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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告訴未來!(七)艱難歲月(多圖)
1999年10月26日,在北京郊外一家賓館的這間會議室裏,一個由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主持召開的新聞發佈會正在祕密舉行。在座的是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紐約時報等西方主要媒體的駐京記者。他們是在當天接到通知後被輾轉帶到這個地方的。 1999年10月26日,法輪功學員在北京郊區成功地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揭露迫害,有7家世界著名媒體記者到場。 美聯社攝影師 碧翠斯.特賓(Btrice Turpin):兩天前我在天安門廣場拍攝被抓住,和以往一樣,我不得不把磁帶藏在內衣裏面躲了過去。警察威脅說,如果我再拍攝有關法輪功的內容就會把我趕出中國。現在剛剛過去2天(就遇到這個新聞發佈會),所以我當時確實感到有些緊張,但更多的還是興奮。 西方記者不尋常的經歷和感受,源自於此刻中國對法輪功的嚴酷打壓和對相關信息的嚴密封鎖。 7 月20日之後,法輪功學員的大規模持續上訪,使鎮壓事件成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美國ABC電視、加拿大電視、日本電視、瑞典電視、巴西電視、澳大利亞電視、美國國務院、CNN電視等海外媒體相繼做了報導。雖然人們此刻對這個修煉羣體還沒有太多的了解,但從自由、人權、法律的角度出發,西方社會普遍對中國領導人的強制鎮壓手段持批評態度。 澳大利亞電視臺一位記者表示:人權組織說,這個事件再次證明了,只要中國政府高興,法律可以被輕易地丟到一邊。 形勢的發展並沒有像江澤民當初設想的那樣--讓法輪功迅速地消聲匿跡,鎮壓反而使這個羣體走上了世界舞臺。這時,他急於改變這種被動的狀態。 從 8月到10月,江澤民頻繁出訪世界各國。在參加了與吉爾吉斯坦和俄羅斯等前蘇聯五國元首會晤之後,又接連訪問了泰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亞太國家以及英、法、葡萄牙、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沙特阿拉伯等歐洲和中東地區。這些訪問名義上是爲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重申對臺灣問題的強硬立場,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外交、中國國土資源以及經濟利益等手段迫使其他國家對鎮壓法輪功採取合作態度。 8月24日,江澤民向前蘇聯五國元首提出反對「人權高於主權」的國際法則,並稱之爲「新幹涉主義」。隨後,他與各國簽訂了《中吉哈三國國界交界點協定》和《中吉國界補充協定》,將部份有爭議性的領土劃分鄰國。 9月13日,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親自將一本宣稱法輪功「欺世害人」的宣傳小冊子贈送給美國總統克林頓和其他19個成員國的元首。 10月25日,在宣佈向法國訂購價值25億美元的「空中客車」飛機兩天後,江澤民以國家主席的身份接受法國《費加羅報》社論委員會主席佩雷菲特的書面採訪。在採訪中,他首次公開將法輪功定義爲「邪教」。 按照中國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是沒有權力擅自作這樣的宣佈的。對此,有媒體評論說,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帶有明顯的個人色彩並且非常情緒化。第二天,中國各大官方媒體頭版頭條刊載了江澤民的講話。