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開始，中共與金家政權關係逐漸惡化。
到江澤民時代，「鮮血凝成的友誼」再掀狂飆。
金家政權的耍無賴，國際社會已經見怪不怪。就在六方會談的餘音猶在之時，無賴強調再次響起：中國副外長王毅在記者會上高調肯定本次會談的成果，而朝鮮人卻在上飛機前發表否定會談的宣示，稱「會談毫無意義」，並向世界發出核訛詐。讓作爲東道主的中共政權極爲難堪，只能強化中共高層內部對金正日的厭惡。最近，中共關於中朝關係的一份內參指出：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如果金家政權在發展核武器上一意孤行，中國最終將犧牲朝鮮（見香港《成報》8月30日報道《中國不再抗美援朝 關係變化北京文件露玄機》）。而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朝關係已經每況愈下。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韓建交被金家政權視爲「背叛」，曾一度使中朝關係陷於冰點，以至於，1993年北京角逐奧運主辦權時，被拯救者朝鮮爲了報復其恩人中國，而投下了「壓倒駱駝的稻草」的一票，致使北京申奧失敗。西方的自由國家無法起到的制裁中共政權的作用，卻由另一個極權國家做到了，讓中共政權有苦說不出。
北京出於政治考慮，在國內宣傳上，把申奧失敗的責任全推倒西方國家身上，以便淡化朝鮮背後下絆子的政治影響，但是，中國百姓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事實真相，93申奧失敗是中國民間思潮的轉折點，由八十年代的親西方轉向反西方，民族主義情緒由此濫觴。但是，在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高漲的同時，也使中朝友誼在中國人心中的大幅度貶值。
因爲，朝鮮的下作行爲，喚醒了國人對社會主義陣營相互爭鬥的痛苦記憶──中蘇決裂和中越反目，特別是對中越關係的痛苦記憶仍然歷歷在目：曾經幫助北越政權打敗美國的中國和前蘇聯，在北越政權心中的地位卻截然相反，前蘇聯仍然是背後撐腰的老大哥，而中國卻成了兵戎相見的敵人，鄧小平決定對越宣戰時，卻要尋求資本主義美國的支持。我還清楚地記得，1979年的中越邊境之戰，在我這代正在讀大學的年輕人心中激起的波瀾。朝鮮的下作行爲，因爲，西方杯葛中國，畢竟還有制度對立和六四大屠殺的理由，而且是公開進行的杯葛；而朝鮮背後下手，沒有任何道義上的理由，只能解釋爲極端無賴行爲。這樣的中朝關係，似乎也到了反目成仇的邊緣。
換言之，昔日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兄弟國家，幾乎全部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而西方的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卻變成了可以交往的經貿夥伴。這不能不令中國人重新思索國際關係中的敵與友。這件事，是國人改變對朝鮮的態度的開端，也促使學術界對中朝歷史的重新檢討，相信也會令中共官方重新考慮中朝關係。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和民主意識的覺醒，赴朝旅遊的中國人逐漸增多，大陸媒體上披露朝鮮現實和還原中朝關係真相的文章也逐漸增加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人對朝鮮的看法。當年支持「抗美援朝」的萬衆一心，已經被金家政權的忘恩負義所代替；當年對朝鮮電影《賣花姑娘》的美好記憶，已經被大量飢寒交迫的朝鮮難民所代替；對矗立在平壤市中心的千里馬形象，已經被大饑荒中的餓孚遍野所代替；朝鮮人現在所經歷的地獄般的生活，甚至比中國的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時期更爲令人恐怖。
我讀過十幾篇的中國遊客的旅朝觀感，無一篇褒揚，哪怕是稍有好感的文字都沒見過。最突出的印象是朝鮮的貧困、封閉、愚昧之駭人聽聞，而在這種表面現象的背後，是絕對極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朝鮮之生活貧困，可謂是赤地千里，比之大躍進時代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饑民們爲挖野菜而爭奪，爲活下去而人相食、而千方百計地逃出故鄉。中國，這個一向以輸出非法難民著稱的國家，卻成爲朝鮮難民的避難所。朝鮮難民中的大多數人，並非爲了逃避政治迫害，而僅僅是爲了不被餓死。「瘦小呆板」，幾乎成爲中國遊客對朝鮮人印象的標誌性描述。
在動輒上百萬人的盛大遊行集會中，在炫耀武力的閱兵式上，金家政權的濫權、自私、腐敗、殘酷與朝鮮人的畏縮、封閉、愚昧、狂熱相結合，形成了當今世界罕見的極權政治景觀和深重的人權災難，對金家父子的個人崇拜，遠甚於「一句頂一萬句」的毛澤東時代；非自然死亡者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超過10％，遠遠超過毛澤東時代的最極端時期；就連充當導遊的朝鮮人都負有祕密警察的責任：隨時監視遊客和每天向組織彙報。
朝鮮人之飢寒交迫，連充飢的野菜都是稀有食品；朝鮮之政治黑暗，可謂連夢都不敢做錯。
2003年9月2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批評家
——原載《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