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話重複一千遍就變成真理，在中共反覆宣傳下，「三年自然災害」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漸漸成爲一個俗成約定的歷史名詞。近幾年偶而因海外媒體揭露，中國人雖然知道在這三年當中確有幾千萬人餓死，個別老人也還記得當時吃人肉的殘酷情形，但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接受這一看法：特大經濟困難純粹是因爲自然災害。

但事實是：那三年並沒有發生大的自然災害。發生如此慘禍，純粹是毛澤東好大喜功，欲與蘇聯爭奪共產主義世界的霸主之位，幻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於1958年推出所謂「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所謂「三面紅旗」的經濟政治運動，將中國折騰得民窮財盡，罔顧國內人民處於極度飢餓狀態，繼續支援「社會主義小兄弟」國家，因而導致中國餓死那麼多人。

那麼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謊言又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呢？

「三年自然災害」這一特大謊言的逐步完善

如果有心人仔細閱讀60年代最初幾年的《人民日報》，並仔細排列有關這次災害的官方說法，就會很清楚地這一謊話的編造與逐步完善的過程。

從中共官方媒體看，儘管1959年已出現因飢餓而大規模死人的嚴重饑饉，但官方卻一直嚴厲封堵有關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的歌舞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後，官方文件和新聞媒體才開始偶而用「嚴重的自然災害」這一詞彙來描繪當時的特大災難，爲這場由政府一手製造的國家罪錯開脫。經過幾個月吹風，中共宣傳機構將此謊言逐步定格爲「三年自然災害」，將一場人禍硬給解釋成「天災」。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一改以往歌頌大好形勢昇平景象的調子，爲世界描繪出一幅子虛烏有的圖畫：過去兩年來，中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在紙面上製造了規模更大的「自然災害」：「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持續不斷的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這場巨大國家罪錯的污水桶，毛澤東與共產黨照樣「光榮偉大正確」下去。至於老百姓的記憶，從來就不重要，毛澤東曾經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只要毛澤東還繼續擔任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就無人敢提出與官方不同的說法。彭德懷只是就這件事談了點真實情況，毛澤東就將他整得在餘生中只有「向毛主席低頭認罪」一途，哪裏還有人敢再捋虎鬚？

毛澤東自知國難深重，將抓經濟工作的擔子撂給了劉少奇。經濟形勢稍有好轉後，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幹部大會，劉少奇在會上代表中央做報告時，總結過去幾年工作中的失誤，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說法雖然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但所謂「三分天災」的說法還是嫁禍於天，因爲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根本不應該出現饑饉。而劉少奇這一說法卻大大得罪了毛澤東，身爲罪魁禍首的毛澤東從此開始謀劃倒劉，儘管劉少奇曾經是第一個將毛澤東奉上神壇的始作俑者。

1978年部分清算毛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時，在「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中共如此解釋這一歷史事件：「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至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這一說法雖然開始涉及政策錯誤，但關於自然災害和蘇聯毀約的部分則依舊是嫁禍之辭。因爲蘇聯毀約發生在中國的大躍進已造成經濟崩潰之後。蘇聯之所以毀約，是因爲對毛澤東一心一意圖謀成爲共產主義世界霸主的野心有所警惕。1957年秋毛澤東曾在莫斯科宣稱，「社會主義國家有了原子彈後，應該把社會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減少幾億也在所不惜。」隨後中國開始的瘋狂的大躍進，原因是毛以爲通過「大躍進」可以使中國擁有強大國力。必須提醒注意的是：蘇聯毀約影響的主要是軍工項目，若當時這些軍工項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國至少可以少餓死上千萬人。

1959－1961年中國到底發生過特大自然災害沒有？

由於中國的學術研究受到相當嚴厲的控制，很少有研究現代史的學者敢於觸及這樣的問題：在那三年當中，中國到底在哪些地方發生了如此嚴重的自然災害，以至於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特大災禍？直到80年代中期，中國曾出現過一段曇花一現的相對寬鬆時期，一些經歷過那段困難時期的學者運用中國官方公佈的正式氣象水文及自然災害記錄進行研究，澄清了這一歷史真相。

