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周、鄧二人同爲早年留法學生，1949年之後二人的治國理念也有相似之處，但二人的關係並非如中共宣傳的那樣緊密和諧，周、鄧之間既無緊密的工作關係，更談不上私人情誼。事實上，周、鄧的私人情誼和政治上的緊密合作，不過是中共黑箱制度下，鄧小平利用周恩來的身後哀榮，來實現自己的權力野心的謊言。

大陸政論作者劉曉波在文章《周恩來是鄧小平弄權的工具（上）》中說，正如高文謙所言：「長期以來，人們有一種誤解，認爲周、鄧之間的個人關係很好，鄧小平的復出是周恩來起的作用。事實上並非如此。從政治上來說，鄧小平與毛澤東有着更深的關係。鄧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說是毛一手扶植起來的。」（《晚年周恩來》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夠解釋：爲什麼在中共七大上還地位平平的鄧小平，卻在八大上超越許多中共元老而躍升到高層核心；爲什麼「劉鄧路線」的一號人物劉少奇，在文革中被開除黨籍且屍骨無存，而二號人物鄧小平卻保留黨籍；爲什麼在林彪死後不久，毛就重新啓用鄧出掌國務院和軍隊的權力；爲什麼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否定文革的問題上，壓制胡耀邦等人公開批毛和民間思潮（西單民主牆）對毛的清算，使本來勢頭良好的非毛化運動戛然而止，以至於餘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權謀大師毛澤東畫像仍然掛在天安門上，他的幽靈仍然躺在天安門廣場的正中，成爲掩蓋中共罪惡的巨大陰影。

在中共奪權的時代，鄧還沒有進入中共核心權力層，自然與周沒有多深的關係；中共高層的歷次權爭之中，鄧與周也並非同一戰壕的戰友，在30年代的蘇區，鄧作爲鐵桿毛派，與毛一起遭到黨內排擠；在毛澤東時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鄧出掌書記處要職，成爲最高核心層的七常委之一。之後，周管政務，鄧管黨務，二人在工作上絕少合作。周更多是陷於具體事務之中，而鄧更多是充當毛的打手，特別是在反右和中蘇大論戰中，鄧都扮演了毛的前臺打手和發言人的角色，五十萬右派的人權大災難，九評檄文對中國的外交內政的巨大負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實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鄧之所以被打倒，就在於毛懷疑他有緊跟劉少奇的苗頭，但毛還是捨不得徹底廢掉鄧，而是留有重新啓用鄧的迴旋餘地。所以，鄧於70年代中期復出，也絕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權力。何況，周又在最關鍵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劉鄧」，鄧怎麼可能信賴周的爲官爲人！

發動文革的毛澤東，已經處於病態的權力恐懼之中，對自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從不放心，翻雲覆雨的權力痙攣一再發作，一個個接班人也隨之身敗名裂。林彪死後，毛受到巨大精神打擊，身體狀態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從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確表示想把權力交給周，但在尼克松訪華之後，海外輿論把恢復中美關係的頭功算在周的身上，國際社會對周的好評如潮，這必然使多疑的毛對周產生猜忌，懷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於是，毛便在此關鍵時刻再次啓用鄧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權力擴張。因爲，毛知道，以智慧、人脈和能力而言，他的私黨「四人幫」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鄧小平，無法對老練的周形成有效的鉗制。只是由於鄧復出後的咄咄逼人，與毛的私黨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鄧，但仍然是「批而不廢」，爲鄧日後復出奠定了基礎。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問題敲打周，親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會議，毛讓鄧小平以中央委員的身份列席會議。鄧在會上的發言，沒有批評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錯誤，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言外之意，無非是警告周不要學林彪。如此發言的份量和陰毒，遠在對周的外交錯誤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誅心之論和落井下石。而周恩來象以往一樣，來個自我上綱上線的深刻檢討，再次涉險過關。

同時，毛召集各大軍區的司令和政委開會，先強調：如果中國出修正主義，我還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敵友，辨認出「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繼而向與會者宣佈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祕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參謀長吧。」（《晚年周恩來》P472－474）毛主觀認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顯然是指周恩來。所以，毛擡出鄧小平，先讓鄧在1974年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等於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權；接著又讓鄧出掌國務院和軍隊的實權，是爲了在內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鄧之間的關係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後再次復出的鄧小平，固然對毛的權術陰毒心知肚明，但他對周的無條件挺毛、周對文革應負的重大責任、以及周的奴顏和圓滑，也同樣了然於心。他掌管最高權力之後，對周的評價，話雖不多，但一句「沒有總理文革的結果可能更糟；沒有總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麼長。」已經隱約地道出了鄧對周並無多少好感。但這並不妨礙鄧小平利用周恩來的身後哀榮，來實現自己的權力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