10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規定對違犯者可判處高達終身監禁或死刑的刑罰。 對法輪功學員來說,江澤民在世界範圍的新一輪攻擊無疑又是一場嚴峻的挑戰。在挑戰面前,最能看出一個民族的性格。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敢於走真理之路,敢於爲真理而不畏生死,真正和平、理性、不屈不撓的羣體。 1999年10月28日的北京新聞發佈會就是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邪教」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的第二天召開的。 美國學員程女士:那時候學員非常的艱苦,他們住在北京的郊區,身上又沒有帶多少錢,但是爲了參加這個記者招待會,專門有人負責把每個人裏外的衣服都穿戴的整整齊齊,包括還買新的衣服。就是說,在那個時候一定要展現我們大法弟子的風貌。而且在那個時候我們國外的學員還和他們商量,就說,你們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用真名,這樣對你們太危險了。然後國內的學員說,一定要用真名,我們就是要堂堂正正的,怎麼可能用假名呢? 當天晚上,美聯社和路透社向全世界發佈了消息。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新聞發佈會的照片。這是國際社會第一次有機會了解這場在中國發生的迫害和這個正在遭受迫害的修煉羣體。 其中一位發言的學員名叫丁延,十天前她剛從河北省石家莊趕來北京爲法輪功上訪。在天安門派出所,她因爲拒絕說出自己的家鄉被警察雙手背銬著來回拎,但卻始終沒有配合。新聞發佈會後,她因爲在廣州參加修煉心得交流會而再次被捕。一位當時在場的學員是這樣回憶的-- 美國學員孫女士:就是整個警察感覺到黑壓壓進來一羣。臉色都是鐵青的,就讓我們蹲下。這時候丁延就說,我們就在這裏召開我們神聖的法會吧,她說我想把我在法會上的發言稿給大家念一下。她當時就在屋子中間,我們大家就圍著她。她就開始念她那個「讓生命在正法中輝煌」。然後她唸的時候,我們都在落淚,我記得有小警察也在落淚。丁延唸到一半的時候,底下就上來一個穿西裝的人,從屋子外面就闖進來,就想制止丁延念。就動武的那種的。然後我記得丁延在我前面,背衝著我。我記得她就是把手輕輕地一抬,就說「請你讓我把它唸完」。結果那個警察就到一邊去了。她就沒有任何人打擾地從頭到尾,把她在法會上要念的稿唸完了。 只有親身經歷過那種場面的人,才能體會甚麼叫做勇氣。2年後,丁延在河北承德監獄被迫害致死,年僅32歲。 在法輪大法的學員中,敢於爲真理而不畏生死的,何止是一個丁延。 就在30多位學員成功舉辦新聞發佈會的同時,近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也正分散在北京四周,尋找機會爲法輪功上訪。當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沒有地方安身。北京的許多旅館、客棧的大門口,都掛著這樣的牌子,街道和居民區裏見到的是這樣的情景。一部由澳大利亞電視臺實地拍攝的專題報導,記錄了學員們當時的艱難和困苦。 澳大利亞報導:我們有的住在外邊,就是馬路上。有的住在旅店。有的住在,就是說,更髒的地方都有,甚麼地方都有,馬路上、地下通道里 廣州學員李女士:當時到北京,好多都是在流浪的,想找地方住下來。有幾十個人,我們看到好像有幾間空房子,就跟女主人說明來意。當時有一個弟子她來聯繫的,是新學員,剛看了一遍《轉法輪》,她就很好心想幫忙,她就跟那個女的說,「大嬸,我們都是做生意的」,「我們是從哪兒來的」,「一大堆人,都是親戚」, 「在你這裏租一兩個月」。然後那個女主人她一看,怎麼還有穿軍裝的,還有像教授的樣子的,有男的,有女的,還有小孩,還有老的,反正她覺得很奇怪。她說現在租房子很嚴啊,你們不像是做生意的。然後我們學員就誠實地跟她講,「大嬸,我們是練法輪功的」,「我們相互之間都不認識」,「到了北京就想一起交流交流」,「先住一段時間再去上訪」。