分析歷史資料，可以發現對中國經濟影響最大的自然災害首先是氣象災害（洪澇、乾旱、颱風等），其次是地質災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國自然災害的特徵是出現頻繁、但以區域性災害爲主。據官方統計，中共建政以來，在一般年份裏農作物受災面積達6億多畝，其中成災面積約爲受災面積的一半，佔耕種面積的六分之一，因災害每年平均少收糧食400億斤以上，直接經濟損失200億元，2億以上的人口會遭受各種自然災害的襲擊，通常每年會造成5千至1萬人死亡。查閱中國的自然災害記錄可以發現，從1949年至1958年幾乎年年有災，有時災情甚至十分嚴重，但中國的糧食產量仍能逐年增加，農業生產形勢良好。「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之後也同樣沒有多少風調雨順的年份，持續性乾旱對農業影響很大，特別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這些災情同樣沒有妨礙農業的增產，更沒有造成全國性饑饉。

具體分析1959至1961年這三年的自然災情資料，學者們發現這幾年沒有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嚴重洪澇災害，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閩、粵、桂持續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漲，東江流域發生洪澇災害；7月至8月晉北、冀北、遼西和內蒙中東部雨量多於常年五成到兩倍，出現洪澇災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號颱風使廈門損失嚴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颱風影響沿海各省有暴雨，遼、魯、蘇、浙、閩受災較重，黑、吉東部雨澇；7月底8月初川西持續5天暴雨，部分地區有洪災。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較大範圍的暴雨過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現較大洪水。

此外還在一些地區出現局部性旱災。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自然災情是旱災。1959年7至9月間渭河、黃河中下游以南、南嶺、武夷山以北地區普遍少雨，鄂、豫、陝、湘北、川東旱情嚴重，接著華南出現秋旱，廣東、福建兩月無雨，這些基本上屬於局部性災害。1960年冀、豫北、魯西、晉、陝南、遼西等冬小麥產區冬春少雨雪，乾旱持續到初夏，山東汶水、濰水等八條河流斷流，黃河下游範縣至濟南段斷流40天，粵、瓊旱情持續7個月，滇、川、黔冬春連旱，旱情仍屬局部、短期性，由於冬小麥產量在全國糧產量中所佔比重不大，旱災不具全國性後果。1961年冀、內蒙、東北北部、豫、皖、蘇、甘、青、陝、鄂、川、粵、桂和瓊等省區年雨量偏少，雖然受旱面積較大，但災情輕，更不能算是全國性特大災害。

根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中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圖，可以發現：1959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1960年全國乾燥度略大於平均值，乾旱範圍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減輕；1961年從全國來看屬正常年份。因此，從乾燥度距離平均值的分析中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在1959年到1961年期間中國經歷了一場非常嚴重的全國性、持續性旱災。同樣地，金輝利用氣象專家編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也證實，在1959年到1961年間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

據此，學者們認爲，「從我國曆史的災荒實況觀之，有史以來幾乎無年不災，災荒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三年期間當亦不能排除發生自然災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誤，能夠保證足夠的糧食產量」，中國大規模餓死人，實在另有原因。不過，由於沒有言論自由，學者們不敢直接指出：三年經濟困難真正的原因是政府施政中出現了嚴重的錯誤。

1959－1961年糧食減產、饑饉和餓死人的真實原因

如前所述，這三年當中並未發生全國性特大災害，但中國卻出現糧食大減產與全國性糧荒，最後導致數千萬人（主要爲農民）餓死的慘劇。根據對歷史資料的爬梳，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農村的青壯勞力全部被抽去「大鍊鋼鐵」，農田不得不大量拋荒，導致糧食大幅度減產：1959年糧產量下降17.6％，從前一年的2億噸降到1.7億噸，1960年又比1959年減產18.5％，爲2,650萬噸。此後直到1966年糧產量才恢復到1958年的水平。

據專家分析，這三年減產的糧食中只有一小部分與旱災有關，主要的減產因素不是自然災害，而是耕地拋荒和棄收。例如，1958年山東省的青壯年農民都鍊鐵和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減產；1959年秋冬又有887萬青壯年去修水庫；甚至在1960年農村經濟崩潰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動力在修水庫。從1959年1960年，山東省共荒蕪農田約爲6,000萬畝。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責任感，根本未採取任何措施救災，一味粉飾太平。

如果中共政府還稍有政治責任感，認真對待這場饑荒，也可以減少一些餓死的人數。但中共的制度一向鼓勵虛僞與無恥。且看災荒期間中共黨與國家領導人做了些什麼事情。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但荒唐之處就在於，中共認爲自己的制度乃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災荒發生，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而毛澤東歷來