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新社广州10月9日电：中国每年发生伤害7千万人，死亡80万人，占总死亡数的11%。“伤害”已成为中国1至30岁年龄段人群的第一死因。这条消息来自“第三届中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官员和各方专家与会。该报导说，伤害可分为：非故意伤害，如道路交通伤、空难、海难、溺水、中毒等；故意伤害，如自杀，谋杀、暴力、恐怖袭击、虐待等。这篇文章还说，近年来，中国每年发生多起突发伤害事件，伤害每年使二百万中国人遗留功能障碍，190万人终生残疾；每年伤害的医疗费高达340亿至1170亿元人民币，社会代价达1360亿至4680亿元人民币。专家介绍说，自杀是首位伤害死因，每年有25至35万中国人死于自杀；其次是车祸和淹死。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140万人因伤害而夭折。

上文所列举的“伤害”显然并不包括执行死刑的数字，也不包括未能统计上来的死亡数字。我在相关文章中曾提出过，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犯人大约在1万人左右。而上述统计所覆盖的案例大约只占实际案例的85%：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案例没有进入媒体视野，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存在严重的隐瞒死亡事故的情况。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95万左右。

80万人是甚么概念呢？它意味著中国每年发生200次911恐怖袭击，接近3次“南京大屠杀”，或者7、8年就完成一次纳粹大屠杀。今天，至少在江泽民“十五年盛世”中，中国每天至少有2222人因“伤害”而死亡。你正坐在办公室里与朋友聊天，或者正在海滨浴场，或者正在网络上与他人争吵──与此同时，中国有2000多人正血肉模糊地离开这个世界。无论你有怎样“理性”的心灵，你无法否认，中国每天都发生著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屠杀。让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是，世界对这静悄悄的大屠杀听之任之，而中国精神几乎完全缺乏这种概念，没有兴趣把邻居的大量死亡对像化。这种悲剧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正是“稳定压倒一切”政策下发生的。显然，对这个社会负有管理责任的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那些负有、特别是自认为负有“代表”资格的各类精英，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一些朋友不理解我为甚么总是反对任何关于中国精神状况的赞美之言。事实上我当然理解对黑暗中的“半吊子自由”进行某种鼓励的正面意义。但总的来说，“半吊子自由”无法改变“我们是有罪”的这一基本真相。1989年以来，“中国思想”在三大事件上都是有罪的：第一是在“六四”问题上，中国精英基本上保持了沉默。第二是在法轮功事件上，中国精英再度沉默。第三就是“非正常死亡事件”，每年至少80万人的鲜血，却没有激起任何像样的抗议和伤痛。在如此灰暗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接受赞美和奖品呢？当悲剧正在上演的时候，“公共良知”怎么可能有心情不去抗议反而“按英雄排座次”呢？如果我们缺乏抵抗的勇气，至少也把这种互相抚慰的精力节省下来用于忏悔吧。大屠杀的在场者，十字下的旁观者，已经丧失了尊严。而对这种丧失缺乏清醒意识，就是第二次丧失尊严。这是不可救药的堕落。

2002 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凯尔泰斯．伊姆雷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凯尔泰斯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的经历”。文学院高度评价了他的处女作《无法选择的命运》，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遗憾的是，“奥斯威辛”不是“人类堕落的最后的真实”，我们仍然生活在大屠杀之中。我们解脱的唯一办法是，身在其中的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身在其中。我们没有理由说每年80万人的死亡是例外事件，“中国的大屠杀”是整个文明时代的羞耻。中国的大屠杀没有造成一点悲剧气氛，它没有死难者也没有幸存者，但它确确实实拥有著死亡。这个死亡拥抱下的浮华时代，“智子”取代“安妮”成为唯一的文字记录者。

为中国大屠杀死难者哀！

2004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