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提到外界舆论谴责中共当局的拘捕行为时，她表示：

张先玲：不应该抓嘛！不应该抓我嘛！什么道理嘛！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觉得T 恤衫不合适你就不要，你把他扣起来就完了嘛！是不是。

红峰：今天是王楠的生日吧！

张先玲：对，是。

红峰：在家里有什么纪念吗？

张先玲：我们早上去，因为每年的惯例就是我们4月3日的早晨就要去万安公墓，因为王楠的骨灰放在万安公墓。我们就在万安公墓去祭扫他，今天我们还照例还是去了，去了给他祭扫了一下，买了一点鲜花，这样子。回来以后当然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天性，每到这个时候心情就是非常的不能平静。因为从他出生时候的情况我都历历在目，所以我想起来心里非常的不好受。同时我也想到不是我一个人遭遇到这样的噩运，有那么多的妈妈们，父亲们，或者是妻子们、丈夫们都在为自己的亲人随时随地，时间虽然冲淡，心情是一样，都在痛嘛！

红峰：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还有一个最大希望就是这样的事情再也不能重演了。

张先玲：是啊，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事情恐怕要再重演也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如果说这桩事情不搞清楚，没有一个法律的形式来把它固定下来的话，这个东西也很难保住再重演。抓人这种事情这个恐怕可能性是很多的。

平时警察的骚扰是家常便饭，拘捕却是头一次。

红峰：等于说您以前就经常有这方面的骚扰是吗？

张先玲：我应该说不是很多。丁子霖她遇到的事情比我多的多。这样抓起我来还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以前就是只是或者是我要到哪去，他跟著我，或者是我要去祭扫他头一天告诉我不要去，我说坚持要去的话，他们也同意，或者是跟监警车，这种事情是会有的。像这样的还没有，第一次。丁子霖至少是第二次的吧！她在社会的监管也关了45天。

红峰：但是他们抓您的时候有什么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做的吗？

张先玲：是，是按照法律程序。就说他出示的证件都是正规的，首先出现的是拘传证，后来发的是拘留证。

红峰：什么理由呢？

张先玲：他写涉嫌就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多少多少条，那个意思就是说涉嫌犯罪或者是涉嫌某个案件吧这样。详细条文我背不下来，一个是他传唤我的传唤证写著是涉嫌叫犯罪嫌疑人，他说是因为根据的是刑诉法第50条。第二次的拘留证他是根据著刑诉法第61条，下边是被拘留人，没有说犯罪嫌疑人。

红峰：他就是认为您收到一个包裹。

张先玲：对，对。

红峰：是您要求给您寄的，还是别人给您寄的？

张先玲：应该说这个事情我事先知道，我事先知道人家要送我们T 恤衫，然后我就同意了，因为如果不同意他不知道我的地址，后来我告诉他我的地址，他就寄给我了。也许我很天真吧！我很天真，因为我觉得几件T 恤衫嘛！只是做一个纪念，我当时是想他们寄来如果海关觉得不合适，他们就会把它没收掉，就不会给我，我想的太天真了，现在看来我想的太天真了。

张先玲女士认为这个法律是可以随便解释的，几件T 恤衫又能危害国家什么安全呢？

张先玲：我觉得这个法律就是比较随意解释的，因为它并没有一点明文的哪一条，因为根据他提出来的那个所谓违法行为，违反条例吧，一个就是海关法吧！好像。海关法他们就说你寄的是T 恤衫，但是你寄东西的上面写的是毛巾，这个就是货品和货名不符，这一点就是在海关法。但是这一点这不是我写的，这件事情不应该赖在我身上吧！我并没有叫他写毛巾。再一个就是说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觉得这个不存在，这条根本不存在。我们收到是几件T 恤衫，为什么会危害国家安全呢？根本谈不到的事情。

红峰：但是释放您的时候，有给您什么样解释呢？

张先玲：没有什么解释，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解释，他给我看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本来还可以申请监视居住的，但是现在考虑到你就是说事情都讲的清楚，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也是相符的，所以就不监视居住你，就恢复你的自由了。拿句普通话讲就是「抓也有理，放也有理。」这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吧！

在告之他们被拘捕后，海内外民主人士要求释放的呼声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文教授林培瑞为「天安门母亲」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张先玲女士表示：

张先玲：我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只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了，所以我才站起来为我的孩子争取一个正义，然后越来越擦亮我的眼睛，就是这样子的。

张先玲女士并再次强调：

张先玲：其实我想我们已经再三提出来，我们希望对话，希望慢慢的解决问题，我们并不任何其他什么暴力、什么破坏社会稳定，这些对解决问题一点都不利。我跟丁子霖老师还有其他天安门母亲都认同这个，我们群体必须要做到合法、公开和独立，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要作秀，我们也不想炒作，这是我们一直行事的一种原则，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合法性有时候真的是很困难。

红峰：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您还愿不愿意跟我们再说一下当年您的儿子王楠整个的情况过程吗？

