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的目瞪口呆，就责问这个警察，他们这么多人，我会殴打他们？世上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吗？这个警察接著说我要有人证，试问，一个被一群绑匪绑架的人质还有义务去找人证吗？办公室里的十多个绑匪全是人证，还要到别处寻找吗？

后来这些绑匪又要劫持我到我家，并且要暴力占据我家。他们要逼迫我和太太帮助他们寻找和绑架刘红和她丈夫孩子。我十分担心这伙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绑匪再去绑架我的太太和孩子，因为他们也直言不讳地一再地告诉我他们的罪恶目的。到了那种地步，为了保护妻女不受辱，我也只有与这伙绑匪拚死一战。家里有铁锤和菜刀，按照法律，我有权正当防卫，打死他们。但是他们人数太多，而且他们为了预防我反抗，也专门找来两个贯于打斗的打手，就是张建国和最后来的那个匪徒。

当他们劫持我走下楼的时候，正好遇到那个谢警官，我要争取一个机会。于是我告诉他，我现在要被他们劫持到另一个地方。他稍微有点吃惊，就把我带回办公室，我再次叙述了我的受害经历。那些绑匪气的咬牙切齿，要过来打我。谢警官这回觉得不妥，就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办公室。然后他又离开了。

那伙绑匪又围上来，再次威胁我跟他们走，我坚决地拒绝了。最后，那个姓何的绑匪又给了我最沉重的一击。他用手指直戳我的眼睛。我顿时感到剧痛。手摸眼睛，我才意识到受伤了。我的眼球被戳伤，渗出血来。

后来这伙绑匪终于走了，我急忙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报警，叙述了我受劫持和受殴打伤害的经过，他们让那个谢警官又回到办公室。我要求他做一份笔录，他拒绝了，然后递给我两张纸，让我自己写。但是我找不到笔，而他又走开了。

又等了一段时间，那个所长突然回到办公室，说自己开会去了。我要求他们记录我这段受害经历，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带我去一间值班室，让当值的那个谢警官做了简单的报案记录。他们坚持认为我没有受到绑架，而是被「群众」扭送到派出所。我问他们，这是扭送吗？难道我有任何犯罪行为吗？难道一伙流氓可以任意扭送一个无辜者到他们想到的地方去吗？他们围困、辱骂、威胁无辜的妇女儿童，难道不是犯罪行为吗？别说我实际上除了报警，并没有参与营救受害妇女儿童的活动，就是参与了，难道在警察看来，不仅不是正义行为，反而有罪，要被流氓团伙扭送到派出所来拘禁、殴打、恐吓吗？

两名警官无言以对。当我最后要求他们派一名警员护送我去医院验伤治疗时，他们拒绝了。尽管我告诉他们绑架者临走时威胁我要派两名黑帮打手跟著我，找到我家。

伤痛难忍，我只好捂住受伤的右眼，独自前往医院。先后找了两家县级医院，我才找到一名眼科医生。途中我给太太打了电话，才得知她们早已在我到达之前分别逃出。

我虽然受了绑架和伤害，但我仍然为我太太自豪。因为一贯胆小的她竟然敢冒著被匪徒们发现劫持的危险，从虎口里救出两个小孩子。后来她告诉我，当她带著3岁宁宁和7岁的曼曼这两个孩子越窗逃亡时，她紧张的几次都差点摔倒。人们可以想像一下，这些丧尽天良、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匪徒，都敢绑架劫持殴打我，如果逮住营救两名受害儿童的她，会有甚么可怕的结果！

噩梦般被绑匪劫持的经历虽然只有一个下午，却让我心力交悴，精神几乎崩溃。我回到家里，就准备好菜刀铁锤，危急时刻能顺手操起。年迈的父母得知我的遭遇，异常愤慨与伤心。他们一个劲儿地责备我太太多管闲事，发什么善心，发什么慈悲，要为别人的孩子冒这么大的风险和代价。他们深知这个社会的险恶，以及有政府背景的黑社会的猖獗程度。

我从医院回到家中，发现我太太受不了责备，已经带著两个孩子回到我们那已经不安全的家。我虽然决心控告那伙凶恶的绑匪，却不知他们的姓名，我也从未见过他们。

正好受害者刘红和他先生马志明打来电话询问，他们一再地向我道歉。我却急于弄清这伙绑匪的情况，好控告他们。

迫于绑匪集团的势力，警方显然有意庇护绑匪。何况我前不久系列报道了蚌埠退休工人集会示威、堵塞交通的情况。蚌埠警方显然对我不满。加上我又是长期受迫害的政治犯，他们更不乐意帮我主持公道。

也不仅仅是因为我的以上特殊情况，使我难于讨回公道。普通民众在遇到黑社会绑架、围攻时，往往更加束手无策。压在普通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本来就是贪官污吏、黑社会团伙、不法奸商。

