通知了學校，學校通知了我們家，我們在14號才找到他的屍體。
唉，我說，要不是說我的孩子的屍體從天安門旁邊的二十八中學挖出來的話，我根本都不會相信在天安門埋人，不要說別人，我也不會相信，但是這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畢竟埋了那麼多人，但是他穿了軍服，我們找到了他的屍體，後來別人還給了我一張他從土裏挖出來時候的照片，那真是慘不忍睹，我第一次看到那個照片的時候，起碼有一個星期都睡不著覺。一個好好的孩子，我覺得你怎麼樣都可以，不應該把他打死，而且打傷之後還不讓救，死了之後還不讓擡出來，最後給他埋了，埋了還不只他一個人，所以在我們尋訪的人裏面，有13個人到現在都沒找到屍體，這個都可能都是在附近埋了的，然後燒掉，或者是怎麼樣的。
記者轉告張女士，蔣彥永醫生在要求爲「六四」正名的信中指出，中共「六四」開槍時使用了國際禁用的開花彈以及羣葬是國際審判暴政、獨裁的依據之一。張女士反問：這是五千年文化的國家嗎？
張先玲：就是兩軍打仗，也不能不救傷員，救護車都來了，就是不讓救，這還有一點人性嗎你說說。人家已經死了，你還不讓抬到醫院去，還要給他埋了。唉，我都說不下去了，我以前說這些事的時候很悲傷，真是眼淚都哭乾了，因爲我孩子當時找到屍體的時候，頭上有一圈繃帶，我想肯定有人救過他，然後他曾經借讀過的花園村中學，他那個學生證不是花園村中學的嗎，花園村中學有個老師告訴我說，他們學校曾經接到過一個電話，有個人通知他們學校說你們學校有一個學生叫王楠，學號是多少，他在幾點幾分受傷，幾點幾分死去了，我當時就想，他的學號很長，居然這個人能背下他的學號來，說明他看見過這個學生證，或者學生證就在他那裏。
後來我就打聽這個人，終於打聽到這個人了，這個人到我家來了，把學生證，小楠身上帶的車鑰匙，還有一些其他的都給我送來了，他也把當時的情況跟我詳細的說了，要不然我怎麼知道戒嚴部隊不讓救，不讓擡出屍體來呢，都是他親口跟我講的。
張先玲：事情發生了以後我花了很長時間，開始的時候當然我很受不了，人真是要瘋了。之後我想來想去，我相信我這個人還比較理智，我想我不能瘋，我也不能把眼睛哭瞎了，我還要找找我的孩子到底怎麼回事，把他的事情弄清楚，後來我就開始找，就找到了他當場擊倒了之後的目擊者，也找到了救他的醫生，也找到了一個就是關於埋我兒子的線索。再後來大概有半年多的時間把這個事情搞清楚了，在這期間我也認識了丁子霖，我們兩人就執力來尋找當時死難的人，大體就是這樣。
記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文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先生，在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信中說，「這幾位婦女之所作所爲，給「六四」受害者的家屬雪裏送炭，這是別人無法給或不敢給的難得安慰。」
張先玲：當我尋找到一些其他的像我一樣情況的人的時候，我也感到爲他痛苦。同時，我不知道在那裏看過一句話說，分擔別人的痛苦就是減輕自己的痛苦。我在尋訪的過程中我就有這種體會。就是找到很多人之後我的心、我的痛苦還是有。但是跟從前不一樣了。我感到有很多人都跟我這樣不幸的命運，所以我們更應該努力的尋找，然後我們應該努力的認識這些人。
在我們沒找到他們之前，他們都非常壓抑，因爲他們不可能跟很多人來說這個事。現在好多了。以前好像這事都不能說似的，說了好像，怎麼說呢，也怕別人會歧視或者怎麼樣，現在好多了。當我們找到他的時候，有些人都是痛哭流涕的說我多少年壓在心裏的痛苦能夠跟你們來談，有共同的語言來交流。有個80幾歲左右的老嬤嬤吧，她原來總是在心中感到非常非常的壓抑、非常的痛苦，總是怨恨自己的命運怎麼這麼不好，後來我找到她之後，她就說不是我的命不好，而是這樁事情作的太不對了。然後她現在也是跟我們很好的交流，而且之前她也是天安門母親的一員。
記者：林培瑞先生在信中還談到，「天安門母親」的意義還比這一層深許多，他們的榜樣能對全中國起幾種深遠的好作用。一是不怕說真話。在中國的「槍打出頭鳥」的政治文化裏，人人都不願意在敏感問題上公開的說心裏話，但一旦有人挺身而出，以後大家的真言實語就越來越容易說了。二是「天安門母親」的價值觀的具體內容「真理」和「母愛」。
在毛澤東時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里，公共道德的嚴重下滑已經變成衆所周知的事兒了，傳統美德早就摧毀得差不多了，社會主義的漂亮口號，爲人民服務等等，也早就徹底落空了，導致了一種全面性的價值真空。後來江和鄧時代發財第一的心理來了，金錢和自私填補了價值真空，幾乎全中國向錢看了，我騙你、你宰我、爭先恐後、紙醉金迷，只有天真的人才相信道德。親愛的諾貝爾委員們：這不是中國文化，這是中國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禍。中國文化最深的根子還是追求道德的，今天的中國人的骨子裏還是有不可磨滅的道德追求。法輪功提出了「真、善、忍」，基督教、道教和佛教也復活了。
張先玲：我也是認爲人最起碼的底線就是要說真話，除了特殊情況之外，人就應該說真話。尤其對不好的事情應該說真話，這樣不好的事情才會沒有，才會越來越少，如果都把不好的事情說成好事，那不就是糟糕了。中國吃這種說假話的虧還少嗎？不能再說假話了，再說假話中華民族就完蛋了。
紅峯：天安門母親尋找難屬的工作，您和其他的母親打算還繼續作下去吧？
張先玲：那當然，一定會作下去的。這次我們被抓起來之後，我當時在看守所裏我真的心裏很著急。因爲我的先生正好在我抓起來第二天要去住院，因爲他心臟有病，我非常非常的擔心，因爲他身體不好，脾氣也太不好，我在看守所非常非常的擔心這個事。再一個我也非常非常擔心天安門母親的其他人們。我不知道他們對這種突發的我跟丁子霖都抓起來，黃金平我們三個人都同時抓起來的，他們會急到甚麼程度？他們會怎麼樣，我非常非常的不放心。心裏很惦記著，我出來以後，我了解了一些情況，我心裏覺得非常高興，我覺得我們天安門母親真的是打不垮。不要說關了我們六天，就是關了我們六個月、六年，這個事情還是會繼續進行下去的。
記者：對於中共的拘捕和抄家，張女士表示：
張先玲：我覺得中國政府這樣做事情實在是有點不太明智，因爲我認爲甚樣的事情都應該化解。如果你真的覺的我們這些T 恤衫上面有些甚麼問題的話，你可以把T 恤衫沒收，然後來找我們談談或是怎麼樣。而且蔣先生剛剛做完心臟的手術，我的先生馬上因爲心臟要住院。在這種情況之下稍微有點人性，你就不應該這樣把我們這樣抓起來，是不是？我們這幾個母親，不就是五十件T 恤衫，就算是五百件T 恤衫，能動搖政府嗎？能危害國家安全嗎？不可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