张先玲：唉，我怎么说呢，我每次说起来心里都会很难受，我大概的跟你讲一下吧。他是一个中学生，19岁，是月坛中学的学生，在学生运动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很懂的甚么的，因为他不太热衷，后来因为他骑车上学的路上，那时候我家住在紫竹院，他到月坛上学，他每天骑车要骑半个多小时的路，自行车路上会遇到一些大学生，他很自然的就跟这些大学生们聊一些天安门的情况，然后慢慢他就热衷起来的。

后来我听别人说他每天中午几乎都去照相，他很喜欢照相，结果就在那天晚上，六月三号的晚上，他就带了照相机，骑了自行车，穿了一身军服，带了一个别人放在我们家的一个头盔，就骑车往天安门去了，他出去之后我想了想他走的路线，大约是从北海后门那条线，从北长街，然后往南长街走，因为他死在南长街的南口，当时如果从天安门走是肯定过不去的，他可能是从后海那边走过去的，可能从北海前门吧，到北长街，然后从北长街，穿过南长街到天安门去照相，因为他走之前曾经跟同学打过一个电话，他说我要去记录历史的真实镜头，因为他在十点半钟曾经问我一句，他说妈妈你说会开枪吗？我说不会开枪的，我说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但是我说你不要出去，外边也很危险，他说你放心我不出去，没想到他还是出去了，然后他带上照相机，戴上头盔，就骑车到了南长街南口。

后来经过我找了一些目击的人告诉我，当时戒严部队打枪过来的时候，他跑出去照相，就被打倒了，打倒之后群众拥上去要救他，但是戒严部队就不准就说他是暴徒，谁要是上来救他我们就把谁打死，结果群众也没办法，只好后退了，这个时候从南长街的北口来了救护车，这些救护车想要开到南长街以外去长安街上救人，但是也是不准出去，车上的医生就下来跟戒严部队交涉，说我们是医生，我们要去救伤员，戒严部队说不准走到长安街上去，不准出去，这样他们就只好来了两次救护车，都是交涉不成，都从南长街的北口退回去了，这样长安街上受伤的人们就得不到救助。

后来我的孩子是因为从西单一路那边有几个医学院的学生，他们跟在戒严部队后面不知道怎么样能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帮我的孩子包扎了伤口，他摸他的胸口还有点体温，看到他有个学生证，是他当时在花园村中学借读时候旧的学生证，他一看他是个中学生，而且当时那个学生证还写著年龄只有17岁，事实上当时他已经19岁了，他拿的是前两年的学生证，那个医生一看就说他还很小，希望把他抬出去抢救，当时那个戒严部队就不准他抢救，说不准抬出去抢救，你要救就就地救，那当然救不活罗，后来到3点多钟他去世了。

凌晨3点多他去世以后，那些医学院的学生说他已经去世了，我们是不是把他抬出去，好让他家里的人来认领，结果戒严部队说不准抬出去，那么他们就只好守他到了早上6点天亮了，戒严部队就赶他们走了，他们就只好放下他，除了王楠之外还有一些尸体吧，他们就放下了，在王楠还有两个尸体，他们就放下这三具尸体，他们医学生就走了。

有一个学生就到外边就给学校打个电话，这样我们家后来才知道王楠的死讯。事实上找到他的尸体，是在十几天以后，在14号才找到他的尸体，他的尸体在当时在护国寺中医医院通知我们去认了，结果他那个尸体当时中医医院的人告诉我们是从天安门旁边有个二十八中学，从二十八中学墙外给挖出来的，他那个坑里面当时埋了三个人，因为他穿了军服以为他是戒严部队，所以就把他拉到医院去了，那些人大概就是烧掉了吧，因为身上没有证件，不知道他们是甚么人，后来王楠尸体到了那边医院之后，查了几次证明他不是真正的现役军人，就通知了学校，学校通知了我们家，我们在14号才找到他的尸体。

唉，我说，要不是说我的孩子的尸体从天安门旁边的二十八中学挖出来的话，我根本都不会相信在天安门埋人，不要说别人，我也不会相信，但是这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毕竟埋了那么多人，但是他穿了军服，我们找到了他的尸体，后来别人还给了我一张他从土里挖出来时候的照片，那真是惨不忍睹，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起码有一个星期都睡不著觉。一个好好的孩子，我觉得你怎么样都可以，不应该把他打死，而且打伤之后还不让救，死了之后还不让抬出来，最后给他埋了，埋了还不只他一个人，所以在我们寻访的人里面，有13个人到现在都没找到尸体，这个都可能都是在附近埋了的，然后烧掉，或者是怎么样的。

记者转告张女士，蒋彦永医生在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中指出，中共「六四」开枪时使用了国际禁用的开花弹以及群葬是国际审判暴政、独裁的依据之一。张女士反问：这是五千年文化的国家吗？

张先玲：就是两军打仗，也不能不救伤员，救护车都来了，就是不让救，这还有一点人性吗你说说。人家已经死了，你还不让抬到医院去，还要给他埋了。唉，我都说不下去了，我以前说这些事的时候很悲伤，真是眼泪都哭干了，因为我孩子当时找到尸体的时候，头上有一圈绷带，我想肯定有人救过他，然后他曾经借读过的花园村中学，他那个学生证不是花园村中学的吗，花园村中学有个老师告诉我说，他们学校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有个人通知他们学校说你们学校有一个学生叫王楠，学号是多少，他在几点几分受伤，几点几分死去了，我当时就想，他的学号很长，居然这个人能背下他的学号来，说明他看见过这个学生证，或者学生证就在他那里。