这段恐怖的经历使我更加憎恨这个黑暗腐臭的社会。当那些腐败的官员和警察接受每一笔贿赂时，去庇护那些黑社会罪犯时，实际上就是在鼓励他们进行更多的犯罪活动，勒索到更多的钱。而只要犯罪团伙把犯罪利润的一部分交给腐败官员，就可以不断地犯罪。黑社会发展到现在这种肆无忌惮的程度，可以说全是腐败衍生的恶果。

这伙绑匪有男有女，甚至有20岁的男女。个个凶恶无比，而且撒起谎来，造起谣来，做起恶来，眉头都不皱一下。

各级贪官污吏怎么不想一想，他们培养这么多黑社会匪类，制造这么多愚昧而猖狂的暴徒，难道不会有一天这些匪类反过来也去撕咬他们吗？一个社会充斥大量的暴徒，危险最终都会降临在每一个人头上。

后来我了解的这起绑架案的起源更让我吃惊。原来马志明和刘红夫妇也是席卷中国的征地拆迁运动的受害者。他们不愿意象那些上访者那样悲惨地去到处告状，而是选择了请有关官员吃喝玩乐，结果反而被索贿。老马两年来则一直在等候征地拆迁补偿，建造装修投资共计达300万的房子，光彩大市场只给100万补偿。两口子欲哭无泪。而据说给他帮忙要补偿的人之一，就是蚌埠市委一位副书记的司机张明生。张明生狂赌成性，一次输掉了7万元，找马志明“借”。当时马没有钱，张明生就说他老婆何是放高利贷的，月息三分利。于是就安排老马借了何10万，当场给张明生拿走7万，老马后来又付了6千元高利贷利息给他老婆，实际上老马只借了他们夫妇2万4千元。一待老马的拆迁费到手，这个放高利贷的犯罪团伙就要收取15万、乃至30万的本钱和利息，我也不清楚他们是怎样计算的，可能出来高利之外还有要付给专业讨债打手的报酬。老马知道他们势力强大，只好躲避到北京，却没想到这伙黑社会流氓会围困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而我们夫妇，则是听说朋友的孩子受困，想去帮助两个无辜的儿童，却不幸触怒了黑社会，堕入如此危险、乃至我被绑架的深渊。

我多次看过由于四川警方的不作为，而被活活饿死在家中的3岁小女孩李思怡的有关文章，每次我都叹息这个社会的冷酷黑暗，流下伤心的眼泪。我也曾撰文表达过对这起事件的愤怒。而我们夫妇这次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帮助两个小女孩，受到围困、绑架、威胁、伤害，才算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都这么冷漠和冷酷，因为主持正义，守护良心实在太危险了，代价实在太大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再碰到这样残酷的打击，怎能承受的了？所以绝大部分中国人才选择了冷漠和冷酷。

而我们夫妇这次毅然救援马志明、刘红夫妇的两个孩子，还因为老马当年也曾经热情洋溢地参加过89民运，并且受到过政治迫害。而还有一个更令人心疼的原因，则是他们那个7岁的女儿曼曼，是老马在街头拣来的双胞胎弃婴之一。

老马当年在街头看到两个刚出生就被遗弃的双胞胎女婴，一时良心冲动，就抱了起来，然后送去福利院。福利院却说，这得民政局批准，每天丢在福利院门口的活著的弃婴太多了，他们只能当垃圾扔掉。

老马又去民政局，找了几回才找到局长，局长说这得市长批准，他也无权。到处奔波了几天，老马才了解到，中国根本没有一个收养弃婴的地方，各地官方的民政局，都只是象征性地收养一些儿童，那也得经过地方政府要员特批，因为牵涉到支付抚养费的财政问题。

老马这下惨了，太太很不满他这样自找麻烦，最后甚至跟他离婚。3年之后，老马才找到一个愿意收养一个孩子的朋友，总算帮他减少了一半负担。后来老马又结了婚，幸亏新婚妻子刘红非常善良，竭尽心力照顾这个孩子，老马才算心里安定。但是孩子上幼儿园、上学，都需要高价。为了给孩子办个户口，夫妻俩送了很多钱贿赂民政局和公安局官员。现在这个女孩受到如此彻夜惊吓，我们夫妇真的非常担心她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所以刘红逃亡时，我们虽然自己也处在被绑架和恐惧之中，担心这个高利贷黑帮团伙随时可能打上门来，我太太还是勇敢地收留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晚上我与太太商定，不管付出怎样可怕的代价，我们都要保护好这个苦难的孩子，一旦那伙黑帮要来绑架，我太太就尽可能带著孩子逃出去，而我来掩护，无辜受到如此奇耻大辱，已经使我决心在家中用菜刀铁锤迎战这伙丧心病狂的流氓人渣！

我一边遵医嘱用冰块敷我受伤血肿的右眼，一边艰难地写下这些字句。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这个世界，中国社会是多么地残酷黑暗！越来越多无辜的中国人，都在被逼上绝路，逼上死路，不得不准备著与邪恶势力决一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