「如果會給你帶來麻煩的話」「我們現在就走」,「如果不會給你帶來麻煩的話」,「希望能給我們提供這個方便」。然後那個大嬸她也很善良。她說,開會是這麼說了,練法輪功的都是「邪」的,我了解法輪功,你們看上去不像壞人。她說我還是不敢作主,她得問問她丈夫。她就趕緊把她丈夫招來了,她丈夫一看就是一個很仗義的人。開著摩托車,嘟嘟嘟嘟地來了。我們一直在等,心裏很焦急。他一進門把我們每個人上下都看了一眼,他一拍大腿說,我就租給你們法輪功!他說,法輪功都是好人。 這對善良夫婦難得的正直,把人們帶回到了鎮壓剛剛開始的那段歲月。隨著一場深入揭批運動在全國展開的同時,各地方政府、工廠、農村、學校、企事業單位都被要求嚴格監控自己所在地的法輪功學員,保證他們不去北京上訪。那時候流行的口號是「看好自己的門,管好自己的人」。在中央610辦公室的直接干預下,鍾靈毓秀的水木清華,再也不平靜了。 原清華大學輔導員楊先生:有一個學生叫李義翔的。他就是說不斷地去上訪。結果給他找一個很封閉的地方,就是在八達嶺下面有一個地方是清華大學核試驗的一個地方,叫200號,在這個地方是一個偏僻的山區。然後進行封閉式的「洗腦」。 始建於1911年的清華大學,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是一所國際知名的高等學府。99年7月以前,全校有10多個煉功點,300多學生和教職員工每天參加集體煉功。鎮壓開始後,這裏立刻成了重點的打壓對象。 原清華大學煉功點輔導員楊先生:因爲在歷史上,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四人幫」也是抓清華、北大兩校,成立一個寫作班子。叫「梁效」(兩校),用它來發表文章。因爲他認爲清華、北大在輿論界是一個牽頭人,是有影響的。所以這次呢,他們又走這條老路,認爲清華和北大是有影響的,所以李嵐清又是抓科技文教的,他就到清華來蹲點。就是說,如果不能使學生順著他說的話,就把這些幹部都撤掉。用權力來壓服這些人。所以當時呢,學校校黨委的副書記,和他系裏的書記,組成由科學院的所謂專家,宗教界的人士,還有公安部的人員,還有學校保衛處的人員、紀檢部的人員,組成20多人的所謂專家教授。對李義翔進行輪番地「談話」。逼著他做違心的思想工作,讓他說法輪功的不好。 這個時候,爲阻止法輪功學員在國慶節期間上訪,全國範圍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祕密大抓捕。一些省、市、縣還作出規定,上京人員一律要憑單位介紹信才可買到車票,各地車站都佈置了警察和便衣。公安明確告訴學員親屬,法輪功學員若是第一次被抓,拘留 15天;二次或二次以上的,將處以3年或3年以上徒刑。 原中央樂團大提琴師陳先生:它把我們上訪的行動啊,實際上在他們看來是一種敵對行動。就好像你到了這一槓就劃爲敵我矛盾一樣。我感覺是這樣。過去運動也是它都有槓槓的。我們發現一上訪了以後,對我們的態度就更加的冷酷。你要是再不改變,你得考慮考慮你的房子會不會收回,你那個退休金還給不給你。所以中國的憲法規定的權利呀,公民的權利呀,那可以就是這樣的,根本就是廢紙一張。 1999年10月10日,從山東招遠傳來凶訊,一位名叫趙金華的42歲婦女,在去地裏幹活時,被招遠市張星鎮派出所抓走。因爲拒絕放棄修煉法輪功,在經過10天警棍、膠皮棒、和手搖電話機過電的折磨之後,趙金華於10月7日去世。這是鎮壓開始後傳出的第一個迫害致死案例。聽到這個消息,海外的學員們坐不住了。 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遭到慘無人道的折磨。 美國哈佛大學生物物理碩士袁峯:當時學員就非常非常的著急啊,想怎麼能幫助國內的學員呢?就想,我們要去聯合國總部。所以很多學員從美國各個地方到紐約來。非常想向聯合國呼籲一下。當時大家也並不知道怎麼做。想開開記者招待會啊,甚至於有學員想我們是不是要絕食啊,或者有些行動真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大家也是個摸索的過程。當時我就記得有這麼一個聯合國工作人員就問我們說:你們到底到這裏來幹甚麼哪?你跟科菲.安南提議嗎?或者是跟聯合國提議嗎?