后来我就打听这个人，终于打听到这个人了，这个人到我家来了，把学生证，小楠身上带的车钥匙，还有一些其他的都给我送来了，他也把当时的情况跟我详细的说了，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戒严部队不让救，不让抬出尸体来呢，都是他亲口跟我讲的。

张先玲：事情发生了以后我花了很长时间，开始的时候当然我很受不了，人真是要疯了。之后我想来想去，我相信我这个人还比较理智，我想我不能疯，我也不能把眼睛哭瞎了，我还要找找我的孩子到底怎么回事，把他的事情弄清楚，后来我就开始找，就找到了他当场击倒了之后的目击者，也找到了救他的医生，也找到了一个就是关于埋我儿子的线索。再后来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在这期间我也认识了丁子霖，我们两人就执力来寻找当时死难的人，大体就是这样。

记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先生，在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信中说，「这几位妇女之所作所为，给「六四」受害者的家属雪里送炭，这是别人无法给或不敢给的难得安慰。」

张先玲：当我寻找到一些其他的像我一样情况的人的时候，我也感到为他痛苦。同时，我不知道在那里看过一句话说，分担别人的痛苦就是减轻自己的痛苦。我在寻访的过程中我就有这种体会。就是找到很多人之后我的心、我的痛苦还是有。但是跟从前不一样了。我感到有很多人都跟我这样不幸的命运，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的寻找，然后我们应该努力的认识这些人。

在我们没找到他们之前，他们都非常压抑，因为他们不可能跟很多人来说这个事。现在好多了。以前好像这事都不能说似的，说了好像，怎么说呢，也怕别人会歧视或者怎么样，现在好多了。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有些人都是痛哭流涕的说我多少年压在心里的痛苦能够跟你们来谈，有共同的语言来交流。有个80几岁左右的老嬷嬷吧，她原来总是在心中感到非常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痛苦，总是怨恨自己的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后来我找到她之后，她就说不是我的命不好，而是这桩事情作的太不对了。然后她现在也是跟我们很好的交流，而且之前她也是天安门母亲的一员。

记者：林培瑞先生在信中还谈到，「天安门母亲」的意义还比这一层深许多，他们的榜样能对全中国起几种深远的好作用。一是不怕说真话。在中国的「枪打出头鸟」的政治文化里，人人都不愿意在敏感问题上公开的说心里话，但一旦有人挺身而出，以后大家的真言实语就越来越容易说了。二是「天安门母亲」的价值观的具体内容「真理」和「母爱」。

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里，公共道德的严重下滑已经变成众所周知的事儿了，传统美德早就摧毁得差不多了，社会主义的漂亮口号，为人民服务等等，也早就彻底落空了，导致了一种全面性的价值真空。后来江和邓时代发财第一的心理来了，金钱和自私填补了价值真空，几乎全中国向钱看了，我骗你、你宰我、争先恐后、纸醉金迷，只有天真的人才相信道德。亲爱的诺贝尔委员们：这不是中国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祸。中国文化最深的根子还是追求道德的，今天的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是有不可磨灭的道德追求。法轮功提出了「真、善、忍」，基督教、道教和佛教也复活了。

张先玲：我也是认为人最起码的底线就是要说真话，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人就应该说真话。尤其对不好的事情应该说真话，这样不好的事情才会没有，才会越来越少，如果都把不好的事情说成好事，那不就是糟糕了。中国吃这种说假话的亏还少吗？不能再说假话了，再说假话中华民族就完蛋了。

红峰：天安门母亲寻找难属的工作，您和其他的母亲打算还继续作下去吧？

张先玲：那当然，一定会作下去的。这次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我当时在看守所里我真的心里很著急。因为我的先生正好在我抓起来第二天要去住院，因为他心脏有病，我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他身体不好，脾气也太不好，我在看守所非常非常的担心这个事。再一个我也非常非常担心天安门母亲的其他人们。我不知道他们对这种突发的我跟丁子霖都抓起来，黄金平我们三个人都同时抓起来的，他们会急到甚么程度？他们会怎么样，我非常非常的不放心。心里很惦记著，我出来以后，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我心里觉得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们天安门母亲真的是打不垮。不要说关了我们六天，就是关了我们六个月、六年，这个事情还是会继续进行下去的。

记者：对于中共的拘捕和抄家，张女士表示：

张先玲：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做事情实在是有点不太明智，因为我认为甚样的事情都应该化解。如果你真的觉的我们这些T 恤衫上面有些甚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把T 恤衫没收，然后来找我们谈谈或是怎么样。而且蒋先生刚刚做完心脏的手术，我的先生马上因为心脏要住院。在这种情况之下稍微有点人性，你就不应该这样把我们这样抓起来，是不是？我们这几个母亲，不就是五十件T 恤衫，就算是五百件T 恤衫，能动摇政府吗？能危害国家安全吗？不可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