因爲當時國內有很多學員因爲聯合國祕書長科菲.安南要去中國,所以他們很多人聯名寫信,把自己的名字地址全都簽在上面了,給聯合國寫信。當然這些信息被公安弄到以後都被用來迫害他們了。他們就冒了那麼大的危險跟聯合國講,中國迫害法輪功,讓他們關注。結果這個工作人員就說,你知道安南的工資是誰發的嗎?還不是中國政府嗎?你們說這些能有用嗎?這當然可能說的比較過激,但是這是當時的一種事實,沒有人能夠聽你的,或者真正能夠做些甚麼。 瀟瀟風雨滿人間 真善忍中心更堅 暴雷一聲震天怒 悠悠怨怨境變遷 在這個烏雲籠罩的日子裏,許許多多的學員都在思考,在反思,在渴望化解這場強加在大法和師父身上的不白之冤。這一時期,海內外學員紛紛在明慧網上發表文章和心得體會,交流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自己對「護法」、「正法」、「堅定實修」以及「大道無形」等等問題的思考和實踐。 當時在英國的報社主編郭軍,從一個人們熟悉的神話故事中受到了啓發:我有一次煉功的時候就突然想起了小時候學的一個故事,叫愚公移山。我們每個人都懂這個故事。那次煉功的時候我突然明白了它是一箇中國傳統文化中修煉的一個故事。因爲長期以來用人的力量的對比,就是做一件事情就覺得我要是力量大,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就去做。如果我解決不了,好像力量處在一個比較小的狀態我就不做,因爲做就會浪費自己的實力,因爲沒有結果。後來我發現這個思維就是我修煉要去掉的一個狀態。雖然當時我修煉已經好幾年,我覺得好像已經放下了很多名、利、情,不追求世間的一些執著,但是我發現就是這個思維,它本身的這個觀念也是很強的一個障礙。後來我明白了愚公才是真正的聰明人。他遇到困難,雖然大山這麼高,但是他堅定他的信念,他要做一件事,他就這樣挖下去。我就想呢,我們現在遇到的整個國家機器對我們進行誣衊。那麼這個時候我覺得,不管我力量再小,但是我們沒有做錯,我覺得我們應該憑著這個信念,不管人再少都要把事實的真相講出來。 日本法輪功學員遊行請願,要求停止迫害。 在當時,學員們的這些行動被一些人看成是「傻」,是「雞蛋碰石頭」,甚至被一些人說成是「搞政治」,「鬧事」。但是,經歷過那段艱難歲月的人們都知道,如果沒有對真、善、忍的正信,如果不是真正地作爲一個修煉的人,這些事情是做不出來的,也絕對堅持不下去的。居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唐女士,給我們講了一個給中國旅遊團發資料的故事。 [法輪大法就是好!] 在這些被便衣和警察當衆毆打扭送的人們中間,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教授,也有從未出過遠門的農村婦女。有收入百萬的公司經理,也有生活困難的下崗職工。年齡小的只有幾月,年齡大的已是年過古稀。有的全家一起進京,有的在天安門廣場才剛剛認識。每一個有機會見到這種場面的人,都會在剎那間被震撼。 2000年4月,法輪功學員在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舉行記者招待會。 美國法輪功發言人張而平:當時中共派了幾個記者到會場上來破壞,他們不但不問問題,而且用法語,我們反正也聽不懂,我們當時都是用英文來講的。當時這個記者很可笑,因爲我們想把這個迫害情況講出來,真相講出來,他們不讓講,這恰恰說明他們害怕這個真相讓國際社會知道。那麼很多國際媒體對這個事情非常感興趣,不但把這件事報出去了,而且在日內瓦當地最大的新聞報紙上還登了照片,而且講到中國政府的記者是自編自演,出了很大一個醜。 法度衆生師導航 一帆升起億帆揚 放下執著輕舟快 人心凡重難過洋 風雲突變天欲墜 排山搗海翻惡浪 堅修大法緊隨師 執著太重迷方向 船翻帆斷逃命去 泥沙淘盡顯金光 生死非是說大話 能行不行見真像 待到它日圓滿時 真像大顯天下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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